埃内斯托•塞迪略：全球挑战、失衡与全民责任（5）

并且，对于促进重新平衡的这一协定关键是，领导人要毫不回避地清晰表明：一方面，赤字国家需要更多的储蓄并且将更多产品销往他国，从而使其有更多的储蓄和增长的净出口量；其二，过剩国家则必须拉动内需，同时减少对他国的销量。 各方必须妥协，共同以合适的速度向正确的方向做出调整。

这些调整必须在必要的条件下进行。对于赤字国家，他们必须消除影响他们发展的大量过剩资本，并且不能不谨慎地危及他们的财政稳定。对于过剩国家，公认的调整不能通过不适当的要求，比如突然压低利率，危及其未来的经济增长。 我们必须立即彻底摒弃将对不平衡的调整视为G2（美国和中国）的责任的这一观点。这是错误的、有误导性的。

无论是赤字国家还是过剩国家，在调整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上，每一个经济体不仅有其利害关系，而且有其责任。

这对于德国来讲是一个清楚的案例，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有大量活期存款过剩。由于德国被它在欧元区内具有接近于平衡的活期存款户的形象所掩盖，所以，之前这种过剩并未被大量提及。事实是，德国的过剩促成了希腊无节制的消费，支持了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大规模的基础建设繁荣，为葡萄牙的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提供了资金，甚至于使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膨胀。正如并非少数德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适当的时候所显示的那样。德国需要在协定中承诺通过既能有助于纠正全球不平衡，又能加强其欧元伙伴经济复苏的可能性的途径，来减少其大量过剩。 日本是另一个过剩大国，它需要在重新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采取结构性改革使其较少的依赖于外需以促进其经济增长。

这同样适用于具有大量盈余的新兴国家。他们会发现通过内需、从赤字国家吸引更多出口、并在此过程中减少活期账户恶化以重新平衡其经济增长是更健康并且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当然，这种调整必须是协定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对于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欲望必须通过大幅度加强的对抗国际流动资产干涸的多边保险来减轻。作为下周即将举行的G20峰会的东道国，韩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所达成的明确协议是正确的。

由于非常切实的社会以及政治的原因，中国必须努力保持其经济的高增长率。这不仅有利于这个国家，而且对于世界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确有益处的。作为高增长目标的一部分，中国拒绝在其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上，即其巨大的国内储蓄率，做过度妥协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像已经被印证了的那样，作为在最近经济危机中的典范，中国为了其自身的经济增长，还需继续贡献于国际经济环境的良性发展。

正如所有其他重要角色一样，即使在一个促进增长的框架内，中国作为“广泛协定”的一部分，需要适应它的一些政策。这涉及到一个增长的国内投资的组合——接受一些临时的财政恶化和信贷扩张，以及一种人民币的较为动态的调整路径。但是绝不需要达到一些专家在华盛顿以及其他一些富有国家的首都所要求的那种程度。

我坚持认为中国正处于一种幸运的处境，有能力通过增加投资来减少活期账户过剩，这将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中国的增长将更少地依赖于净出口，如果能对现今对于商品交易部门过分支持的畸形进行纠正的话。这些都是通过压缩资本、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资源，最终过分偏置于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生产所产生的畸形。这种调整可能辅之以政策，以推动非贸易商品和服务部门的生产力。

毋庸置疑，在所有大国当中，美国的平衡举措最难实现。一方面，它必须摆脱现在似乎深陷其中的低增长、高失业的现状；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切实制止和扭转其国家债务的增长。

按照合约的规定，一部分美国经济中存在的疲软现象需要来自过剩国的对其出口的较大需求来拉动。但是可能还会需要比这更刺激的措施。直接刺激国内消费不是明智之举。美国家庭部分的减债必须持续一段时间。只有存在额外需求的情况下，才会进行私人投资。其中一些需求将来自出口增加，但是如果将失业率减少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就会需要更多出口。

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看起来是理想的解决办法，短期内可以填补需求的鸿沟，长期来看，可以扩大经济生产能力。新的雇员可以通过临时的减轻工资税而成长起来，最终碳税的交换将会永久的减少。 

不用说，这个广泛协定将会付与所有那些公共财政日渐恶化的赤字国家，尽可能谨慎地实行财政整顿。对于美国来说，比起快速摆脱低增长高失业率的困境，这种财政整顿不会那么痛苦，尤其是当美国降低偏见面对活期账户赤字而实施这种财政整顿的时候，通过注入在协约中的国际协调使其成为可能。

我不断地向你们赘述一种可以重新平衡世界经济的广泛协定将会为每位关键参与者带来什么，它因指引出了一条走出重商主义困境的道路而显得更为重要。 我绝对相信，以合作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是国际社会是否能够掌控相互依赖关系，使之成为全球和平与繁荣的积极力量的试金石。

如果这种合作的方式失败了，那么很有可能解决其他更为复杂，并且将使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的不平衡变得更加困难。仅需考虑那些所谓的富国在世界产出中的比重将从1990年的55%减少到2030年的30%，从现在算起只有20年。单单中国的GDP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在经济力量分配方面的巨大的重新平衡。

和谐与繁荣的持续，不是通过文明间的对抗能达到的，而是需要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的坚定的承诺和高度的责任，不仅仅是几个成员的承诺和责任。因此，作为中国的朋友和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伟大成就的真诚崇拜者，我绝对相信，中国将尽自己的努力。

谢谢！

（作者为墨西哥合众国前总统、三边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董事、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