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农民战争[204]

德国农民战争[204]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夏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1875年版，该版原文并根据“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原文和1870年版校对过

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斗争已经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现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行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是很合时宜的。自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粗暴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只是散见于奥顿瓦尔德，黑森林和西里西亚的话，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一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纪初叶的德国状况。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有显著的进步。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了比较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并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生产了。粗毛制品和亚麻布的织造此时已成为分布很广而固定的工业部门；就是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在奥格斯堡制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还有那些工艺品生产部门也特别兴盛起来了，它们是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贵族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例如金银工，雕刻，雕花，铜版雕刻，木板雕刻，锻制武器，雕制奖章，旋工等等。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的注）]和印刷术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205]垄断了海上航路100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就是从15世纪末起，当汉撒同盟已经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的时候，尽管已有华斯哥·达·加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中心。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原料的开采同样也相当发达。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心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佛来米[注：即今比利时北半部地区。——译者注]和英国之后，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却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还很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的利益也极为纷歧，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之点。南部有另外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和北部完全不是一回事；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有一个城市象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伦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远离这些内河和通商大道有若干较小城市，这些城市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而与世隔绝，只需要很少的外来商品，也只输出很少的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能与外界接触，才有新的欲望；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

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分崩离析状态很快就巩固下来了。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统一的纽带断了，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城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忽而互相对抗，忽而与诸侯对抗，忽而与皇帝对抗。自己对自己的地位认识不清的帝国当局，动摇于帝国的各种分子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帝国当局企图象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化，尽管用尽一切计谋和强力手段，除了维系住当时的奥地利世袭土地外一无成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谁最后得到胜利而且一定得到胜利呢？得到胜利的，就是主张保持帝国分崩离析状态而却要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主张在地方省区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诸侯们。这些诸侯与皇帝分庭抗礼，皇帝的地位日益变成与诸侯相似的一个诸侯了。

在这些情形之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阶级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

从高级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已掌握最大部分统治权。他们自行宣战和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省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低级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要将其余的帝国直辖城市及男爵领地吞并。他们对于这些城市和低级贵族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对于帝国政权却是反中央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是很专横的。他们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课赋税和搜刮金钱；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就是在等级会议执行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照例总是通过骑士和上层僧侣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们由于奢侈生活，宫廷耗费，常备军以及政府支出日增而需款日急。赋税重担有加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的保护而免担此重负；于是整个税赋的重担就落到农民身上了，既落在诸侯们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在农奴，依附农以及隶属诸侯的骑士们的佃农身上[注：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略轻，已无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依附农是通过世袭租佃方式附着于封建主土地，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非常之重，比农奴差不甚多。骑士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的形式，而且都可能同时就是依附农。——译者注]。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间接税就实施了；财政上用尽一切巧立名目的办法，以求填满国库漏洞。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帝国自由市愿意借债，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价，一切视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把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出卖，然后又用强力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利用反对派的任何企图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洗劫和掠夺；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当时诸侯们司空见惯的谋取收入的财源。司法也是诸侯们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视的货色。总之，除此以外，当时的臣民还得满足诸侯们的官吏的私欲，实在尝尽了这种“为民父母”的政府的滋味。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中级贵族不是已经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下降到低级贵族的行列中。低级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灭亡。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贫困而只靠从军或任文职为诸侯服务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更小的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日益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都把骑士们这种笨重骑兵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消除了，而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手工业者的情形一样，骑士们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为多余的阶层了。骑士等级需用金钱这件事本身对于骑士等级之趋于灭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宫墙内的奢侈生活，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的豪华风尚，武器和马匹的价格，都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增长了，骑士或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全未增加。专为洗劫和掠夺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贵职业，都日渐变成太危险的事情[注：当时的“强盗骑士”引起城市以及诸侯的痛恨。有许多惯劫的骑士的城堡都被诸侯的或城市所组织的军队进剿捣毁。——译者注]。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和诸侯们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附农们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杂捐，接租费，死亡税，保护金[206]等等，都不顾旧契约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只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们在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把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地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回。

低级贵族和其余各等级同样地不能和睦相处。诸侯所封的采邑贵族想直属帝国，帝国骑士想保持不受诸侯干涉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和诸侯不断冲突。僧侣等级当时高傲的形象，在骑士们眼光中，已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们妒羡僧侣等级的巨大庄园，妒羡他们由于独身和教会规章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注：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下禁止娶妻令以前，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产业常常通过后代继承而脱出教会的掌握。这道令下以后，产业脱出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遂断绝。——译者注]。骑士们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对城市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掳来的人质的赎金过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他们所感受到的历史转变的影响也不算小。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僧侣从此也就多半变成了多余的人；他们日益无所事事和愚昧无知的状况使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越是变成多余的人，他们的人数倒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他们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特权阶层形成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僧侣。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是在其他诸侯的麾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象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在办法上还更加无耻得多。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尊严的人们经常喜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通常的封建征课和贡赋而外还要抽取什一税，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制造灵异的圣象和圣徒遗物，组织超渡礼拜场，贩卖赦罪符，这些都被用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最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僧侣使用修道士来从事政治性的讹诈和宗教性的讹诈，他们的讹诈行为日益推广，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也不断增多。这些高级僧侣以及他们的无数修道士娄罗，正是人们痛恨的对象，不仅是人民痛恨的对象，并且是贵族痛恨的对象。如果他们是直属帝国的话，他们就总同诸侯们过不去。肥硕的主教们、修道院长们以及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们的放荡生活激起贵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担负他们这种生活的重担；他们讲的道越是和他们的生活成鲜明对照，人民的愤怒就越大。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封建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上级不大过问；虽则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如此重要，可是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却远不能和兵营内的修道士娄罗们的警察活动相比拟。因此他们的待遇就坏得多，他们的俸给多半都很微薄。他们都是市民或平民出身，生活情况和群众甚为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居僧侣职位，还是得到市民和平民的同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只是例外，而在他们中间却是很普遍的。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代表平民和农民说话，为平民和农民的事业而上了断头台。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涉及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207]，即帝国税，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从教会税中去开支罗马宫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象在德国——仗恃僧侣人多势大——征收教会税征收得这样热心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以后新任要向教皇纳上任年贡[208]时，征收教会税更是热心和严格。随着耗费的增加，敛钱的新花样，如贩卖圣徒遗物和赦罪符，收取庆祝费等等都发明出来了。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算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

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就从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厢市民中发展出3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富贵家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据有政府席位以及一切城市官职的全是他们。因此他们不仅管理城市的收入，而且也吞食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久经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以各种方式来剥削城市公社以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粮食和货币来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市有森林及牧场的一切权利一步步取消了，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擅自在大路上，桥头上，城门口抽收关税，还抽收其他捐税。他们出卖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还出卖法庭裁判权。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些；刚刚相反，城市派在乡村的官吏们，全都出身望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有贵族的残酷和贪婪外还带上一些官僚制度中的严格性。这样搜刮来的城市收入，经管得极其随意。市政会计，其实纯粹是官样文章，也草率和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阶级，在当时是如何轻易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我们只消回想一下1848这一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那种种侵吞诈骗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了。

城市贵族们曾想尽办法，到处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发生作用，特别是在财政事项中不发生作用。后来是这些老爷们的欺诈行为太不象话了，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求至少要监督城市行政。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行会间斗争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且还由于帝国以及与他们联盟的各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名门望族的官爷们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旧有的独占统治地位，有时是靠诡计恢复的，有时是靠暴力恢复的。16世纪初叶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行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城市中反对名门望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很明确地出现在农民战争中。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所包括的这一部分小市民的多少随各地方情况而不同。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们要求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无论是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扩大市政会，公社委员会）来实现此要求，都无不可。再则要求对名门望族的夤缘植党加以限制，要求对极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加以限制，这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都日益显著了。此外市民反对派最多再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来担任几席政府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名门望族中有不满情绪的没落分子参加进来，这个反对派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行会中，都占大多数。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着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完全一样的成就[209]。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们的腐化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鄙品行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审判权和僧侣免税权，要求普遍地限制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就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每一种行业，以至每一种生活领域，都成为无数特权把持着的禁地；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所以促成无定业无定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都从来没有象16世纪上半期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第三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起了作用：第一部分在镇伏农民的诸侯军队中起了作用；第二部分是在农民秘密结社和农民军中起了作用，在这里随时都表现出他们颓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参加城市党派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一阶级的一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和正在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尚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破产行东，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而和当时市民社会秩序还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和被辞退的奴仆，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介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不能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而其生活状况则和无产阶级甚为接近，这是由当时工业情况以及行会特权限制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可以取得市民资格的师傅。这种复杂成分的混合物的党派态度，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党派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得到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就是这样做着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农民的起义才把他们造成党派，而在这时候他们每有举动以及提出要求时又几乎总是视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深深依附着农村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手工业垄断，他们就不愿意废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随着他们的独立程度他们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他们屈服于他们本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为最近3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提供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中，以致其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在运动中比其他一切成分都暂居上风。这一历史片断，乃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乃是围绕着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形象托马斯·闵采尔而表演的，可是这段历史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何以垮得最快，他们的运动何以在其时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何以表现得必然非常不明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末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还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Bede〕，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复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渔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象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着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210]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因此我们在中世纪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一次也找不到。面对着农民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相倚为盟，严阵以待，此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即无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16世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等级——诸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一种极其庞杂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不免与所有其他等级处在继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中。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被所有其余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略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实远不若当时情况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闹成什么样的混乱现象，那末对于当时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企图的搅扰不清，就容易理解了。

二

地方分权状态以及地方各省的独立地位，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交通条件的恶劣，都使得当时如此繁多的等级要归并成较大的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较大规模的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政治性的宗教思想之普遍传播才开始的。有些等级赞成这些思想，有些等级反对这些思想；所有这些等级把全民集结成（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派或反动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这次全民大分野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相同，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处于溶解状态中；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暂时地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走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我们在过去几年间还能在德意志见到这么多完全类似的事实，那末在16世纪更加复杂得多的关系中那些等级和阶级之间好象混淆不清的情形就更不稀奇了。

尽管有了最近时期的经验，可是以德意志思想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据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正是这一班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制度优于君主专制制度问题的狂热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神授”君权无法继续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要解决“共和制乎？君主制乎？”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可是对于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我们的思想家们甚至今天还莫名其妙哩，虽然关于这些问题不仅来自外国的消息在大谈特谈，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的愤怒的怨声也可听到的。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那末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它就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些异教的一部分是家长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关系侵入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反作用的表现（韦尔登派[211]）；一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城市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反对派的表现（阿尔比派[212]，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注：阿尔诺德在12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伯利霞。他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贝拉德的弟子。1136年他参加伯利霞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他要求僧侣放弃世俗权力，并将财产交与世俗统治者。1146年他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的斗争。1155年他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处死。——译者注]等等）；一部分是农民们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博尔[注：约翰·博尔是英国肯特地方的牧师，是罗拉德派出色的宣教者。当时英国农村中传诵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博尔对农民宣说：“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永远也好不起来”。1381年窝特台勒起义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博尔也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译者注]，皮卡尔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213]等等）。韦尔登派的家长制异教，就形式和内容看来，都可以看成和瑞士人的暴动一样是要阻碍历史发展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这里可以不必谈它。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在12世纪已经可以见到后来的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两大派对立的先兆。这两大派的对立后来使农民战争归于失败。这一对立还继续存在到整个中世纪末期以后。

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église  à  bon  marché〔廉价的教会〕。从形式上看来，凡是异教都是反动的，每一种异教能从教会及教条的向前发展中看到的只是变质与堕落；正因为是这种情形，所以市民异教也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会制度，要求取消独霸的僧侣等级。若要廉价的设施，就得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僧侣，取消罗马宫廷，一言以蔽之，就得取消教会中一切糟蹋钱的事情。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共和国，虽则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这些城市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破天荒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主张：资产阶级统治的正规形式是共和国。城市异教对一系列教条及教会戒律的敌视，一部分可由上述情形来说明，一部分可由当时城市生活条件来说明。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注：薄伽丘（1313—1375）是意大利诗人。他的名著“十日谈”是一部写实小说集，描写1348年黑死病流行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他在此作中也以最深刻隽永的笔锋描写了牧师僧侣的风俗。——译者注]透露得更清楚了。代表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威克利夫[注：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是牧师，并为牛津大学教授，对物理学，逻辑和哲学都有研究，曾译圣经为英文，主张用民族语言礼拜。他驳斥没有教皇，教会即不能存在的说法，认为教皇无权从英国收取贡物，建议政府没收教会土地。他宣称“国王的王国直接得自上帝而非得自教皇”。他主张简化礼拜仪式，减低礼拜费用，并把教会改革为不依赖任何外国力量的民族组织。他的号召在伦敦市民中很得人心，并成为15和16世纪一切反天主教会的改革者的先声。后来的罗拉德派也是他的信徒们建立的。]，在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214]。为什么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在这里只是以反对僧侣的封建主义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呢？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被承认为等级，因为各城市在反对世俗的封建主义及其特权时，已经能够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居于有力地位去进行反击了。

