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引导意识形态方式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引导方式，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

（一）执政前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活动

在执政前，党是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者，新的政治文化的倡导者，但不掌握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因而其引导方式只能是一种倡导的或引领的方式。其主要方法是：一是宣传，即广泛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开始，就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及其重要的事情。二是“中国化”，即在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用民族的语言和风格阐述的、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为广大党员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认同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三是批判，即批判封建主义，批判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相适宜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在批判中传播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在这个批判中，不仅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左翼的学者、作家也做了相当多的努力。四是严格党的宣传纪律，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从那时以来，在八十多年的历史中，党在宣传工作中始终坚持这一严格的纪律。这种纪律的作用，就是确保党的宣传工作不脱离党的中心工作，保证意识形态领域的诠释、宣传不偏离党中央认可的方向。应当指出，在旧中国，如果仅仅靠一个处于体制外地位的政党的宣传，并不能在广大群众中确立起新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行为，以土地制度的改革，军事的胜利，新的政治形象，为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国民党自身腐败等诸多问题，则从另一侧面促使群众对一个旧社会及其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产生质疑、放弃的态度。即使有很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了解，但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失望甚至绝望，也能够奠定新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群众心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对执政后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党高度重视理论的宣传，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不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这对于普及党的思想理论，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围绕党的凝聚力，实现党的目标，确有实际效力；另一方面，由于把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方面都作为宣传工作来看，为党的意识形态服务，难免有时会忽略某些学科特有的内在规律，忽略对党内的宣传与对党外群众的宣传的不同特点，这又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党执政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主要引导方式

执政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掌握了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其引导方式有了重大的变化，可以称之为“管理”方式，其特点是倡导与强制相结合，日常宣传与运动式的宣传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以下列基本方式完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化社会化的过程：

1、确立党领导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控制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用新的意识形态替代一种完全不同的旧社会的意识形态，需要有党的政治上的领导

党的领导的实现，与掌握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具体方法是在领导体制上确立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一是党的有关部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都负有指导之责。二是政府内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各部门，均设有党的组织，一切重大问题由宣传部做出带有方向性的指示，通过各级政府部门中的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央明确指出：“各级党委，特别是宣传部，必须加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应定期讨论政府文化部门和文艺团体的工作并经常予以督促检查。同时文化艺术部门本身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必须改进，首先必须克服工作中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一方面深入下层，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向党委和上级请示报告的制度，以便使文化工作受到党的经常领导和监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三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即通过人员的配备调整，以组织路线来确保实现党的政治领导。

2、严格规范书籍出版工作和报刊宣传，为党的意识形态服务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书籍出版、报刊宣传、广播、电影等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手段，党对其实现领导的具体做法：一是突出强调书籍、报刊等的政治功能，二是确立送审制度。建国前后，党关于出版工作的政策中，值得注意并对后来产生影响的是这样的规定：“凡经政府登记许可出版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民主政府对于它们实行事后审查制度”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页）。这个规定，在建国初期，对于确立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同时，党也强调，对党外报纸、刊物、通讯社，除开上述登记、事后审查及各项命令外，不得采取不适当的行政办法去实现这种领导。三是规定重要政治书籍的出版权限。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政治书籍关系重大，出了差错，无论对国内和国外，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和后果。“所以，政治书籍的出版，应当加以适当的控制”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3、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把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全民政治生活的指针

建国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传播的主要方式：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宣传和研究；二是通过不断的思想政治运动，改造人的思想。这对于确立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是不可缺少的手段与方式。但运动式的方式毕竟有局限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系列政治运动无不被赋予思想教育、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把党的主导思想推行到思想界、理论界，并转化为全社会的政治实践。但如果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问题，比如，“左”的错误，那么这种思想运动的负面作用也就相当大。从根本上讲，思想问题一旦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尽管可以收到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往往会出现负面作用，比如，把学术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政治问题混为一体，把思想问题与组织人事上的处理结合起来，既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又往往容易搞混是非界限，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批冤假错案。

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上述引导方式，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为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在一个曾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历史的国家，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奠定了新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工作，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党的领导地位为全社会各阶层群众所接受。

二是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整合全社会意志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人的思想千差万别，但社会的发展要求全社会对某些问题形成共识，比如，对基本的社会制度的认同，在社会交往中对某些基本的道德准则的认同等等。党在引导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形成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崇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方面，起到了整合作用，使旧中国被称为“一盘散沙”的群众，凝聚为被高度动员起来的、具有相当组织性纪律性的、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的集体力量，是最可宝贵的资源。

