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4日至25日的匹兹堡会议同时带来了正面和负面消息。会议指出，在全球经济刚刚复苏的背景下，强调全球不平衡性的重要性。 尽管相对于华盛顿共识，对全球不平衡的强调有所减弱，但这仍是领导人的核心关注点。事实上，对全球不平衡的强调促使他们提出了“为了更有力、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框架”。该框架指出，他们将共同努力以确保有利于持续、平衡的增长的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政策，并且将采取宏观谨慎及调节的政策以阻止信贷和资产价格循环成为不稳定因素。”我们可以称这种目的和相关协议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负面消息是：目前，施行领导人所认同的这一框架的途径是徒劳的。 他们接受了“相互评估的合作过程”。这是一种对等考察的机制，并赋予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要的顾问和秘书的角色。
2009年11月7日的G20部长会议的结果使我更确信了途径的无效性。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更多的细节性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要求国家至少提交调整宏观经济的持续政策，并且推动各国有利于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贡献。
春季的部长会议和2010年6月26日至27日的多伦多峰会都提出应用这一框架的过程尚不成熟，很难助于为2010年11月的峰会的最终决定提供有力且有效的相互评估和政策建议。
在匹兹堡会议上，领导人执行他们反复所强调的观点的意愿并不尽如人意。他们在最近的多伦多峰会上秘而不宣的、可笑的放弃了他们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的目标。所以，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一问题上，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11月的G20峰会之多会提出一系列很好的具有协调性的宏观经济行为，但却不能提出任何机制确保其更有可能付诸实践。
对这种担心的确定将是不幸的。
不采取措施抑制使全球经济向关键经济体间的宏观不平衡发展的因素会招致其他的灾难，甚至于更为严重的恶果。使全球经济倾向于对近期危机根源的反思应该足以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拒绝仅将一个单独事件、市场失败、美国（危机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一个国家的政策失误作为危机根源的解释开始反思。
持续的重大危机不可能仅由一个因素引发。未被察觉的市场缺陷、监控失利、金融部门的舞弊、房地产泡沫、过剩影响、最大经济体内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亚洲和中东国家过多的国际资源预先储备都是危机发生及影响广泛的背景。
但是，我同其他人一样，相信全球宏观经济的失衡——一些国家大量举债，而另一些则大量借出，是导致危机的关键因素，并且政策和结构性因素加剧了这种失衡。
事实是，全球经济中的每个关键行为体都在“合作”创造这种已经发生并将持续的代价高昂的混乱。这里的“合作”是消极意义上的合作。现在的问题不是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一些人现在自我安慰的认为自2007年以来全球不平衡已大大减弱。他们的自我安慰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一改变更多的取决于08-09年的经济衰退，而非任何政策根本变化或者结构性改革。
我们并不难设想，随着赤字的增加，国家在努力走出后衰退时期的低增长和高失业的困境，而过多的新兴经济体则坚持带来高增长和经济复苏的出口导向战略，全球不平衡会再次扩大。
更为严重的是，不平衡可能由于错误的原因而不再次扩大。每个关键的行为体都实行针锋相对的战略以应对其认为的竞争对手及其战略，最终，不平衡并没有扩大，却因为经济增长和贸易被破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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