在此我们已经可以见到，在法国南部，在英国和波希米亚都有绝大部分的低级贵族加入城市一方共同进行反对僧侣的斗争，加入城市异教。这种现象，可以由低级贵族依赖于城市的地位来说明，还可以由低级贵族和城市对待诸侯和高级僧侣时利害一致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可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乃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之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结合着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阶级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制度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并且承认此种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贵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基督教义的必然结论提出来的。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和市民异教分别开来，但在14和15世纪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鲜明不同的党派见解了。在14和15世纪，农民平民异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与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的宣教者约翰·博尔出现，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波尔派[215]出现。在塔波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装璜之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这种倾向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更由平民的代表人物在德意志向前发展了。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着，例如鞭笞派[注：鞭笞派是以皮鞭自挞的党人，11世纪出现于欧洲，盛行于13、14、15世纪，自意大利传播于法国南部及荷兰等地。鞭笞派宣称身体上所受的痛苦能够赎免罪恶。此派最初在意大利可作反对皇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故教会不加反对。15世纪的鞭笞派揭穿僧侣罪恶，要求教会改革，于是就开始被教会迫害了。——译者注]，罗拉德派[216]等的狂想。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摈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无特权，又无财产；连象农民和小市民那样一点带着沉重负担的产业也没有。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既无产业又无权利的。他们的生活和当时制度毫无直接的关系，当时制度完全不理会他们。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能仅止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特权自由市民，为什么他们——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迹象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得不把一切建筑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制度、观点、看法认为都有问题。早期基督教中锡利亚式的狂想[217]就和这类想法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超出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结果只是成立了一些原始的慈善团体。暧昧的基督教的平等，至多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要消灭一切官厅，最后只有变成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

这种蛮干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释的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出现在托马斯·闵采尔及其党人里。诚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聚集着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分子，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路德和闵采尔，就理论说，就性格说，就出现姿态说，都各为其党派的十足的代表。

路德在1517到1525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君主立宪派从1846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经历的转变。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1517年最先出来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场根本还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并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阶级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也不排斥任何更为激进的思潮，它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最初时机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在1847年还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中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路德的健壮的农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中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218]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们也被卷入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相信和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日子来到了。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打破僧侣的权力，打破罗马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产而从中渔利。各种派别形成起来了，并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择。他怎样抉择的呢？这位托庇于萨克森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路德的调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见152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贵族书”[219]等文件）。当路德被胡登招请去贵族密谋反对僧侣与诸侯的中心爱贝尔堡和他本人与济金根见面时，路德回答道：

“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语言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语言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勿需暴力而消亡。”

从路德有了这样的转变时起，更正确些说，从路德较明确地确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场对教会制度和教条何者要保留何者要改革的讨价还价，就开始了那一场令人厌恶的外交手腕、阴谋诡计、妥协让步，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220]，这也就是由讨价还价而得的经过改革的市民教会制度的最后定案。这样的买卖，也就是近年来在德国国民议会，妥协议会，宪法审查会议以及爱尔福特议会中以政治形式所进行得那种令人作呕的买卖。官方的宗教改革之庸俗市民阶级的性质在这些买卖交易中表现得最鲜明不过了。

路德如今公然成为市民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了，他宣传合法的前进，是自有缘故的。多数城市倾向温和的改良了；低级贵族参加温和的改良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附和了，另一部分诸侯还动摇着。所以温和的改良必获成就，可以说已有保证，至少在德国大部分地区是如此。在继续和平发展的情况之下，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住温和的反对派的压力。但是任何激烈的震荡都必然促使温和的党派与极端的平民农民派冲突，必然引起诸侯、贵族和一些城市脱离运动，而结果呢，或者是市民阶级党派被农民和平民抛到后面去，或者是所有参加运动的党派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压倒，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之后，就要利用合法的前进来在革命的风波和复辟的风波之间极力顺风转舵，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中也看到不少的例子了。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发展情况之下，任何改变的结果都必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在如此情形之下，市民阶级的改良越是与平民农民的要求分歧，便越要落入改良派诸侯的控制之中。路德自己越来越变成诸侯的奴仆了，而人民也很懂得应该怎么办。人民说，路德也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诸侯的仆人了，人民在奥拉闵德投石子打他，这就是人民对付他的办法。

农民战争爆发了，其实是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的。爆发之后，路德却来采取调解的态度。路德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当政者。他认为暴动之起，都是他们施行苛政之过；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乃是上帝自己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当然起义也是亵渎上帝的，违反福音的。于是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进行和解。

但是这样想化干戈为玉帛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迅速蔓延出去，甚至把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也卷了进去，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良的范围。闵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股起义者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有一些成就，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被包围起来，也许就会被作为叛徒而用枪刺解决掉，市民阶级的改良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倒。此时就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的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和农民暴徒相形之下，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上帝的驯良儿女；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221]。

路德喊道：“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末再没有比你还死得其所得了。”绝不可对农民乱发慈悲。谁怜悯那些为上帝所不怜悯的人，为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徒之列。如果只要农民拿出一头牛来，而其余的牛他们还可以安然享用的话，他们还得好好感谢上帝呢。诸侯们将要从造反事件中学会认识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这些贱民是只有用强力来统治的。“圣人说：Cibus，onus  et  virga  asino〔驴儿只晓得吃草，负重和挨鞭〕，农民只有满腹糟糠，他们既不听话，又愚蠢，所以他们必须听鞭声和枪声，这样做对他们正合式。我们应当要求一件事，而这件事乃是为他们好，这件事就是：他们乖乖地过日子：要不然的话，那就没有多少可客气的了。那就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

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的、博爱的资产者们恰恰就是用的这样的腔调。当无产阶级在三月革命的日子里出来要求共享胜利果实时，他们的谈吐就和上述一模一样。

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于是路德把这个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出真正的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舐食专制君主残盏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忍耐服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侣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圣经里被否定了；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最近资产者又给了我们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还用得着一一列举吗？

现在再拿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和市民改革家路德对比一下。

托马斯·闵采尔约在1498年[222]生于哈茨的施托尔堡。相传他的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做了施托尔堡伯爵淫威之下的牺牲品。闵采尔早在15岁时就在赫尔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并一般地反对罗马教会。他对当时神学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得博士学位，并取得赫尔一个女修道士寺院见习牧师职位。在这里他已是以非常蔑视的心情来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把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之词完全省去，而且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阿西姆[注：约阿西姆是12世纪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他有永久福音的学说。——译者注]的锡利亚式的著作。据闵采尔看来，约阿西姆所宣告和描绘的千载天国以及对堕落的教会和败坏的世界的审判末日，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的大震荡而快要到来了。他所宣说的教义在当地周围地区获得巨大同情。1520年他迁至茨威考成为第一个宣说新教教义的牧师。他在这里碰上有锡利亚式狂想的宗派中的一派，这一派悄悄地在许多地区存在着，表面看来它还是个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宗派，然而骨子里却包藏着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不满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个反对派，并且这个反对派此时也越来越公开和坚决地在大庭广众之间加强鼓动了。这个宗派就是再洗礼派[223]，是由尼克拉斯·施托黑[注：施托黑是茨威考的裁缝，以宣传宗教的共产主义著名。闵采尔也受他的影响，认为他了解圣经高出一切牧师之上。1522年施托黑在图林根和闵采尔一同成为农民战争的领袖。——译者注]领导的。他们宣说审判末日和千载太平都临近了，他们有“幻想，有狂热，有预言的灵明”。不久他们就和茨威考当局发生冲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倒是这一派还受了他的影响，但闵采尔挺身出来保卫他们。当局采取坚决行动来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此城，闵采尔也和他们一同离去。这是1521年底的事。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和胡斯派余党取得联系，力图在此取得立足之地。但是他的宣言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1522年他任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城牧师。他在此已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做起来了。他完全不用拉丁文了，而且在规定念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念这两部分而是全部圣经都选念。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斯特德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人民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此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的攻击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但是他却不象路德此时那样去提倡平心静气地辩论和和平地前进了，他不是这样，他是把路德早期的激烈的说教继承下来了，并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基督就说：‘我来并不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但是你们（萨克森诸侯）[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末没有别的任务，就是去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在路加福音第19章27节里下了命令：‘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主的力量应当勿需你们刀剑之助就可做到这件事，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必须毫无慈悲地消灭掉，就象希西吉亚，居鲁士，约西亚，丹尼尔和伊利亚消灭巴尔的劣僧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回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莠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事奉别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我决不怒斥你们’。”[224]

但是对诸侯们的要求并无结果，而革命情绪在人民中间却一天比一天增涨了。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225]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理性是已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启示。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这就是以文字毁灭精神。因为圣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既无所谓来世的天堂，当然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或万劫不复的地狱。当然也就除凡人的邪欲邪念而外无所谓魔鬼。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师表。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回省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都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大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令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衣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隔着300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破坏了阿尔斯特德附近梅勒尔巴赫的圣玛丽礼拜堂，这是按照圣诫而行事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申命记第7章6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斯特德来平息这次骚乱，并传唤闵采尔到城堡去。闵采尔在此发表了一段说教，这一段说教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位“维登堡的行尸走肉”（闵采尔给路德的称呼）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主张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把福音弄成异教的僧侣和修道士都应该杀掉，他引新约作他的主张的根据。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活着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末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诸侯和贵族就是盘剥偷盗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然后他们却要来向穷人们宣说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见农民和手工业者就掠夺剥削，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消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索，于是路格纳[注：俏皮话：《Lügner》——“说谎者”（闵采尔指路德）。——编者注]博士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

“穷人仇恨贵族，这是贵族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去掉骚乱的原因，年长月久，关系怎会好呢？呵！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呵！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见威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页）

闵采尔把这篇说教付印了；他在阿尔斯特德的承印人受到萨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被逐出境，闵采尔自己被迫令将一切著作交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226]拿到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人都看清楚摸清楚，到底是那些衮衮诸公亵渎神圣把我主上帝变成描画出来的渺小人物。”

他用下述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事情。”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写了一段警语：

“请你注意，我已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已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除根，破坏，击溃，颠复，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座反抗王公、诸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

闵采尔和路德及其党羽的裂痕久已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已承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教会改革都是闵采尔没有事先问他即已实施的。路德抱着温和改良派对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情去观察闵采尔的行动。1524年春闵采尔即已写信给梅兰希通——庸俗不堪而又病魔缠身足不出户的人的典型——指责他和路德都对运动毫无了解。他们只是要以死背圣经字句的方式来戕杀运动，他们的全部教义都只是咬文嚼字。

“亲爱的兄弟们，勿再等待与踌躇，时机已到，夏天已在门前。幸勿与不敬上帝者为友，他们妨害真言发挥全部力量。勿谄媚你们的诸侯，否则你们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温文尔雅之士，幸勿见责，我实不能不如此。”[227]

路德不止一次邀约闵采尔公开辩论；但闵采尔任何时刻都愿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维登堡大学有偏见的听众面前作神学的争吵。他不愿意“只为高等学校证明神明的力量”。路德果真有诚意的话，就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闵采尔的承印人的迫害，取消检查著作的命令，以便论战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报刊上展开。

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出现以后，路德就公开出来做告发闵采尔的告密人了。在他印出来的“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228]中他称闵采尔为撒但魔王的工具，他要求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说邪恶教义为满足，他们还鼓吹暴动并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闵采尔被传到魏玛宫廷在诸侯面前对被告发的叛乱活动作答辩。许多揭发他的事实当场被举出来；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被发觉，他和矿工农民们的组织的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已有人用充军来威胁他了。他还没有回到阿尔斯特德，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当地把他交出；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获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经离开了此城的话，市当局就已把他交出去了。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日益愤懑的情绪使得闵采尔的宣传活动格外顺利。闵采尔在再洗礼派中找到极其宝贵的伙友一起进行宣传活动。再洗礼派本来没有确定的教条，只是靠反对一切统治阶级这一共同目标以及再洗礼派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在生活习惯上是力修苦行，在宣传鼓动上则狂热不倦，勇敢无畏；这一派人越来越多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再洗礼派本身的需要和愿望是由闵采尔替他们明确下来，并形成他们的新教义的。他们因为被搜捕的关系，不容有任何固定住所，于是流浪全德，到处讲说他们的新教义。无数的再洗礼派遭受苦刑，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的勇敢坚毅是无可动摇的；在人民的慷慨迅速增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闵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准备好的立足之地，他随便走向那一方，都有去处。

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229]。约一个月以前，此城附近刚刚有一次农民暴动还没有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闵采尔就在此地暗中进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的肆无忌惮的神学主张，都认为圣经不必有绝对约束力，七种圣礼是无聊的，并且宣称基督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亵渎上帝的。路德大叫：“看吧，撒但又在此出没了，阿尔斯特德的妖精！”闵采尔把答路德书在纽伦堡付印[230]。他率直地指责路德献媚诸侯，指责他虎头蛇尾，扶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由当局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亚尔萨斯，到瑞士，再回到黑森林南部。在这地区，大半是由他的再洗礼派密使促成的起义，爆发已有数月。闵采尔的宣传旅行，显然对人民党派的组成，对人民党的要求能够获得明确的提法，对起义终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此次旅行中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闵采尔早时在图林根即已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在自己周围，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此时闵采尔已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他还进行了从萨克森，图林根经过法兰克尼亚，士瓦本直到亚尔萨斯以及瑞士边境的组织联系工作，并把下列这些南德鼓动家，大半是革命的牧师，吸收为他的门徒，吸收来作同盟的领导者，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马伊埃，苏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贝尔，格利森的弗兰茨·拉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的雅科布·韦埃和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闵采尔本人多半停留在沙福豪森边境的格利森，由此出发巡游赫郜和克勒郜等地区。惊惶失措的诸侯和统治者们到处对这些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害，因而促使平民派反叛精神更加昂扬，团结更加坚固。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鼓动将近5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此亲自领导起义，其详情后面再谈。

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50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象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注：我们在自己的大事纪里都是沿用齐美尔曼的材料，一则由于我们缺乏国外的充分资料不能不完全依靠他的材料，再则这些材料也能完全满足本著作的要求。——恩格斯原注]。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贝海姆，又叫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狂热形式或它的内容看来，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231]以及更激进的诸教派有别）所传布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丧失其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是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之事，另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革命化，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就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此种禁欲主义的宗派徒众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为市民阶级的吝啬，或者流为一种自鸣清廉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小市民气的、行会手艺匠式的省吃俭用而已。无产阶级大众既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抛弃的，所以禁抑之说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们宣传了。