三是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造就了单一的社会结构，相应地，在意识形态的管理方式上，形成了体制上全面领导、手段单一的控制型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既是计划经济的内在要求，又强化了对计划经济的认同，比如，把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当作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农村的惟一表现形式，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导致后来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产生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时，再次提及改革迈不开步子的原因，主要是拘泥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这说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活动方式，毕竟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应当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革新其活动方式。如果把一切问题都意识形态化，其结果就是反过来以意识形态特有的相对独立性制约着事物的发展。归根结底，全面领导、手段单一的引导方式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意识形态中的问题，有时并不能立即显现其后果，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其负面影响就会浓重地显示出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引导方式就是如此。回顾历史，可以提出三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党的指导思想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偏差，直至“文化大革命”，形成了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且，在全党对此看法不尽一致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地发动“文化大革命”？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什么不少领导干部“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的状态中？

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反思中，为什么会在少部分人中出现所谓“信仰危机”？ 邓小平曾这样概括当时的局面：“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166页）

一方面上述问题与意识形态本身有关，同时也与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方式、引导方式有关。笔者以为，下列问题不能不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提出。

首先，党的指导思想本身需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的。一个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如果不与时俱进，党的纲领、路线就会出现偏差，就易于产生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并由此导致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实行以统制为主的方式。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统制的方式发展到极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经过多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运动，已经形成了一些禁区、迷信，已经开始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风气，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端程度而已。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是否应有所创新有所改进，民主与法治的活动方式是否可以更好地引导社会意识形态。但当时党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其领导方式就很自然地延续执政前的做法。这种统制方式又反过来强化僵化与教条的思维方式。

其次，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需要有民主的氛围、民主的制度作为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是先进的，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的。但科学只有在民主的环境里才能发展，离开了民主的环境，科学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也是如此，没有民主的氛围，没有正常的讨论问题的氛围，没有说真话的氛围，党的思想理论本身就难以以真正科学的姿态发展。因为，任何个人，甚至一个领导集体，对真理的认识都是有限的。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常识。作为各级决策者，以有限的认识，要了解复杂事物的规律，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使决策的正确概率大一些，惟有多听取不同意见。而不同意见的表达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民主的气氛下，人们才有可能表达出真实的意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气才有可能在全党范围内实现。

第三、保障党员的党内批评权利，开展正常的党内批评是防止党的指导思想僵化的重要条件所谓党内批评，指的是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在行动上与党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党的政策、党内生活的某些现象发表不同意见、不同看法。这与党的纪律并不矛盾。列宁曾经讲过，党的纪律的实质，就是“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 （《列宁论党的建设》（中），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1964年11月编印，第595页）。可以说，列宁关于党的纪律的定义，远远超出了我们许多人的想象。实际上，行动一致，这只是党的纪律的实质之一，也是纪律的功能之一。纪律可以维护党的权威，可以保证全党在执行决议时步调一致，是党的组织性的体现。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没有思想原则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而思想原则是从哪里来的？组织原则是可以强制执行的，而人的思想问题是无法强制的，这就需要有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所以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继续说：“没有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能承认行动的一致” （《列宁论党的建设》（中），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1964年11月编印，第595页）。以“党的纪律”来压制不同意见，其实就是邓小平批评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

当然，这里所说的批评，不单是指某些针对缺点错误的批评，那只是一种狭义上的批评。从广义上讲，批评包括了由于对事物的不同看法而产生的争论。就党员个体的认识而言，要达到主观与客观一致的程度，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由多个党员组成的政党，不同的认识主体必然有不同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对事物的看法必定有不同之处。恰恰是各种不同的视角，组成了多维、立体的观察、分析事物的综合性观点。这里，不同思想的碰撞，就表现为批评与反批评。当我们对于新的事物还不熟悉，还没有了解新的规律时，这种碰撞，有效的党内批评，对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尤为必要，其重要性体现为一是可以活跃思想，独立思考，防止思想僵化；二是可以听取多方面意见，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防止认识方法的片面性、绝对化；三是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在经过批评、讨论的基础上达到全党思想上的一致，防止出现不讲真话的现象；四是有利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通过批评澄清是非，团结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