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一、“文明的冲突”论与“新帝国”理论

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1，我于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于《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美国“霸权主义”，在此期间中外许多学者都对亨廷顿的理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或提出了批评。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对他的批评，并补充和修正他的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例如在他为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文明的共性》一节中，他说：“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2虽然这段话也还有一些可商榷处，但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考虑。为什么亨廷顿的观点有这样的变化，正是由于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在该书《西方的复兴》一节中亨廷顿说：“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3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亨廷顿感到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学习走上或正在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当然是他和西方某些学者、特别是政治领袖（如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不愿接受的。这里包含着亨廷顿和某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为什么那些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兴起的国家走上了他们创造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反而对他们构成了威胁？照他们看，这些兴起的国家应该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本应跟着他们走，听命于他们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因而表现出西方世界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在亨廷顿内心真正希望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兴”，“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9.11”以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在试图确立其作为其他文明的霸主的领导地位。

继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0年出版了意大利安东尼奥·奈格利（Antonio Negri）与美国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ndt）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该书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就在我们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形成。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它有效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4基于这一理论，在美国有众多学者在大力宣扬这种“新帝国”论。例如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就是布什的“先发制人”的理论基础）。另外还有一位“后现代国家理论”者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即北美、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二类是现代国家，即他们还是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代国家，如非洲、阿富汗、中东国家。库珀提出并一再讲的一个概念就是“新帝国主义”，其意思是，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5更有甚者21世纪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提出三项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据此，布什总统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提出三大原则：第一，美国要保持“先发制人”的权力；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第三，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6依据这种“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有两条基本的主张：（1）“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保持西方在东亚、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2）“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且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7依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西方、主要是美国，利用着文化上的差异（例如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挑起文明之间的冲突，已使当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局部战争越演越烈。

那么“文明”难道只能在“冲突”中，以实现一统天下的“新帝国”的理论吗？在不同“文明”之间难道不可以“共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