吹鼓手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拜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迅速扩大了；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越加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人人都应亲如兄弟，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不应比别人有更多的东西。一切息金，地租，徭役，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贡赋和劳役都应永远废止；各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的福音。这位预言者的名声，“我们圣母的使者”，迅速传播远方。朝圣者一批又一批地从奥顿瓦尔德，从美因河，柯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从莱茵河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向他祈祷象对神圣祈祷一样；人们从他的帽子上撕取一丝绒毛，仿佛就象得到圣物和护符一样。神甫们出来反对他了，把他的幻想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信仰的群众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叛逆的牧人的礼拜日说教吸引了4万以上的人集合到尼克拉斯豪森来。

吹鼓手汉斯在群众面前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说教。但是他的目的决不限于说教而已。他和尼克拉斯豪森的牧师有秘密来往，还和两个骑士有秘密来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冯·通费尔特和他的儿子，两人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是所计划的起义的军事领袖。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他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信号。

他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说教：“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高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把妇女、小孩、老人们留在家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们的弟兄和伙伴都约来，有多少约多少。但来时不要拿着朝圣手杖，而要带着兵器和武装，一手拿烛，一手拿剑和矛或戟。到时圣母将要把她要你们做的事向你们宣告。”[232]

可是在农民大批来到之前，主教[注：鲁道夫二世。——编者注]的骑兵已在夜间把这位反叛预言者捕获，带到维尔茨堡宫里去了。在指定的这一天，来了3万4000武装农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这些农民大为沮丧。绝大部分散去了；较坚定的一部分集结了将近1万6000人，在孔茨·冯·通费尔德和其子米哈埃尔率领之下一同来到宫前。主教用诺言劝说他们回家；但当他们刚刚开始散去的时候，即遭到主教的骑兵的袭击，很多人被捕，两个人被斩首，吹鼓手汉斯本人则被焚死。孔茨·冯·通费尔德逃亡，直到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了修道院，才许他回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这件事仍继续了一些时，然而最后也被禁止了。

在这第一次谋反未成之后，德国又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平静。直到90年代末，新的农民起义和密谋才又开始。

1491年至1492年的荷兰农民起义是在黑姆斯凯克一战中才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公爵镇压下去的；同一时期在士瓦本北部肯普腾修道院辖区农民也进行过起义；1497年前后夏尔德·埃尔瓦领导的弗里西安起义也是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镇压下去的；所有这些起义，我们都不详论了。一则因为这些起义离真正的农民战争的战场太远，再则因为这些起义直到此时为止还都是自由的农民反抗别人要把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我们现在就来叙述为农民战争作了准备的两大秘密结社：“鞋会”和“穷康拉德”。

在尼德兰引起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腾贵，也于1493年在亚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秘密同盟，还有道地的市民阶级反对派中的人参加这个同盟，甚至有一部分低级贵族或多或少地也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斯塔特，祖尔茨，丹巴赫，罗斯海姆，舍尔维勒一带的地区。这些密谋反叛的人们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就和现在一样用高利贷吸尽了亚尔萨斯农民膏血的犹太人，要求实行一次犹太50年豁免节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要求取消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负担，要求取消教会法庭和罗特维尔的（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限制僧侣俸给为每人50至60盾，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而在每一教区自行选人组成法庭。谋反者们的计划是等到力量足够的时候，就夺取设防的施勒特斯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由此城发难，煽动整个亚尔萨斯反叛。预定在发难的时刻要揭出来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农民的鞋，有一根长长的皮带，即所谓的Bundschuh，这就是同盟的符号。从此时起，在以后20年间，农民反叛密谋都以它为象征，并且都用了“鞋会”的名义。

谋反者们常常是在夜间到寂静无人的洪格贝尔格山上开会。会员入会是经过极为秘密的仪式，并且讲明如有背叛行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临到1493年受难周，正该攻击施勒特斯塔特的时候，事情还是败露了。官方迅速动作起来；许多谋反者被捕获，被严刑拷打，一部分被肢解或斩首，一部分被砍掉手，砍掉指头，放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过这第一次的溃败之后并没有消灭。刚刚相反，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存在下去，并且很多流散在瑞士和南德的亡命者都变成了密使，这些密使到处发现同样的压迫引起同样的起义情绪，因而就乘机把“鞋会”传播到现今的巴登全境。南德的农民，坚忍不拔，从1493年起，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把他们因住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并在无数次溃散，失败，首领被杀之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样的顽强坚忍，实在令人敬佩。

1502年斯拜尔主教辖区还包括布鲁赫萨尔地区在内，当时在这个辖区里秘密农民运动已露形迹。“鞋会”在这地区的重整旗鼓工作确实获得巨大成就。大约有7000人被组织起来，以布鲁赫萨尔和魏茵加腾之间的温特尔格罗姆巴赫为中心，其分支在莱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地带，上游直达巴登侯爵领地。他们的纲领规定：不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任何捐税，什一税，杂税，赋税；废止农奴制度；没收寺院及其他教会产业分给人民，除皇帝一人而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

这是农民第一次提出收回教产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国的两条要求。从此时起，这两条要求经常在农民和平民进步集团中一再出现，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把瓜分教产的要求转变成没收教产以行财产公有制的要求，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转变成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要求。

重整旗鼓后的“鞋会”和原先的“鞋会”一样，有秘密的集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入会的仪式，有“鞋会”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公道至上！”。行动计划和亚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似。计划规定，要突然夺取布鲁赫萨尔，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入会了，要在这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把这支军队派遣到周围的诸侯领地去发挥流动的集合中心的作用。

谋反者中有一人在作秘密忏悔时把计划告诉了忏悔牧师，这个牧师就把计划告发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鞋会”组织分布之广，从亚尔萨斯各帝国等级以及士瓦本联盟[233]都很震惊一事即可看出。他们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最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们的计谋。农民们曾在各处集合，进行武装抵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终不能持久。谋反者有些被处死刑，有些逃跑了；但因秘密保守得很好，所以大部分会员，甚至包括领袖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邻近的领主地区里，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这次新的失败之后，又出现一段较长的阶级斗争似乎趋于平息的时期。其实斗争仍在暗中继续着。16世纪最初几年“穷康拉德”已经在士瓦本建立组织，它显然是和四散的“鞋会”会员的活动有联系的；在黑森林区，“鞋会”以单个的小组形式继续存在着，直到10年以后，一个有魄力的农民领袖出来，才将各处线索重行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两个密谋团体前后紧随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在1513—1515这几年动荡时期里的事。在这时期里，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注：在今南斯拉夫西北部。——译者注]农民同时进行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暴动。

恢复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人是温特尔格罗姆巴赫的约斯·弗里茨，1502年密谋中的逃亡者，曾经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杰出的人物。他自逃亡以后，曾在波登湖和黑森林之间许多地方逗留过，最后在布莱斯郜[注：郜是地理区域名称，这个名称在本书第五章将出现多次。布莱斯郜是今德国西南角与法国瑞士接境一片地区。——译者注]的夫赖堡城附近的勒亨定居下来，甚至在这里当上了护林尉。关于他如何以此地为据点进行整顿组织的工作，关于他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的人拉进组织，法庭侦查文件中都有极为有趣的详节描述。这位标准的密谋家具有外交天才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极不相同的各阶级的大量的人兼容并蓄地吸收到“鞋会”中来：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农民；看来他很可能甚至还把这些人组织到许多种作用悬殊的密谋活动中去。一切可用的分子他都以最审慎最练达的手腕加以利用。除了用较老练的信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全国之外，他还用些流浪人和乞丐供次要的差遣。约斯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为数众多的流浪游民全部都掌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们在他的密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乞丐头子的模样都非常奇特：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东游西荡，指称女孩的脚受了伤，进行乞讨；他的帽子上有8个以上的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有圣阿缔里，有圣母等等，此外还带着长的红胡子，一根安上匕首和针的节疤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亭的名义化缘，拿着香料和苦艾籽向行人兜售，穿一件灰色长外衣，戴一顶红帽子，帽上有一个特里延特小娃，身旁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有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余那些乞丐头子都故意显露着伤疤，都穿着类似的奇装异服。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10人已经讲定了，以2000盾为报酬，要他们在亚尔萨斯，在巴登侯爵领地，在布莱斯郜同时放火，并在萨比林区的教堂集市节这一天至少带看他们的2000人到罗森城来听从曾任过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尔指挥，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之间，一处一处的联络站已经建立起来了，约斯·弗里茨就和他的主要助手施托费尔（夫赖堡人）不断地骑着马巡回各地，并在夜间检阅新入伙的人马。关于“鞋会”在莱茵河上游和黑森林散布情况，法庭侦查文件中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的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相貌特征的记录。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小店主，还有少数贵族，牧师（勒亨镇本镇的牧师就在内），以及失了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组成分子中已可看出，“鞋会”在约斯·弗里茨领导之下已较前大为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开始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谋的分支组织遍及亚尔萨斯全境，今日的巴登，一直到维尔腾堡和美因河。较大的集会常是在偏僻的山上召开，并讨论会务，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首领们的集会往往也约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会都是在勒亨附近的哈特马特山上召开的，“鞋会”纲领的十四条款就是在这里通过的：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而外不承认任何君主；取消罗特维尔帝国法庭，限定教会法庭只能过问宗教事项；凡是所付息金已经和本金数相等的，即一概不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限制僧侣每人只能领一份薪俸；没收僧侣产业和寺院财宝以充“鞋会”军费；废止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永久和平；坚决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一个坚固城市——夫赖堡——以作“鞋会”的中心；一俟“鞋会”队伍集结起来，立即和皇帝进行谈判，倘若皇帝拒绝，就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各点。我们从各点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采取了越来越明确和坚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对温和怯懦分子也不能不作同样多的让步。

预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开始行动。只还缺“鞋会”会旗，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朗去定制会旗。旗上除各种徽号画图之外还有鞋和一行字：“上帝保佑神圣正义事业！”。但是当他不在的时候，留下的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夫赖堡，而且事前就走漏了风声；还有宣传上的一些疏忽使夫赖堡政府和巴登侯爵探出线索，最后由于两个参加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被泄露了。侯爵，夫赖堡当局和恩集斯海姆的皇家政府[注：即南亚尔萨斯和布莱斯郜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总督府。——编者注]都立即出动警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捕获，被刑讯，被处死；可是大多数人这一次还是逃脱了，约斯·弗里茨也在内。这一次瑞士政府大力从事迫害逃亡者，甚至还杀了许多人。但是瑞士政府也和它的邻邦一样无法阻止大多数逃亡者继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甚至又逐渐地回来了。在恩集斯海姆的亚尔萨斯政府最为残暴，它下令处很多人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等极刑。约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莱茵河河岸，但是他常常到黑森林这一边来，从来没有被捕获过。

为什么瑞士人这一次要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员呢？次年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可作说明。次年就是1514年，该年农民起义在伯尔尼、左洛图恩、琉森爆发，而且结果竟然扫除了贵族政府和贵族制度。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到一些特权。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们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们有组织的大军击败，而这种大军正是在瑞士不存在的。

和巴登的“鞋会”同时，而且显然和“鞋会”有直接联系，在维尔腾堡形成了第二个密谋组织。档案证明这个组织从1503年起即已存在，但是自从温特尔格罗姆巴赫溃败以后，用“鞋会”的名称过于危险，因此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亨施陶芬山下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民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乌尔利希公爵政府的无耻压迫和促成1513年与1514年骚乱的连年饥馑都使入盟的人数扩大；新颁行的酒税、肉税、面包税以及每一盾每年要上一分尼的资本税成了骚乱爆发的导因。朔恩多夫城铸刀匠卡斯巴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的首领们集会之处，这个城预定要首先夺取过来。1514年春，起义爆发了。3000——一说是5000——农民开到城下，但是又被公爵的官吏用温和诺言劝说撤退了。乌尔利希公爵在许诺废止新税之后就随带80骑赶来，而这时由于有了诺言的缘故，一切都已归于平静。他许诺召集省议会来审查一切控诉。但是密谋的首领们深知乌尔利希只不过是在对人民行缓兵之计，只待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这些军队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制收税。因此他们就在卡斯巴尔·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穷康拉德总部”，部署召集一次同盟大会的工作，向各处要求派人来参加，并向各方面派出密使推动这个工作。雷姆斯河谷的第一次起义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中间的威信；文书和密使到处受到欢迎，所以5月28日温特尔图尔克海姆大会有维尔腾堡所有各地区派来的很多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从速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此地出动把起义向四面扩大。正当德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和维尔廷根的一个有声望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劝导汝拉山的居民加入同盟的时候，起义就从各方面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被袭击而且被俘了，可是巴克南格，温能登，马克格伦宁根等城都落入与平民联盟的农民手中了，从魏茵斯堡到勃劳贝伦，从勃劳贝伦到巴登边境全部地区都公开暴动了；乌尔利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面宣布6月25日召集省议会，同时却写信向四邻诸侯和自由市求援平乱，信中说骚乱危及帝国境内所有的诸侯和权贵，而且“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在这期间，省议会，即各城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省议会上也享有席位的农民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图加特开会了。高级僧侣们还没有到达，骑士们根本没有被邀。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在咫尺声势逼人的利奥堡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代表被接受出席议会了，会上决议把公爵手下3个为民痛恨的顾问朗帕尔特、萨姆、洛歇尔罢免惩处，决议由4个骑士，4个市民，4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决议给公爵固定的薪俸，决议没收寺院和修道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利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革命的决议。他于6月21日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杜宾根，高级僧侣们也随即赶到这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这里来，市民们也照办了。于是他就在这里继续举行没有农民参加的省议会。市民们在这里处于军队威胁之下，就出卖了他们的同盟者——农民。7月8日达成了杜宾根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公爵的将近100万债务由国家归还，而公爵权力则应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泛言词来搪塞农民，并且以严禁暴动与结社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至于农民在省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更谈不上了。农民们声讨这种翻案行为；但是公爵自从等级议会承担了他的债务以后又能借到款项了，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也派来支援部队。所以到7月底杜宾根协议已被全邦接受而且效忠宣誓也重新作过了。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又亲身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营寨在卡培尔堡建立起来了。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义者都因缺乏粮食而自行散去，残余部分也因为和几个省议会议员达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回家了。这时各城市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狂热地反对农民，这些城市甘愿派一些队伍去支援乌尔利希的部队，于是乌尔利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雷姆斯河谷的城市和村镇劫掠一空。1600个农民被捕，其中有16人立即斩首，其余的大多数被判处沉重的罚款以归乌尔利希的财库。很多人长期禁锢狱中。严厉的惩治法令颁布了，禁止重新结社，禁止农民的任何集会。士瓦本贵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同盟来镇压一切起义的企图。“穷康拉德”的主要首领们幸而都逃到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零散地回家来了。

