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326]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326]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853年1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作为内阁新措施的结果的改选已告结束。内阁遭到了失败。一直被认为是“爱尔兰旅”领袖的财政部部务委员萨德勒先生，被亚历山大先生所战胜；亚历山大先生以六票的优势当选。亚历山大先生的当选应归功于奥伦治派[327]和天主教徒的联合。另方面，内阁在牛津大学取得了胜利，那里的投票继续了十五天之久，斗争达到了极端紧张的程度。格莱斯顿以一百二十四票的优势战胜了高教会派[328]拥护者的候选人达德利·派西沃。我们建议古迪布腊斯逻辑[329]的崇拜者读一读在这次斗争中相互敌对的两家报纸——“纪事晨报”和“先驱晨报”的社论。

昨天，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英格兰银行的经理们又将最低贴现率从2.5％提高到3％，这种情况很快地就影响到了巴黎交易所，那里的各种有价证券又下跌了。即使英格兰银行能够制止住巴黎的投机，但仍然会有使现存黄金外流的另一途径——输入谷物。无论是在英国，或在大陆，去年的收成估计要比常年减产三分之一。此外，到下一季收成的时候，到底能有多少粮食，人们也还存在着某些怀疑，因为庄稼由于土壤潮湿而播种晚了。所以正在签定输入大量谷物的合同，结果，外汇牌价还是对英国不利。用海船从澳大利亚运来的黄金也不足以补偿突然增加的谷物入口。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关于铁的投机买卖[注：见本卷第563页。——编者注]。英格兰银行第一次将贴现率由2％提高到2.5％就已经影响了这个商业部门。近两周售价七十八先令的苏格兰生铁，本月19日跌至六十一先令。在铁路股票的交易中，大概从利率提高的那一瞬间起，也就可以预料到由于强制出售至今作为贷款抵押的股票而会出现停滞现象，强制出售股票的业务已经开始办理。但是，在我看来，黄金外流不仅仅是由黄金输出引起的，国内贸易的活跃，特别是工业区的国内贸易的活跃也充分助长了黄金的外流。

在目前政治生活暂时平静的情况下，斯泰福宫的妇女大会关于黑人奴隶制告美国姐妹书和“美国千百万妇女关于白人奴隶制给自己的英国姐妹们的充满热情和基督教情感的信”，对新闻界来说是很宝贵的材料。但是，没有一家英国报纸注意到斯泰福宫会议是在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主持下在宫里举行的这个情况。而根据斯泰福和萨特伦德这两个名字是足以公正地评价英国贵族的仁爱的，这种仁爱就是，尽可能远离故乡，而且最好不在大西洋此岸而到彼岸去为自己寻找目标。

萨特伦德家族致富的历史，就是苏格兰-盖尔居民破产和被剥夺的历史，是把他们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上赶走的历史。远在十世纪时，丹麦人就在苏格兰登陆并侵占了凯特涅斯平原，将原住居民赶到山里。按盖尔语叫做“萨特伦德大人”的Mor-Fear-Chattaibh，经常可以找到这样的战友，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保卫他，反对他的敌人，即丹麦人或苏格兰人，外地人或当地人。斯图亚特被逐出不列颠的那次革命[330]之后，苏格兰的小克兰首领间的私人纠纷日益减少，因而希望在这边远地区至少表面上保持自己的权力的英国国王们就鼓励克兰首领建立本族军队；通过这种制度，勒尔德，即这些首领们，就把现代的军事组织和古代的克兰制度结合起来，从而使前者成了后者的支柱。

为了正确地理解随后发生的篡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克兰。克兰是社会生活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比封建制度低一整个阶段。换言之，它是属于家长制社会制度的。《Klaen》按盖尔语的意思就是“子女”。苏格兰盖尔人的一切风俗和传统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克兰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亲系。“大人”——克兰的首领，一方面握有无上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只限于在血缘亲属之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一个民族［Family］的首领都是如此。某一克兰，即氏族，所居住的地区就属于该氏族，正如俄国的农民公社所占用的土地不属于个别农民而属于整个公社一样。可见，所在地区是氏族的公有财产。在这种制度下，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是谈不上的，同样，克兰成员的社会地位同生活在我们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的地位也是无法相比的。土地是按克兰各个成员的军事职能来划分和分配的。首领依据各个人的军事能力赐给他们一定的份地，他可以自行决定增加或削减族长的封地，而这些族长也可以在自己的大小家臣之间分配地段。但是，整个地区永远是克兰的财产，无论个人的奢望多么容易起变化，封地的条件是固定不变的；同样，战争贡税或向首领缴纳的贡税同样也是永不增加的，首领是战时的指挥官，同时又是平时的最高统治者。一般说来，每一块地段是由交纳固定贡税的同一个家族世世代代耕种的。这种贡税不大，这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租或一般的收入来源，还不如说是表示承认“大人”和从属于他的族长的最高权力而缴纳的贡物。直接从属于“大人”的族长称为“塔克斯缅”［《taksmen》］，委托他们管理的土地叫“塔克”［《tak》］。“塔克斯缅”则管辖充当各村头目人的下级仆役，而这些仆役又管辖农民。

由此可见，克兰不外是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氏族，同任何氏族一样，它很少用法律来规定什么，而是受着各种传统的强烈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土地都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是人们之间也有地位上的差别，正像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