和维尔腾堡的运动同时，在布莱斯郜和巴登侯爵领地也出现了新的“鞋会”活动的征象。6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起义，但立即被侯爵菲力浦击溃，为首的古格尔－巴斯提安在夫赖堡被捕并被斩首。

就在1514年这一年春天，在匈牙利也爆发了一次全面的农民战争。当时正进行着一次十字军讨伐土耳其的宣传，并且和往常一样，凡是参加十字军的农奴和依附农都可获自由。将近6万人集合起来，由格奥尔格·多札任指挥。他是塞克列人[234]，曾在以往的土耳其战争中显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地位。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们都极不愿有十字军讨伐之举，因为讨伐之举不免夺去他们的财产和农奴。他们向一些农民队伍追赶上来，用武力把他们的农奴抢回去，并加以虐待。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们怒不可遏。两个最热烈的十字军传教牧师，拉弗连齐和瓦尔纳瓦的革命讲演在军中更加激起对贵族们的仇恨。多札本人和他的部队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队，他亲自来领导这个新的运动。

他和他的农民部队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柯什原野。最初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和贵族一边的武装发生冲突；马上引起了小规模战斗，终至对落入农民手中的贵族们实行西西里的晚祷[235]，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全行烧毁。朝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实行第一次人民审判完结以后，多札就开始进一步的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5路。两路被派到匈牙利北部山区，要在此把大家煽动起来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鲁什·萨列雷施指挥，留守拉柯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由多札和他的兄弟格莱哥尔率领向塞格丁[注：匈牙利称作：塞格得。——编者注]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聚集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都督约翰·扎波略求援。这时萨列雷施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了，于是贵族便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柯什的军团。大量俘虏都被惨无人道地处决了，剩下的一部分都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札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走恰纳德。他在击破了斯蒂凡·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恰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血的复仇，清算拉柯什的血债。多札在恰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然后向巴托里逃据的泰梅施瓦尔[注：罗马尼亚称作：的密索拉。——编者注]进发。但是，正当他围攻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而且获得安东·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来增援时，在匈牙利北部的两路部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了，约翰·扎波略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札进击。农民队伍被扎波略击溃了，多札本人被俘，并被活活地放在烧红的宝座上炙烤，他的部下都被强迫来吃他的肉，只有吃了他的肉的才能饶命。溃散了的农民被拉弗连齐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是又被击破，所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成千的农民尸体沿路挂起，或者挂在一片焦土的村落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有6万人。贵族们作了安排，要在下次省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国法。

同一时期中在“文地什边区”（就是克伦地亚，克莱纳和施梯里亚）[注：文地什就是斯洛文尼亚的别名。克伦地亚和施梯里亚两地都是今奥地利南部接近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地区；克莱纳是今南斯拉夫西北角接近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地区。——译者注]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鞋会”一类的秘密团体组织起来的。这个地区惨遭贵族和帝国官吏的搜刮，土耳其铁骑的蹂躏，受尽饥馑之灾，早在1503年就建立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曾引起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在1513年就又举起《stara  prawa》〔“旧权利”〕的战旗。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招安了。在1514年，当他们更加声势浩大地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四散回家了。可是1515年春，一再受骗的人民就格外愤激地起来展开复仇战争了。和匈牙利方面的情形一样，各处的城堡和寺院都被捣毁，农民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罪斩首。在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钦命将军迪特利希施坦把起义很快就扑灭了。在克莱纳，只是在袭击赖因城（1516年秋）以后又采用了不亚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为的奥地利式的残忍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的。

德国农民遭受一连串这样严重的失败以及贵族们这些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蛰伏不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都未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回到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来了，1517年“鞋会”在黑森林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始终把1513年旧“鞋会”会旗藏在怀里随身带着，此刻又奔走黑森林各地积极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和4年前一样，又讲定要在克尼比斯山上开会。但是秘密没有保持住，政府闻知此事，并采取了坚决措施。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练达的会员们不得不逃走。约斯·弗里茨也逃走了，这一次他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他的消息了。

四

正当第四次“鞋会”密谋活动在黑森林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登堡发出了席卷一切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236]提出的论纲就象火花落入火药桶一样，起了点火的作用。骑士，市民，农民，平民，觊觎主权的诸侯，下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文学界反对派的博学的布尔勒斯加诙谐作家[237]，各有图谋，纵横交错，但是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起来了。这一切反对派分子仓猝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却突然一下把运动的惊人力量展示出来，而且把运动飞速推向前进。

但是正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运动中包藏着的分裂的萌芽也就不能不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激发起来的群众中间由于整个生活地位而直接对立的成分不能不重新回到平常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各色各样的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围绕着两个中心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周围；农民和平民还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的反对派。不过运动在此时已比路德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党派之间的尖锐对抗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抗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尔在书刊上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路德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即企图以反对诸侯和僧侣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复杂成分之间的利害和要求是如何地分歧。

前面已经讲过16世纪初叶德国贵族处于何种地位。他们正在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出，正和他们没落的步调一致，帝国政权也在没落，帝国也正在分解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王国。他们明白他们的没落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是一致的。还须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辖贵族，由于他们的军人职业以及他们在和诸侯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有力，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有力。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不满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满意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而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的情况而日益加深；不满意外国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不满意德国的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贵族们的一切要求都不免要总合成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以诸侯和高级僧侣作牺牲品。进行这个总合工作的人就是德意志贵族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利希·冯·胡登，他是和贵族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一起进行这个工作的。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提出的改革帝国的要求是很明确很激进的。他提出的就是要废除一切诸侯，要将教会主权和产业全部还俗，要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约就象从前的波兰共和国极盛时代的情况一样。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侣的权力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国在最初几百年间所存在的那种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以后都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事。贵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象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德国的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238]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德国，农奴制还依然存在，贵族们的收入财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最后，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自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而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绝不可能，因为在德国根本没有或只有极不完备的实行民族中央集权制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努力实际推行他的理想，他必须作的让步也就越多，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与诸侯周旋，日益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得贵族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声威远播的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深深领教过贵族，绝不会信任贵族，绝不肯和贵族建立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要认贵族为他们的死敌。那些改革运动的理论家不是跟着市民，诸侯走，就是跟着农民走。贵族们主张帝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抬高贵族的地位，那末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处许给市民和农民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胡登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在他的宣传文件中绝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劝说市民为自身利益计也应在未来的诸侯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要保持中立。关于废除农奴制以及农民对贵族的负担，胡登都一字不提。

当时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同1830年和1846年的暴动中波兰贵族与他们的农民的关系完全一样。和现代的波兰的起义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中都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利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和1830年波兰的情形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贵族联合的可能。但是贵族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丝毫不愿自动地放弃特权，放弃特殊地位，放弃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

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毕竟是以孤军与诸侯搏斗。诸侯在过去两百年间不断夺取贵族的地盘，在这一次当然也就轻而易举地制伏贵族，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都组成一个以6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贵族同盟，声称是为自卫而组织的。济金根一半靠自己筹款，一半靠和附近的骑士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组织了招募兵员和部队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利尔选帝侯大主教宣战，开始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抵特利尔城郊的时候，他的增援部队被诸侯迅速出兵截断；黑森伯爵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驰援特利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德施土尔城堡。胡登和其余战友竭力求援，可是联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食言不救济金根。济金根身负重伤，然后放弃兰德施土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并于几个月后死于苏黎世湖中的乌福瑙岛上。

斗争失败，两位领袖身死，贵族力量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服务和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即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深地投入诸侯直接的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和僧侣。

五

自从路德对天主教会等级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起来的时刻起，没有一年农民不起来照样重提自己的要求。从1518到1523年在黑森林和士瓦本北部，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踵而起。自从1524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都带有系统性了。这一年4月马赫塔尔修道院的农民拒绝徭役和贡赋；5月圣布拉济延农民拒绝履行农奴义务；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茵海姆农民宣告不愿缴纳什一税以及其他赋税；7月和8月图尔郜农民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当局处决了很多人，进行残酷镇压，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伯爵领地施图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决的起义，这次起义简直就可算作农民战争的开始。

施图林根农民突然拒绝向伯爵缴纳贡赋，集合成强大队伍并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下于1524年8月24日开往瓦尔茨胡特。他们在此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这些市民所以很愿意促成此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政府[239]对他们的牧师巴尔塔扎尔·胡布马伊埃进行宗教迫害，此人乃是托马斯·闵采尔的友人兼弟子。这个同盟组织规定每星期要收3个克里泽的盟捐，就当时币值论是巨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亚尔萨斯，摩塞尔，整个莱茵河上游以及法兰克尼亚去到处吸收农民入盟，宣告同盟的目标是要消除封建统治，破坏所有城堡寺院，消灭除皇帝一人而外的一切统治者。盟旗是德意志三色旗。

起义迅速蔓延今巴登北部全境。士瓦本北部贵族恐慌万状，他们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意大利正与法国弗朗斯瓦一世作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借谈判迁延时日，一面筹款招兵，以待力量充足时即以“烧杀掳掠”[240]来惩戒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时起，那种周密策划的反复行为，那种背信食言，阴谋诡计，就已开始了。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城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出面斡旋，但却没有对农民保证作任何真正的让步。农民还继续行动。从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森林到达乌拉赫和福特万根，把他的队伍扩增至3500人，并以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距施图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不过1700人，而这1700人还是四分五裂的。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果然在埃瓦廷根营地达成停战协议。贵族答应与农民订立善意的条约，或者直接由双方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查所有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解散了。

农民一致协议定出十六条款，准备要求施托卡赫法院同意。这些条款都很温和。他们要求废止狩猎权和徭役制，要求取消沉重的赋税和一般的领主特权，要求保障免遭任意逮捕，保障不受法庭的不公平的任意审判的侵害——此外就不再要求什么了。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要求他们继续履行全部在争议中的义务，直到法院作出决定。农民当然拒绝这个要求，并要这些领主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重新开始。农民又集合起来，诸侯和贵族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布莱斯部之外深入到维尔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就是农民战争中的阿尔巴[注：阿尔巴是尼德兰属西班牙时西班牙派来压迫尼德兰人民的统治者。——译者注]，他统率的军队监视农民，袭击个别增援队伍，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和农民首领进行谈判并且还零星地达成了一些协议。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庭全由贵族组成提出抗议，而他们所得到的回答是，宣读了一份皇帝的诏书[241]。审理拖延时日，而贵族，诸侯，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休整备战。此时斐迪南大公除统治着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土外还统治着维尔腾堡、巴登黑森林和亚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要对农民加以拘捕，严刑拷打，定杀无赦，用尽一切方法消灭他们，要把农民的家业烧毁，要把农民的妻小逐出本地。由此可见诸侯和贵族是如何实行停战，而他们所了解的善意的调停和审查农民的申诉究竟是什么了。斐迪南大公从奥格斯堡富豪威尔塞家族借来款项，急速地整顿军备；士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3期募齐捐款和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发生在托马斯·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242]逗留的5个月期间。关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程曾有影响这一点，固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这种影响间接地完全可以证实。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家多半都是他的弟子，都拥护他的理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高原地区农民的“书简”〔Artikelbrief〕都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制订的。闵采尔在回图林根的途中还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给起义的农民[243]。

这时自从1519年起就被逐出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公爵也想借农民之助实现他的夺回本邦疆土的阴谋。他自被逐以来就力图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确是事实。从1520到1524年间在黑森林和维尔腾堡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中都有他的名字搅在里面，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威尔城堡出发直接向维尔腾堡攻击了。不过他只是被农民们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影响，更谈不到取得农民的信任。

这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两方中没有一方能够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诸侯老爷们不敢轻举妄动，农民起义却正扩大影响。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雷赫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就爆发了。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黑森林－赫郜农军和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一道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他劳而无功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时候（1525年2—3月），2月9日，农民就在乌尔姆城附近的里德起义了。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树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利希·施米特领导。这支农军有10000—12000人。

2月25日在舒森，由于谣传军队正开来对付也在此地出现的不满分子，上阿尔郜农军就在此集结起来了，共有7000人之多。肯普腾人民在整个冬季都与他们的大主教争执不休，也于2月26日集结起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梅明根和考夫拜伦两城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城市在这个斗争中所持的暧昧态度，在此已经暴露出来。3月7日12梅明根条款在梅明根被全部上阿尔郜农民接受了。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郜农民的通知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波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地扩大了。指挥部在伯马廷根。

在下阿尔郜，在奥克先豪森和谢伦堡地区，在策伊尔和瓦尔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领地，农民也起义了，而且早在3月初就发动了。这支下阿尔部农军有7000人之众，驻在乌尔察赫附近。

这4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这个梅明根条款比赫郜农军的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的各点上也表现得显然缺乏果断。农民有时也有的一点果断，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当他们对敌人的手法有了一些领会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瑙河建立起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直到多瑙维特的整片地区，从伊勒，罗特，比伯尔几条河谷来到莱普海姆，并在此建立了营寨。15个地方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来了，从117个地方派来了增援部队。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利希·雪恩，他的讲道牧师是莱普海姆牧师雅科布·韦埃。

所以在3月初，士瓦本北部6处营寨约有3万至4万起义农民武装起来了。这些农军的品质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在各军中都只占少数。这一派人数虽少，可是在各处都形成农民阵营的核心和骨干。农民希望以威胁态度去迫使贵族让步；只要贵族对农民保证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和贵族达成协议。再则当事情旷日持久而诸侯军队又迫近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恋战，而那些手中还有些东西怕受损失的农民大半就跑回家去了。此外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败坏纪律，败坏农民士气，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此已足已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各处都只取守势，各营寨都士气低沉，说明这些农军即使撇开他们战术的缺陷和良将稀少两点不论也绝对不是诸侯军队的敌手。

还在农军进行集结期间，乌尔利希公爵就带着募集的军队和一些赫郜农民从霍恩特威尔向维尔腾堡袭击。如果农民此时从另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冯的军队的话，士瓦本联盟就完了。但是由于农军只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和巴尔特林根农军，阿尔郜农军以及湖军协议停战，进行谈判并订期于Judica〔鸠迪加〕礼拜日（4月2日）[244]这一天解决此次事件。在这期间他就能够进击乌尔利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利希公爵于3月17日就已重行撤离维尔腾堡。然后他回师直指农民，但是在他自己的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哗变士兵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将军队开往乌尔姆，在乌尔姆搜集新的支援力量。他派了一支监视部队留守在特克河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士瓦本联盟终于抽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各方分摊的兵员，于是抛弃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245]。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遵守停战协议。他们为Judica礼拜日的谈判拟定了他们的要求，即有名的“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公众来选举和罢免僧侣，废止小什一税，并将大什一税[246]除了支付传教士俸给之外其余数目都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特权与死亡税，限制过分的徭役、赋税与地租，归还强占公众及个人的林地、牧场与特权，消除司法及行政工作中任意妄为现象。由此可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大占优势。革命派以前在“书简”中早已提出纲领。这封致全体农民的公开书简要求全体农民加入“基督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概是办不到的”，或者通过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的斥

革”来威胁所有拒绝加入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加入就和谁断绝社交，断绝他和同盟成员的一切来往。所有的宫城、寺院和教堂都须同样要按照世俗的斥革的要求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道士们自动离开这些地方，和其他的人们一样迁住普通房屋并且还加入基督教同盟。这项激烈的宣言显然是在1525年春起义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的斥革”仅意味着压迫者和叛徒应该处死，城堡应焚毁，寺院教堂没收，其所藏财宝均须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还未及把十二条款提交指定的仲裁法官之前，他们已听到士瓦本联盟毁约而且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阿尔郜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军农民在盖斯伯伦召开了一次大会。4支农军混合起来，改编成4个纵队；还决议没收僧侣财产，变卖他们的财宝以充军费，焚毁他们的城堡。于是“书简”也和正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了他们指导战斗的准则，而约定要来缔结和约的Judica礼拜日却成了总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继续不断的发生，6个月来在黑森林的暴动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和雷赫河地区的消息，这一切就足够说明何以在德国2/3地区农民暴动会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同时，所有各处的暴动同时发生这一事实就证明领导运动的人们就是通过再洗礼派以及其他密使来组织运动的那些人们。在维尔腾堡地区，在尼喀河下游，在奥顿瓦尔德，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在3月后半月就已爆发骚乱了；而各处都是在事前就已指定4月2日这个Judica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都已在4月的第一星期里实行决定性的出击，实行群众起义。阿尔郜农民，赫郜农民，湖军农民也于4月1日用敲警钟和群众大会的办法把所有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召集入营，并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展开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6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起义。在诺德林根城附近这时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城里的革命党派以安东·福尔奈尔为首领借农民之助而取得上风，福尔奈尔被任命为市长，还使这个城市参加了农民的行动。在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日至7日到处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去。在洛腾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拿起武器；洛腾堡城里名门望族的统治于3月27日被斯蒂凡·冯·门钦根所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赋税恰恰是这个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和暧昧的。在维尔茨堡教会[247]辖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都暴动起来了；在班堡主教辖区内，总暴动在5天之内就迫使主教屈服了。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集结成强大的比尔德豪森农民阵营。

在奥顿瓦尔德，风暴在3月26日就已爆发，这里的革命派首领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根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堡的旅店主。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尔河。从洛腾堡郊外营寨来的2000人也加入了。在各处援军都到齐以后，就由格奥尔格·梅茨勒统领全军于4月4日向雅格斯特河畔的雪恩塔尔寺院进军，尼喀河谷的农民也到此地来加入他的队伍。尼喀河谷农民是由海尔布朗附近的伯肯根的旅店主叶克来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Judica礼拜日在弗莱恩、藏特海姆等地宣告暴动。同时，文德尔·希普勒率领一批党羽袭取艾林根，并把四周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在雪恩塔尔，有两支农民纵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正向各城堡及寺院组织攻击行动，这两支农民纵队合并组成华美军。华美军约8000人兵力，有炮和3000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华美军并且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洛腾堡和艾林根地方团练中征集来的人组成的精锐部队。

维尔腾堡官方派驻尼喀苏尔姆的长官，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了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进击。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以及刚刚来到的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韦埃被杀、特鲁赫泽斯的残暴等消息，使农民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避走魏茵斯堡，即在此地遭受攻击。城堡遭到弗洛里安·盖尔猛攻，此城经苦战之后被攻下，路德维希伯爵与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是4月17日，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和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一道审讯这些俘虏，并判处其中14人，叫黑尔芬施太因排在前头，驱赶他们从刺杀着的梭镖行列中走过。这种最侮辱的死法就是黑尔芬施太因过去对待俘虏们用的办法。魏茵斯堡被占领以及叶克来恩在黑尔芬施太因身上所施的恐怖报复手段都对贵族们起了作用。勒文斯坦伯爵们参加了农民联盟；霍根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也立刻把要他们供应的大炮和火药送来。

首领们商量是否要拥圭茨·冯·贝利辛根为领袖，“因为他可能把贵族们拉到他们这一边来”。这个建议获得赞同；而弗洛里安·盖尔在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反动的萌芽，于是带着他的黑军脱离华美军，自奔前程，最初是流动在尼喀河流域，后来又流动在维尔茨堡地区，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于是剩下的农军就首先向海尔布朗进发。在这个强大而自由的帝国城市里，和几乎所有的城市的情形一样，和名门望族对峙的是市民的反对派和革命的反对派。这个革命的反对派和农民有秘密谅解，他们在一次骚乱过程中于4月17日就已打开城门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农民领袖们带领他们的人占领了此城；此城被吸收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200盾现款，还提供了一队志愿军。只有僧侣们和条顿骑士团[248]的产业遭到洗劫。22日，农民们留下少数留守部队之后又撤走了。海尔布朗被指定为各地农军联系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代表，商量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和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与市民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名门望族此时又在城里占居上风，他们对任何坚决的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明目张胆地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顿瓦尔德进发。4月24日，圭茨·冯·贝利辛根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在此以前没有几天他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后来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此时他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即任华美白军（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相对而言）总指挥职。可是他同时是农民的俘虏，农民们不放心地监视着他，并且限定他要按照首领们的意见行事，不许他作任何未得首领们同意的事。圭茨和梅茨勒带着农民群众通过布欣开往阿莫巴赫，他们在此从4月30日停留到5月5日并掀起整个美因兹地区的叛乱。贵族们到处都被迫参加暴动并因此而保全了他们的城堡；只有寺院都被焚烧洗劫了。农军士气显然低落了；最有魄力的人们都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一道走了。罗尔巴赫在占领海尔布朗以后也走掉了，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无法再在一支想和贵族妥协的农军中呆下去。急欲和贵族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是士气沮丧的标志。于是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一个很适当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都有来应募的雇佣兵，取消以往每月征召新兵遣散旧兵的办法而经常保持这些多少受过训练而又武装起来了的兵员。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农民们已经傲慢起来了，而且把整个战争看作一种聚众劫掠的勾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对他们就很不合适，而且他们只要把口袋装满以后，就毫无阻拦地自行回家。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演变到这样的地步：海尔布朗顾问汉斯·柏林要求农军的首领和顾问们同意“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甚至十二条款的仅有的一些尖锐词句也被删除，改成农民恭顺请愿的口吻。这一次这件事情连农民们都受不了；农民们大哗，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并且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此期间维尔茨堡地区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4月初农民暴动刚起来的时候，主教就退守维尔茨堡附近设防的弗劳恩堡并驰书各方求援无效，终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了一个也有农民代表出席的省议会。但在任何结果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查获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证卖了主教的叛逆活动。省议会立即散会，造反的市民农民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得尔堡；次日弗洛里安·盖尔和黑军就已来到维尔茨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尔河农军，这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洛腾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5月7日圭茨·冯·贝利辛根也率领华美白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堡。

在林普尔格地区以及在厄尔万根和哈尔一带，早在3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盖尔多夫农军或称普通华美军。这支农军来势凶猛，把这整片地区都卷入暴乱之中，把许多寺院和城堡都烧毁，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列，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着走，强迫所有的贵族，甚至连林普尔格的酒保们，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5月初这支农军向维尔腾堡进击，但被劝诱撤退。德意志小国林立的割据状态在当时也和1848年一样，很少给各邦的革命者共同行动的余地。被限制在一小块领土上的盖尔多夫农军，在这块土地上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必然要自趋瓦解。他们和格缪德城达成协议，并只留下500武装农民就自行解散了。

在普法尔茨，4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都有农军建立起来。他们破坏了许多宫城和寺院，并于5月1日占领哈特高地的纽施塔特，在此以前一天，渡河而来的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迫使斯拜尔城缔结协定。冯·哈贝伦元帅仅有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5月10日，选帝侯不得不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保证要开一次省议会来祛除农民的各种负担。

在维尔腾堡，起义很早就在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阿尔卑斯出区，农民们早在2月间就已结成同盟来反对僧侣和领主，3月底，勃劳贝伦农民，乌拉赫农民，闵辛根农民，巴林根农民，罗森斐尔德农民，都起义了。盖尔多夫农军在戈宾根附近，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侵入维尔腾堡境内并掀起农村人民的骚乱。在其他地方也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普富林根在4月6日就已不得不向农民投降。奥地利大公的政府狼狈不堪。这个政府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少。各城市各城堡处境极劣，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贝尔山也几乎毫无防御。

政府企图征集各城市的后备军来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陷于一时手足无措之境。4月16日波特瓦征集的后备军拒绝开拔，不去斯图加特，却走上波特瓦[注：亦即格罗斯－波特瓦。——编者注]附近的弗伦施坦山，他们在此形成一个市民农民阵营的核心，而且发展迅速。同一天，查伯尔郜的暴动也爆发了；毛尔布朗寺院被洗劫，许多寺院和城堡都被夷为平地。许多增援队伍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入伙。

弗伦施坦山上农军首领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担任。费尔巴哈尔是波特瓦市政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富于妥协性，是出于不得已才跟农民走的。在此期间他仍然还是很温和，他阻止对各城堡实行“书简条款”，他处处谋求农民和温和派市民之间的融洽一致。他阻止维尔腾堡农民和华美白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农军退出维尔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他曾于4月19日被撤换，但是在第二天就已重新被任命为首领。少了他，就不行。甚至在4月22日叶克来恩·罗包巴赫带着200名坚定的弟兄来加入维尔腾堡农民队伍的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留任下去，由他自己来严格监视他的行动。

4月18日政府试图和弗伦施坦山上的农民们进行谈判。农民坚持政府必须接受十二条款，而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这个要求。于是农军开始行动。20日农军抵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了政府代表的提议。22日，农军有6000人之众进抵比梯海姆，并威胁着斯图加特。此城政府官员大半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来主持行政。在此城的公民中，也和其他各城市一样，存在着名门望族、市民反对派、革命平民三派。后面的两派于4月25日向农民打开城门，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维尔腾堡暴动农民已自称为华美基督教农军，这支华美基督教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城完成的；薪饷，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定出了固定的规章。脱伊斯·格尔伯领着一队斯图加特军来加入了农军。

4月29日，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朔恩多夫附近侵入维尔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把这整片地区吸收入盟，因而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是这样防止了他自己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和毫无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会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地位而危及他自己。他在接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朔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泽斯，并于5月1日驻扎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以上把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描述过了。在我们细述其他各批农军情况（图林根与黑森，亚尔萨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们不可不先报道特鲁赫泽斯进军消灭这第一批起义农民的情况，特鲁赫泽斯在这个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后来就得到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

我们曾叙述到特鲁赫泽斯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他于3月末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留下一支监视部队由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挥以后，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在招集了到乌尔姆来集中的联盟增援部队以后才将近1万人之众，其中有7200名步兵，这是唯一的一支堪称有力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增援部队汇集乌尔姆进行得很迟缓，一部分原因是在骚乱各邦中征募困难，一部分原因是各地政府缺少金钱，而且还因为各地需有少数部队防守要塞和城堡，所以极难调动。至于不属于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所能调用的部队是如何地少，我们早已见到。所以一切都视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所能取得的成就而定。

在此期间，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周围地区捣毁城堡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就转来攻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农民们在联盟军队迫近时即后退，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奔往士瓦本阿尔巴的森林中。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要力量的骑兵和大炮对农民们无可奈何，特鲁赫泽斯就不再追他们了。他进击莱普海姆农军。莱普海姆农军有5000人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000人在敏迭尔河谷，有6000人在伊勒提森附近，他们正掀起全区暴动，破坏寺院城堡，准备以所有3支队伍进取乌尔姆。看来此时在这些农民中间已有点士气沮丧，因而这支农军作战也没有什么把握了；这应归咎于雅科布·韦埃从一开始就力求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有足够的军力为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进攻农军主力并完全击溃了它。雅科布·韦埃和乌尔利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带几番追击之后，全区都被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进行洗劫和发放额外粮饷而哗变，这件事再一次地打断特鲁赫泽斯的军事行动，一直到4月10日为止。然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军，这支农军在这期间正侵入他的领地瓦尔德堡，采尔和沃尔菲格并围攻他的各处城堡。特鲁赫泽斯在此也发现农民中间是分裂的，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完全击溃了。农军残部由僧侣弗洛里安率领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击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已使布霍恩（弗里德里希斯哈芬）和沃尔马廷根两城加入兄弟会，并于13日在萨勒姆寺院召开大军事会议，决议迎击特鲁赫泽斯。各处立即响起警钟，在伯马廷根营寨集合起来的有1万人，还有被击败的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加入了。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一战得胜，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孤注一掷，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郜农军和赫郜农军也迫近时，谈判之心更切。于是他于4月17日在魏茵加腾与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个表面看来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们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更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郜农军代表都接受了这个协定，然后开往维尔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计把他从必不可免的灭亡中挽救出来。假若他不是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又绝大部分已经士气消沉了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首领们的话，那末他和他的小小的军队就已被围困在兵力合计至少为25000—30000人的4支队伍中而且势必被消灭。但是他的敌人是狭隘的，这是农军群众中总不可免的情形。因而使他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须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逃脱了敌人的打击。湖军农民信守协定，竟至于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赫郜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郜农军也被他们的首领们指使加入这个背叛行动中，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这一行动，可是特鲁赫泽斯在此期间却逃出险境了。

赫郜农军虽然没有参加魏茵加腾协定，可是却做了一件具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褊狭性的事，把整个农民战争都断送了。当特鲁赫泽斯和他们谈判一无成就而向维尔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继续留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不去和维尔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维尔腾堡农民和尼喀河谷农民也曾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离开他们的家乡很远之后，他们就泰然地撤退并向夫赖堡开去。

我们曾经叙述到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维尔腾堡农民驻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而由特鲁赫泽斯留在此处交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挥的监视部队则撤到乌拉赫去了。费尔巴哈尔在一度企图攻取乌拉赫没有成功之后即转往纽廷根，并向邻近所有暴动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维尔腾堡平原地区以及从葛伊都有可观的增援部队来到。特别是有两支强大的农军开拔前来了，这两支农军是由葛伊农军以撤退到维尔腾堡西部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为核心集结起来，并从整个尼喀河谷和纳哥尔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勃林根和利奥堡都掀起暴动，他们于5月5日在纽廷根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勃林根附近和这些联合起来的农军接触。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大炮和他们的阵地都使特鲁赫泽斯震惊；特鲁赫泽斯立即用其惯技开始谈判并和农军们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当农民们的警惕性刚一受到麻痹的时候，他就于5月12日还在停战协定期间袭击农民，迫使农民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一直到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变，伯勃林根落入特鲁赫泽斯之手为止。农军左翼因此失却根据地而陷入包围之中。于是胜败之局决定了。没有严格纪律的农民们陷入混乱状态中，随即狂奔逃命；所余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虏的人也丢掉武器逃回老家去了。华美基督教农军完全瓦解了，整个维尔腾堡的暴动也随之而完全被平息了。脱伊斯·格尔伯逃往埃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叶克来恩·罗尔巴赫被俘，并被解至涅卡尔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此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满木柴，把他活活地用慢火烧死，特鲁赫泽斯本人和他的骑士们在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贵族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涅卡尔加塔赫侵入克莱赫郜以支援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对农民毁约而于5月23日袭击布鲁赫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子并占领了布鲁赫萨尔。特鲁赫泽斯同时还袭击艾宾根并俘获当地运动的领袖安东·埃森胡特，选帝侯立即把埃森胡特和其他12位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莱赫郜于是被平定，还被勒索了将近4万盾。特鲁赫泽斯的军队经历以上各战役之后减为6000人，选帝侯的军队是6500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顿瓦尔德前进。

伯勃林根失败的消息使得恐慌心情到处在起义者之间散布开来。陷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自由市忽然又都轻松起来。海尔布朗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和士瓦本联盟妥协的帝国自由市。海尔布朗有农民办公室，各农军代表正在这里商讨以全体起义农民名义向皇帝和帝国提出的建议。这些商谈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的建议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再度表明没有一个等级已经发展成熟到足以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革新整个德国局面，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事情摆得很清楚：要达到上述目的，不得不争取贵族，尤其是不得不争取市民等级。文德尔·希普勒因此就把商谈的领导权拿到他手中去了。文德尔·希普勒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中间是最正确地认识到现状的。他不是一个象闵采尔一样的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象梅茨勒或罗尔巴赫一样的农民代表人物。他的多方面的经验，他在实践中得到的对于各个等级相互间的地位的知识，都使得他不会只代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一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尔是当时处于现存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而文德尔·希普勒可以说是全民族的一切进步势力的中间状态的代表人物，恰恰和闵采尔预测到共产主义的情形一样，文德尔·希普勒预测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他所主张的一些原则，他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虽然都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但是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的当前解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而农民们一旦决心来为整个帝国制定法律草案的时候，那末除了同意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而外别无他法。所以农民们所要求的中央集权制就在海尔布朗采取了一种更为确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农民们对中央集权制的想法有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制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在废除帝国境内关税等方面规定得更仔细些，简言之就是在符合城市市民的利益远比符合农民的利益为多的各种要求上规定得更仔细些。所以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近乎近代的赎买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概括到一个“帝国改革”方案中去以后，这些要求即使不是以市民阶级的当前要求为依归，也必然是从属于市民阶级的最终利益。

正当这个帝国改革方案还在海尔布朗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柏林已离城迎接特鲁赫泽斯，以名门望族和市民阶级的名义谈判本城投降问题。城里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支持了这一叛逆行动，文德尔·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们一起逃走。他去到魏茵斯堡，企图在此招集维尔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战斗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迫近了，他又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选帝侯部队此时征服了整个尼喀河地区，迫使农民们重新宣誓效忠，焚毁了许多村镇，凡曾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都被刺杀或绞死。为了报复黑尔芬施太因被杀之仇，魏茵斯堡被焚毁无遗。

在维尔茨堡近郊联合起来的农军这时包围了弗劳恩堡，并于5月15日，在还没有攻破缺口之前就向堡垒进行勇猛的冲锋，这次冲锋失败了。在战壕里留下了400名最优秀的人员，或死或伤，多半属于弗洛里安·盖尔军中的人。两天以后，即17日，文德尔·希普勒来到并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提议只留4000人在弗劳恩堡，而将全部约2万人之众的强大主力部队就在特鲁赫泽斯的眼前开到雅格斯特河畔的克劳特海姆立下营寨，所有的增援部队就可以集中到这里来。这个计划是卓越的；只有依靠团结群众和人数众多才能希望打败此时已有1万3000人之众的诸侯军队。然而农民中军心涣散和士无斗志的情形已经过于严重，已没有进行任何坚决果敢的军事行动的可能。圭茨·冯·贝利辛根在此以后不久就公开变成叛徒，他可能对阻碍农军的行动出过不少力气，因而希普勒的计划就从未实现。计划没有实现，而各农军倒象往常一样陷入分裂状态了。直到5月23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允尽速接应之后才行动起来。26日，驻在维尔茨堡的安斯巴赫各旗军队在接到侯爵[注：统治安斯巴赫和巴莱特各侯国的勃兰登堡卡季米尔。——编者注]已对农民开始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残部和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斐尔德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5月24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很少准备战斗的姿态。许多人在此地听说他们的村子在此期间已经投效特鲁赫泽斯了，就以此为口实而回家去了。农军更向尼喀苏尔姆开去并于5月28日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出驿使到法兰克尼亚，亚尔萨斯和黑森林－赫郜农军处要求火速驰援。圭茨·冯·贝利辛根从尼喀苏尔姆开回艾林根。农军天天都要散失一些人；圭茨·冯·贝利辛根也在行军中途不见了；他轻骑回家了，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利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和特鲁赫泽斯谈过了。在艾林根附近，由于误传出敌人迫近的消息，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突然恐慌万状！农军秩序大乱，纷纷走散，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费了大力才纠集约2000人再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集的5000人的农军开来了，可是由于圭茨显然为叛卖目的而安排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坦到艾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和华美军并没有相遇，就开到尼喀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几旗华美白军占领着的小城正被特鲁赫泽斯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看见联盟营寨的火光，但是它的领袖们没有胆量，不敢袭击，而且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就在这里见到华美白军残部。尼喀苏尔姆既无人解围，就于29日向联盟军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处决了13个农民，然后追逐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尼喀河，柯赫尔河，雅格斯特河整个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与被特鲁赫泽斯从侧翼压迫向陶伯尔河畔的科尼斯霍芬撤退的农民相遇。农民们有8000人和32门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靠丘陵和森林的掩护而偷偷地迫近他们，派遣几路人马包抄过来，于6月2日以优势兵力向他们猛烈袭击，结果农民们尽管对各路人马都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一直到深夜还是完全被击溃了。和历次的情形一样，这次也主要是由“制农民死命”的联盟的骑兵来消灭造反军的，这支骑兵在农民们已遭到枪炮火力的进攻而大为震动之后再追击他们，把他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地杀死了他们。究竟特鲁赫泽斯用他的骑兵进行了怎样一种战争，在农民军中的300个科尼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可作证明。这300个市民在战斗中间被杀得只剩15人，而这15人中有4人后来还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压伏了奥顿瓦尔德、尼喀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农民之后，他还进行扫荡，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平定了全境，然后开往维尔茨堡。他在中途获悉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由弗洛里安·盖尔和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正停留在祖尔茨多夫附近，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击。

弗洛里安·盖尔自从猛攻弗劳恩堡未成以来主要是从事于和诸侯及各城市，特别是和洛腾堡城及卡季米尔·冯·安斯巴赫侯爵谈判他们加入农民兄弟会的事，谈判突然被科尼斯霍芬失败的消息打断。弗洛里安·盖尔的农军就和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合而为一。这支农军是新近才建立起来的。卡季米尔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在他的境内制止农民暴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总设法把农民的怨恨引向教产方面去，然后企图在一旦教产还俗时从中渔利。同时他不断准备武装，伺机而动。伯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对他境内的造反农民进行战斗，劫掠焚毁了许多村庄，绞杀了许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集结起来，并在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指挥之下于5月29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正向他追击的时候，受重压的奥顿瓦尔德农民求援的消息来到，农民立即向海丁斯斐尔德开去并从此地和弗洛里

安·盖尔一起又开往维尔茨堡（6月2日）。农民在此地很久未得到奥顿瓦尔德方面的消息，就留下5000人，而以4000人尾随其余农军开去——其余的人都走散了。他们听信了讹传的科尼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正很放心，不料就在祖尔茨多夫附近遭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泽斯的人马照例惨杀农民，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纠集他的黑军残部600人杀出重围开往英果尔施塔特镇。200人占领了教堂及公墓，400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追击而来，一支1200人的马队攻占此镇并放火焚烧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又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军把城堡的残破墙垣打出缺口，企图一鼓而下。两度被掩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官军把这第二堵墙也击垮了，然后进行第三次冲锋，终于达到目的。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和最后的两百人一起逃脱了。但他逃匿之处在第二天（降灵节星期一）就已被发现；普法尔茨军包围了他藏匿所在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杀光了。在这两天之中只俘虏17人。弗洛里安·盖尔和很少的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转投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军这时又集结了7000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又大半走散了。他还力图纠合离散的农民于森林中，可是在6月9日就在哈尔附近遭官军袭击，在战斗中身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科尼斯霍芬战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堡被围者，此时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当局已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军队于6月7日就把此城连同驻扎在内的5000农民一起包围起来，并于次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市政当局自行打开的各城门。由于维尔茨堡“名门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就被解除武装，所有的领袖都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将81人斩首。于是法兰克尼亚各色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堡，有维尔茨堡主教，有班堡主教，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这些贵人们分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堡主教一起进军，主教此时立刻撕毁他和他的农民订立的协议，把他的领地交付联军群氓蹂躏，烧杀虏掠，无所不为。卡季米尔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土。泰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的纽斯塔特斩了18个人，在马克特－毕格尔斩了43个造反的人。他由此地开往洛腾堡，此时洛腾堡的名门望族已实行反革命并把斯蒂凡·冯·门钦根逮捕起来了。洛腾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是这样地暧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任何援助，他们狭隘自私成性，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以照顾城市行会，只是极不乐意地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负担里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侯爵斩了他们16人，当然首先是斩门钦根。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方式巡视他的境内，到处焚烧劫掠，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256个造反的人，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斩了13个维尔茨堡市民以庆祝其大功告成。

在美因兹地区，斯特拉斯堡主教，威廉总督未遇抵抗即恢复了秩序。他只处决了4个人。莱茵郜本来也曾骚动，可是大家早都各自回家了，而弗罗文·冯·胡登（乌尔利希的堂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12个乱党领袖，于是莱茵郜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相当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当局的退让，后来是靠征集的军队压制住了。在莱茵普法尔茨，自从选帝侯毁约以后又有约8000农民集结起来再来焚烧寺院和城堡；但是特利尔大主教取得冯·哈贝伦元帅的支援，于5月23日已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他们。惨案不一而足（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82人被杀），7月7日魏森堡被占领，此地的起义就告结束。

此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未被征服：赫郜－黑森林农军与阿尔郜农军。斐迪南大公已经用这两支农军来进行阴谋诡计。和卡季米尔侯爵以及其他诸侯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领地和诸侯领地的情形一样，斐迪南大公极力利用起义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势力。他已和阿尔郜农军首领瓦尔特·巴赫并和黑郜农军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谈判过，要求他俩指使农民宣告加入奥地利方面；两个首领虽然都是买得通的，可是他俩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做到阿尔郜农军和斐迪南大公协议停战并对奥地利保守中立，如此而已。

赫郜农军从维尔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侯爵境内取得一些援军。他们于5月13日向夫赖堡进军，于18日开始轰击此城，23日此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开入城内。他们由此地向施托卡赫和拉多夫策尔开去并与两城守军长处进行小规模战争，但无战果。两城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都根据魏茵加腾条约乞援于湖军农民，而湖军中以前曾造过反的农民竟有5000人之众起来反击自己的盟友。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竟强烈到如此地步。只有600人拒绝战斗，要加入赫郜农军而被杀害。然而赫郜农军也被买通了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诱使放弃围攻，汉斯·弥勒随即逃走，而农军也大半溃散。残部借希尔青根隘道深沟高垒以自卫，7月16日，在此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数城出面为赫郜农军斡旋缔成和约，然而和约终未能使汉斯·弥勒免于杀身之祸。汉斯·弥勒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仍在劳芬堡被捕斩首。在布莱斯郜，夫赖堡也于此时（7月17日）背弃了与农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然而由于诸侯军力微弱，在此也于9月18日缔成奥芬堡条约[249]，宗德郜亦参加在内。黑森林的8个集团和克勒特郜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此时为冯·祖尔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起义，于10月间被击溃。11月13日，黑森林农民被逼订立条约[250]，12月6日，莱茵河上游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特城陷落。

阿尔郜农军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又向各寺院城堡进击并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猛烈的报复。他们遇着的官军为数不多，这些军队只能进行零星小规模的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他们。6月，在一向还相当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望族的运动。这次运动只是偶然碰上几支联盟部队临近，并且及时赶来支援这些城市贵族，才被压制下去了。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往圣加伦。此时农民开抵城郊，正欲轰击城垣，适接特鲁赫泽斯从维尔茨堡发来的消息。6月27日，农民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奥伯君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他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不要再向农民挺进。可是士瓦本联盟命令特鲁赫泽斯进攻农民，只是不许放火滥烧；然而特鲁赫泽斯心中有数，尽管他很有可能把这些从波登湖到美因河接二连三暴行惯了的雇佣兵控制住不许放火，但是他决不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而且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手段。农民以伊勒河路易巴斯[注：今称洛伊巴斯。——编者注]河为掩护设防，有2万3000人之众。特鲁赫泽斯面对农民阵线布阵，有1万1000人。两军阵地都很坚强。马队在当前地势上不能起作用。如果说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优于农民，那末阿尔郜农军却有大量作过战的士兵和有经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优良大炮。7月19日联盟军开始炮轰，20日双方继续炮战，都无战果。21日，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率领3000雇佣兵来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龙兹堡认识农军中许多在远征意大利时曾为他的部下的军官，他就和他们联系商谈。在军事手段无济于事之时，倒戈阴谋奏效了。瓦尔特·巴赫，许多旧军官和炮手都卖身求荣。他们故意让农民的全部弹药储藏毁于炮火，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一离开原来的强固阵地，马上陷入埋伏中，这是特鲁赫泽斯和巴赫及其他叛徒串谋预设的埋伏。农军的指挥者就是这些叛徒，他们此时托词进行侦察离开了队伍，并已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更加无法抵御。两路农军全被击溃，第三路农军是由路易巴斯来的克诺普夫率领，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路农军在肯普腾附近的柯伦堡山重振旗鼓，却被特鲁赫泽斯包围起来了。特鲁赫泽斯在此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农军的给养线，并即放火焚烧周围约200个村庄，这样来瓦解农民的士气。饥饿和眼见家室被焚的景象，终于迫使农民降服了（7月25日）。立即被处死者有20人以上。路易巴斯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的唯一领袖，他不竖降旗，逃往布勒琴士；但他在此被捕，经过长期监禁之后，被处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于是结束了。

六

正当士瓦本爆发第一批运动的时候，托马斯·闵采尔又赶回图林根，并且自2月底或3月初起即定居于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此城是他的党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成了整个运动的牵线人；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暴发风暴，他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此地本身群情已经激昂万分了；不仅流行的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而且还有被压迫农民物质上的缺乏，也都把邻近各邦，黑森，萨克森和哈茨地区的总起义的条件准备成熟了。尤其是在缪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群众都已被争取到极端的闵采尔路线这一边来，并且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凭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去和作威作福的名门望族较量高低的时机赶快到来。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忍耐一下；然而在此领导运动的他的学生普法伊费尔，却已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能按兵不动，而于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缪尔豪森就已发生革命了。原有的城市贵族议会被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议会”手中，永久议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251]。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可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在现代我们还经历过同样的事例；我们只须回想一下无产阶级代表们[252]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即可了然，他们本身虽然还只代表着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谁根据二月政府的经验——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253]——还能贪图官方地位，就必然或者是格外地愚蠢，或者至多是口头上的极端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缪尔豪森永久议会首脑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的执政者还要冒险得多。他的理想是他本人才开始隐隐约约想到的；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但是他还受着他一向宣说的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教义的约束：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一切财产公有，一切人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都是已经宣告了的。可是在实际上缪尔豪森仍然还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拥有几分民主化的政体，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控制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社会都谈虎色变；所谓推翻现社会，事实上从未超出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的范围。

闵采尔本人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的天才想法在拥护他的群众的单纯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个鸿沟就越不能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以他自己也少有的热忱来组织并扩大运动；他向各方面发出书信，派遣心腹使节。他在书信和宣教中流露出一股革命的狂热，这股狂热与自己早期的写作相较也很令人惊讶。闵采尔所写的革命小册子中青年天真的风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也再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激发最狂野的热情，并且只用旧约预言者吐露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猛烈的语调来说话了。从闵采尔此时努力以求的作风中就可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了。

缪尔豪森的榜样以及闵采尔的鼓动都迅速传播远方。在图林根，在艾希斯费尔德，在哈茨，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在黑森与富尔德，在上法兰克尼亚，在福格特兰德，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焚毁城堡寺院。闵采尔一般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缪尔豪森仍然是运动的中心。此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市民的运动获得胜利，在此占统治地位的党派仍然继续对农民采取摇摆不定的观望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们对农民开始时是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和在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形一样。直到4月底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功一支军队——这个黑森邦伯就是菲力浦邦伯，新教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史籍对于他的虔敬上帝盛加赞扬，而我们对于他对农民的无耻行为却要略赘数语。菲力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平定了他的领土的绝大部分，然后募集新兵，侵入直到此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德修道院长境内。他于5月3日击败富尔德农军于弗劳恩堡，平定全境，并即乘此机会不仅脱离修道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德修道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是留待以后使这些教会领地还俗。然后他就攻取爱森纳赫和朗根萨尔查，并即与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取起义大本营缪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兵力约8000人，有大炮数尊。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军在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武装很坏，纪律很差，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种领导人物都极缺乏。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然而诸侯们认为在此也适用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得胜利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但后来就在停战期限还未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着他的人马驻守在今天仍称为什利亚赫特堡[注：即战斗山。——编者注]的这座山上，以车垒[254]为掩护。农军中锐气消沉的情况已经愈益严重了。诸侯们发出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交献，则农军将被赦罪。闵采尔叫众人围成一个圆圈，并叫大家讨论诸侯们的要求。一个骑士和一个僧侣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将两人带到圆圈中间，当场斩首。坚决革命的人们欢呼赞成这一当机立断的恐怖行动，这一行动使农军又略为镇定一些；但若不是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山之后不顾停战协议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的话，那末农军最后还是会绝大部分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辆后面迅速展开阵势，但是炮弹和枪弹已向半无防御而又不惯作战的农民射击，雇佣兵已进抵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辆阵线就被突破，农民的大炮被夺，农民被击溃了。他们狂奔乱窜地逃跑，结果就更加容易落入包围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他们横尸遍野，血流成河。8000农民中有5000人以上被杀；其余逃往弗兰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和他们同时进城。此城失守。闵采尔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5月25日，缪尔豪森也投降了！一直留守此城的普法伊费尔逃走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擒。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被严刑拷问，然后斩首。他以生平的大无畏精神从容就义。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普法伊费尔也被斩首，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的人也被斩首。在富尔德，那位“博爱的”黑森的菲力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用剑杀死造反的人，在爱森纳赫杀死24人，在朗根萨尔查杀死41人，弗兰肯豪森战役以后杀死300人，在缪尔豪森杀死100人以上，在盖马尔附近杀死26人，在丘恩格达附近杀死50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12人，在莱比锡杀死8人，至于只被打成残废的，受刑更轻的，以及城镇村庄被洗动被焚毁的事，就不必提了。

缪尔豪森丧失了帝国自由市主权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富尔德修道院辖区被并入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们率军穿行图林根森林，此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此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焚毁了许多城堡。双方会战于梅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即向城中撤退。此城突然闭门不纳他们，并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盟友的倒戈而惊惶失措，于是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溃散了。比尔德豪森阵营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根，上法兰克尼亚的暴动队伍的最后残余就被消灭了。

亚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的农民快到4月中才揭竿而起，他们起来之后，上亚尔萨斯和宗德郜农民就跟着起来。4月18日，一支下亚尔萨斯农军洗劫了阿尔多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艾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及在维勒河谷和乌比斯河谷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中建来组成了下亚尔萨斯农民大军，并开始攻占城池以及破坏寺院。各地每3个男人就要征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较之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军的要激进得多[255]。

下亚尔萨斯农军的一路人马于5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企图夺取此城而没有成功，但于5月10日取得贝尔肯，13日取得拉波茨魏勒尔，14日取得赖辛维尔。这些城市都是在各城市民同意之下取得的。此时第二路人马由艾拉兹姆·格尔伯率领出发奇袭斯特拉斯堡，但并没有成功，于是这路人马转向佛日山进发，破坏了毛尔闵斯泰尔寺院并围攻萨比林，此城于5月13日向农军投降。他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毗连边境的这一部分公爵领地上引起骚乱，同时他们就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在萨尔河畔的哈尔比茨海姆附近和纽堡附近都有庞大的营寨建立起来；在萨尔格闵德附近有4000洛林德国农民布防；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线和右翼，一支是佛日山的柯尔本农军在施图采尔布朗附近，一支是克勒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亚尔萨斯农军所在地。

上亚尔萨斯农军从4月20日开始行动，已于5月10日迫使祖尔茨，12日迫使格布魏勒，15日迫使曾海姆及附近地区与农民结盟。奥地利政府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力量太弱，不能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消说向他们进攻了。因此除极少数城市而外，整个亚尔萨斯到5月中旬都落入起义者手中。

但是要来压制大逆不道的亚尔萨斯农民的官军已经迫近了。这些官军是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在这里使贵族统治复辟了。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领一支3万人的军队出发了，这支军队里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蒙特，伦巴第，希腊，阿尔巴尼亚援军。5月16日，他在卢普施坦附近和4000农民接触，不费气力就把农民打败，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萨比林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了；处于无防御状态的农民被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亚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亚尔萨斯农军进击。上亚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萨比林支援下亚尔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维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全军猛击。他们抵抗得非常勇敢，但因敌人拥有无比优势——30000对7000——而许多骑士又倒戈了，特别是赖辛魏耶尔守城官的倒戈，所以他们虽然拚死抵抗，仍归无效。上亚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是公爵以习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亚尔萨斯全境。只有宗德郜未蒙公爵光顾，得免于难。奥地利政府于是声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威胁本国农民于6月初缔结恩集斯海姆协定。但是奥地利政府自己立即又破坏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宣教者和领袖成批地绞杀。农民们于是重新起义，这次起义到宗德郜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9月18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带的农民战争还须报道。这些地带以及毗邻的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都是自从恢复stara  prawa〔旧权利〕运动以来始终处于反对政府和贵族的地位，也是改革教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支持之下，自从1522年以来就因本城的城市特权以及宗教争端的关系而和大主教结怨了。1524年底，大主教以募得的雇佣兵袭击此城，用城堡的大炮威吓此城并追究异教宣教者。同时他还征课新的苛税，因此激怒全体居民达于极点。1525年春，全境农民和矿工与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同时突然起事，组成农军，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泽尔为首领，解放了此城，并围攻萨尔茨堡城堡。他们和西德农民一样结成一个基督教同盟，并把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而在这里是十四条[256]。

在施梯里亚，上奥地利，克伦地亚和克莱纳，新的非法的捐税，关税和告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最切身的利益，农民也于1525年春起义。农民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在哥伊斯附近打败stara  pra-wa运动的征服者老将军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故弄玄虚，居然招安了一部分起义者，可是大伙仍然保持团结，并和萨尔茨堡农民联成一气，因而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纳等地的绝大部分都在农民和矿工的掌握中。

在提罗耳，改革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在此地曾经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多。斐迪南大公在此地区也迫害新教义的宣教者，并也以新的专横的财政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也和其他各地一样，起义也在1525年春爆发。起义者的最高首领是闵采尔派，名盖斯迈尔，他是全部农民首领中唯一具有军事天才的人。起义者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严厉惩治劣僧，尤其在南部，在艾契[注：意大利称作：阿迪杰。——编者注]地区是如此。弗拉尔堡农民也起义并参加了阿尔郜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人民让步，这些造反人民就是不久以前他还要用烧杀虏掠的手段加以消灭的呢。他决定召开各世袭领地的省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这个时期和农民缔结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就集结力量，以求越快越好地能以另外一套语言来对付这些“罪恶多端的人们”。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被遵守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的钱财耗尽了，他开始在公爵封土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札尔族部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梯里亚人民又起义了，他们在7月2日到3日的夜间袭击迪特里希施坦将军于施拉明格，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晨，农民们开了一次陪审法庭，并且从俘虏中提出40个捷克贵族和克罗地亚贵族来判处死刑。他们都立即被斩首了。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应了5个公爵封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纳）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提罗耳，省议会的要求也获允准，因而北部就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省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放下武器。在12月里，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豫地将落入他手中的许多暴乱煽动者和领袖处死了。

8月初，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率领1万巴伐利亚兵向萨尔茨堡开来。这支强大兵力以及农民间出现不和的情况，迫使萨尔茨堡起义者与大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9月1日订立，也已被大公接受。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加强军力到足够的程度，登时破坏协定，因而又迫使萨尔茨堡农民重新起义。起义农民支持过了冬季；盖斯迈尔在春季里来到他们这里，并即对从各方面迫近的官军展开辉煌的战斗。在1526年五六两月里，他在一系列的漂亮仗里接二连三地把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雇佣兵都打败了并且迫使各敌军长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还找到机会去围攻拉德施塔特。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从各方面包围起来，他不得不退却，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由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中穿过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密谋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国卷入对奥战争中，如果成功，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可是正在洽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就不得安枕。他们收买了一个匪徒，这个匪徒竟于1527年使这位危险的造反人物脱离人世了。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时还使压迫倍增。然而从长远看来，使农民阶级处境更加恶化的还不能说是起义被镇压下去这件事。凡是贵族，诸侯，僧侣们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东西，在战前就都已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是和现代无产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的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产了，大量依附农沦为农奴，整片的公社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饱经祸乱，流浪四方，或变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祸乱成为当时的家常便饭，农民阶级痛苦已深，而捐税还在增加，使他们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以后各次宗教战争以及连棉不断毁灭生命财产的三十年战争使农民遭受灾难之惨重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把用于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劳动力消灭了，同时又有许多城市被破坏了，因此，农民、贫民和破产市民都长期陷入最艰苦的爱尔兰的贫困境地。

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不是卖给外国，就是被熔化了，他们的储备物资都耗尽了。在各处都是他们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却是最集中地针对着他们。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见众怒所指的高级僧侣处境困难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使教产还俗以利农民成为通俗的想法，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使教产还俗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而在新教各邦中，高级僧侣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就是僧侣诸侯们的权势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诸侯们很善于在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们曾看到富尔德修道院长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情况。所以肯普腾城竟强迫诸侯修道院长将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此城了。

贵族也大受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很多最体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诸侯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能为力已是完全注定了；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意义而沦为诸侯的臣属。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巩固起来；市民阶级反对派受挫，很久不能重振。旧有的城市贵族的成规惯例继续维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拖到法国革命时期。诸侯们还认为市民或平民党派在斗争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暂时的成就的，所以坡市要对此事负责任。从前已经属于诸侯领土的城市，于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城市特权被剥夺，在诸侯们奴役之下听凭勒索（如弗兰肯豪森，阿伦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等），帝国直辖市被并入诸侯领土（例如缪尔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邻的诸侯的托管，许多法兰克尼亚的帝国直辖市就是如此。

在这些情形之下，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诸侯。本文一开头即已谈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诸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侣辖区，城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展很缓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说，要使其余的帝国等级从属于诸侯统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们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城市这些竞争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对的利益，他们还由于靠牺牲所有其他等级拿到spolia  opima〔主要战利品〕而得到绝对的利益。教产是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还俗了；一部分半破落或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降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的金钱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的城市特权，他们要在财政措施上为所欲为就更加有余地了。

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见到德国是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下，不仅分成无数独立而几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民族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中都分裂为各种复杂的等级与等级集团。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冲突也是彼此悬殊的等级。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见到，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终于经过困难而不完满地，而且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还是一反条件所许的民族发展之道而行，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所有其他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齐垮台。济金根暴动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全部驯顺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我们也已经见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因而使革命运动遭致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性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如何在每一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都被官军各个击破，而官军人数不过是全部起义群众的1/10——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农军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业的行动，而历次农军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这一次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注释：

[204]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1850年夏天在伦敦写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期合刊号。恩格斯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引自德国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威·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s-sen  Bauern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

“德国农民战争”在1870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还为这一版写了导言，来说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这部著作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的欢迎，又于1875年再版，恩格斯将导言又作了增补。在80年代恩格斯还打算重新修订“德国农民战争”，补充大量新的德国历史的材料。1884年6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资本论”第2、3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保存下来的只是准备补充“德国农民战争”的未完成的手稿和许多札记草稿。——第383页。

[205]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的后半期。——第386页。

[206]接租费是向小份地所有者征收的一种封建赋税。

死亡税（Sterbefall，Todfall）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死农民的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

保护金（Schutzgelder）——封建主征收这种税，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辩护”的报酬。——第390页。

[207]“公捐”（《gemeiner  Pfennig》）是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而成的一种税。这种税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第392页。

[208]上任年贡是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次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恩赐的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第393页。

[209]恩格斯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居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派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的代表所代替。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和他们所干的叛卖勾当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395页。

[210]指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1532年由累根斯堡议会通过；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残酷著称。——第397页。

[211]韦尔登派是一个教派，17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之中。据说，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比埃尔·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谴责天主教教会积累财富的现象，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特别流行，在这里它带有保护原始公社制度和宗法关系的残余的色彩。——第401页。

[212]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的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第401页。

[213]1251年法国农民起义（所谓的“牧童”起义）的领袖之一，名叫雅科布的牧师。据史实证明他是匈牙利人。——第401页。

[214]加里克斯廷派是捷克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15世纪上半期）中的一派，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是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教会。加里克斯廷派（即不仅要求赐与面包而且赐与一杯酒的圣杯派）所依靠的是市民和部分捷克贵族，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建立民族的捷克教会，没收教会财产。——第403页。

[215]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胡斯运动的第二派。与加里克斯廷派相反，他们是革命民主派。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加里克斯廷派叛卖塔波尔派的行为曾被封建的反动阵营利用来镇压胡斯运动。——第404页。

[216]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从13世纪到15世纪盛行于欧洲。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

罗拉德派（直译是：“咕咕哝哝的祷告”）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派别（产生于14世纪），极端敌视天主教会。罗拉德派采用了英国宗教改革者威克利夫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作出了更为激进的结论，用神秘的宗教形式来反对封建特权。罗拉德派中许多人（其中大都是人民群众和许多下层教会的代表）曾参加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从14世纪末叶起罗拉德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第404页。

[217]锡利亚式的狂想（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是关于耶稣再生和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盛行于早期基督教时期，其后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405页。

[218]恩格斯引用的这句话是齐美尔曼从路德那里引用来的（见Zimmer-mann，Th．1，Stuttgart，1841，S．364-365）。——第407页。

[219]M．Luther．《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Vuittemberg，〔1520〕。恩格斯借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7页。

[220]奥格斯堡告白是对路德教基础的陈述。1530年新教徒向在奥格斯堡开帝国会议的卡尔五世皇帝提出这个告白。它是以市民的“廉价教会”的理想（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去适应王公利益的产物。他们宣布以领主王公来代替教皇作为教会首脑。皇帝拒绝接受奥格斯堡告白。同意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所进行的战争于1555年以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协定，每个王公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第407页。

[221]这是路德在1525年5月即农民战争最剧烈的时候所发表的《Wyder  die mördische  unnd  reubischenn  Rottenn  der  Paurenn》这篇文章的题目。后面所引的话都是利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9页。

[222]齐美尔曼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写的是这个年代，但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托马斯·闵采尔是生于1490年左右。——第410页。

[223]再洗礼派是那些要求成年时再洗礼的派别的称呼。——第411页。

[224]“对诸侯讲道。解释先知达尼尔的另一区别，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斯特德宫内对肯干的被爱戴的侯爵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1524年阿尔斯特德版（《Die  Fürstenpredigt．Aus-legung  des  andern  Unterschieds  Danielis  des  Propheten，ge-predigt  auf  dem  Schloβ  zu  Allstedt  vor  den  tätigen，teuren  Herzogen  und  Vorstehern  zu  Sachsen  durch  Thomas  Mün-tzer，Diener  des  Worts  Gottes》．Allstedt，1524）。恩格斯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2页。

[225]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按他们早期著作，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是个泛神论者。——第413页。

[226]指1524年在缪尔豪森出版的闵采尔的文章，题目是：“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Ausgebrückte  Entbl?ss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der  ungetreuen  Welt  durchs  Zeugnis  des  Evangelions  Lucae，vorgetragen  der  elenden  erbärmlichen  Christenheit  zur  Erinnerung  ihres  Irrsals》）。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5页。

[227]见Zimmermann，Th．2，Stuttgart，1842，S．75．——第416页。

[228] M．Luther．《Eyn  brief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frurischen  geyst》．Wittemberg，1524．——第417页。

[229]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证明，闵采尔起初是出发到帝国直辖市缪尔豪森，1524年9月他由于参加了城市平民的骚乱又从那里被驱逐出去。闵采尔以后由缪尔豪森到了纽伦堡。——第418页。

[230]1524年闵采尔致路德的印刷的回信上，标题是：“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und  Antwort  wider  das  geistlose，sanftlebende  Fleisch  zu  Wittenberg，welches  mit  verkehrter  Weise  durch  den  Dieb-stah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ärm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nz  jämmerlich  besudelt  hat》）。——第418页。

[231]独立派是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会的派别。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在1648年末取得了政权。——第421页。

[232]恩格斯采用齐美尔曼引自汉斯·杜达尔的话。——第422页。

[233]德国西南部帝国直辖市的王公、贵族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士瓦本联盟建立于1488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农民和平民运动。领导这个反动联盟的德国西南部的王公还力图利用它来巩固他们的独裁政权。该联盟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1534年由于内部纠纷而告解散。——第425页。

[234]塞克列人是居住在德兰斯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第432页。

[235]指西西里岛上的人民为反抗1267年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的统治所举行的起义。1282年3月31日晚在巴勒摩起义的人民消灭了数千法国的骑士和士兵。——第433页。

[236]恩格斯指的是1517年10月31日路德（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一个普通的修士）钉在维登堡一个教堂门上的95信条。信条中对出卖赦罪符和滥用天主教会的事实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信条中，体现平民理想的路德宗教学说也具有了初步轮廓。——第436页。

[237]布尔勒斯加是诙谐讽刺文学的体裁之一，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中间；他们用这种文体来嘲笑宫廷诗歌华丽的风格和封建社会上层的拘泥习俗。——第436页。

[238]蔷薇战争（1455—1485）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郎卡斯特派之间的战争。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438页。

[239]奥地利边区政府是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直属藩臣分散在士瓦本北部和黑森林地区的统治机关。——第441页。

[240]当贵族已经聚集起反革命力量的时候，士瓦本联盟的讨伐军的统帅特鲁赫泽斯向1525年2月15日赫郜起义的农民发出的最后通牒中的一句话，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42页。

[241]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层的代表担任。——第443页。

[242]南方高原地区按字面讲是高原地区。在这里是指上巴登，即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世纪时，这个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侯爵，其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莱斯郜或是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辖。——第443页。

[243]指的是1525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到南方高原地区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An  die  Versammlung  ge-meiner  Pawerschaft，so  in  Hochtentscher  Nation  und  viel  anderer  Ort，mit  empörung  und  iffruhr  entstanden，ob  ihr  empörung  billicher  oder  unbillicher  gestalt  geschehn，und  was  sie  der  Oberkeit  schuldig  oder  nicht  schuldig  seind，gegründet  aus  der  heil  göttlichen  Geschrift，von  Oberlendi-schen  Mitbrüdern  guter  mahnung  ausgangen  und  beschri-ben》）。威·齐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第443页。

[244]鸠迪加礼拜日（是从judex——法官一字而来，直译为“审判的星期日”）是四旬斋的第五个星期日。——第446页。

[245]这个决议是1525年3月当士瓦本联盟的代表还在和起义者进行谈判的时候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个文件记载有这个决议。齐美尔曼引用了这个文件（见Zimmermann，Th．2，Stuttgart，1842，S．111—112）。——第446页。

[246]大什一税和小什一税是有利于天主教会的两种不同的税。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1/10。通常是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第446页。

[247]维尔茨堡教会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第448页。

[248]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来治理。13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而取得的东普鲁士由骑士团进行统治。东普鲁士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1237年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了起来。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第450页。    [249]奥芬堡条约是1525年9月18日布莱斯郜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者。——第466页。

[250]根据1525年11月13日与奥地利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条件，黑森林农民必须再一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过的徭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是瓦尔茨胡特城的保卫者又支持了好几个星期，只是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第466页。

[251]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断定闵采尔在缪尔豪森的“永久议会”中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职务，但是他出席了这个议会的会议，指导了它的工作，所以他实际上领导了这个新的革命政府。——第468页。

[252]恩格斯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大·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1848年2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见本卷第17—37页）。——第469页。

[253]帝国摄政——见注72。——第469页。

[254]车垒是以车辆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曾广为采用。——第472页。

[255]亚尔萨斯农民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民的“十二条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点上还超过了这个纲领。它们还反对高利贷（如关于废除高利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什一税，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了人民不满的人们的职务，任用新人。——第473页。

[256]这个文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中一个重要关头，即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写的。1850年8月，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得出结论说，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因而在经济开始普遍繁荣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推论说，在新的条件下，首先要注意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依据科学的结论所制定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们用“革命的”词句代替了对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策略和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早在8月和9月上半月召开的会议上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马克思在会上阐述他跟维利希和沙佩尔决裂的原因时说：

“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的关系看成革命的动力，而却仅仅把意志看成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们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培养自己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也许不得不忍受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但是你们却相反地说：‘我们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然我们干脆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用最粗劣的方式阿谀民族感情和德国手工业者的等级偏见，当然这种说法是比较受欢迎的。正象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象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高谈阔论代替革命的发展……。”（见卡·马克思“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本版第8卷）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域委员会组织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康·施拉姆，享·鲍威尔，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等6名中央委员；其余4名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列曼和弗伦克尔表示反对。处于少数地位的4名委员退出了会场，并诉诸伦敦区部的盟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多数会员也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分裂派的一边，这就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这个协会。——第484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