最初的篡夺是在驱逐斯图亚特之后由于建立氏族军队而发生的，从这时候起，贡税成了“大人”〔Mor-Fear-Chattaibh〕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感染了伦敦宫廷的挥霍无度的风气，他就想方设法地从自己的仆役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而仆役们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待他们的下属。最初的贡物变成了固定的货币代役租，实行这种代役租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会使传统贡税明确地固定下来，但另一方面：它却意味着篡夺，因为现在“大人”对“塔克斯缅”说来是处于领主的地位，而“塔克斯缅”对农民说来则以农场主的身分出现。由于现在“大人”也同“塔克斯缅”一样需要货币，因此，必然使生产不仅是为了直接消费，而同时也是为了输出和交换。所以，国民生产制度必然会发生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而造成的多余人手也要摆脱掉。居民人数由此而开始减少。但在十八世纪时，居民多少还安然无恙，人们还没有明显地成为赤裸裸的暴利的牺牲品，这点可以从苏格兰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著作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前十年发表的。斯图亚特（第一卷第十六章）说：

“这些地段交纳的地租，与地段的面积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把它同这个经济单位所供养的人数相比，那就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个地段比最富饶地区的同样面积的经济单位所供养的人数要多十倍。”[331]

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管家、指导她的领地改善工作的洛克先生的著作（1820年）[332]证明，即使在十九世纪初期，土地贡税还是很低的。例如，他举出了金特腊多埃耳领地1811年土地贡税的清单，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个时候以前，每家每年至多须要缴纳几先令的现款、供给少许家禽和服几天的劳役。

只是在1811年以后，才实现了彻底的和真正的篡夺，氏族的财产被强行变成了首领的私有财产，即现代意义的私有财产。这次经济革命中的首领人物，是一位精通马尔萨斯学说的女性——穆罕默德-阿利，也就是萨特伦德伯爵夫人，或者说，是斯泰福侯爵夫人。

首先，必须指出，斯泰福侯爵夫人的祖先是差不多拥有萨特伦德领地四分之三的苏格兰最北部的“大人”。这块伯爵领地比法国的许多省或德国的小公国还要大。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继承了这些领地，随后当作嫁妆带给了自己的丈夫斯泰福侯爵，以后又带给了萨特伦德公爵，这时，居住在这些领地上的居民已减少到一万五千人，高贵的伯爵夫人决定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将整个领土变为牧场。从1814年至1820年，这一万五千居民（约三千户）不断地遭到驱逐和灭绝。他们居住的所有村庄都被破坏和烧毁，所有的田地都被变为牧场。不列颠的士兵被派来执行这种暴行，结果他们竟同当地居民发生了直接的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自己的茅舍而被烧死在里面。高贵的伯爵夫人就是经过这种方式把自古以来属于氏族的七十九万四千英亩的土地攫为己有。在极为慷慨之时，她退还给被赶走的居民约六千英亩，每户二英亩。而这六千英亩土地在退还以前一直是荒地，不能给所有者带来任何收益。伯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只以平均每英亩二先令六便士的租金把土地出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一直为伯爵家流血流汗的氏族成员，她把从氏族那里非法霸占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二十九个大牧羊场，每个牧羊场只住一家人，大部分都是英格兰的租佃雇农。到1821年，一万五千个盖尔人已被十三万一千头羊所代替。

一部分被赶至沿海地区的原任居民武图以捕鱼为生，他们变成了两栖动物，按一位英国作家的说法是一半生活在陆地上，一半生活在水中，但是，陆地和水合起来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

西斯蒙第在其“社会概论”这部著作中关于对萨特伦德领地的盖尔人的这种剥夺（而这种剥夺还成了苏格兰其他“大人”仿效的榜样）作了如下的评论：

“大规模的占有领地不单单是英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查理大帝的整个帝国，在整个西方，军事首领们都是篡夺整个整个的省份，并利用被征服的居民，有时甚至利用自己的战友的劳动来为自己耕种土地。在九世纪和十世纪时，曼恩、昂茹和普瓦图这三个地方，对它们的伯爵来说，与其说是公国，不如说是三块辽阔的领地。在很多方面与苏格兰相似的瑞士，在当时就被划分为几块领地。如果基堡、伦茨堡、哈布斯堡和格鲁尔等伯爵处于不列颠法律的保护之下，他们也会达到像萨特伦德伯爵这样的地位。可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表现出同样的改良倾向〈像斯泰福侯爵夫人那样〉，那时，为了给羊群让出地方，阿尔卑斯山上就会是不止一个共和国应该消灭了。甚至德国最专制的君主也不会让自己干出这类事情来。”[333]

洛克先生在为萨特伦德伯爵夫人辩护时（1820年）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回答：

“为什么正是在这个别的场合下必须有与其他一切场合所采用的原则不同的例外呢？为什么土地占有者必须为了社会的利益以及为了只是同社会本身有关的那些原因而牺牲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绝对权力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主就应当为了萨特伦德公爵夫人殿下的虚假的慈善行为而牺牲自己的私利呢？

到处以牛羊来代替人的不列颠贵族阶级，在不久的将来也同样会被这些有益的动物所代替。

我们刚才所叙述的苏格兰“圈地”的过程，在英国是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发生的。还在十六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就曾对这一点大鸣不平。在苏格兰，这个过程是在十九世纪初叶完成的；而在爱尔兰，当时正是高潮。高贵的子爵帕麦斯顿本人不过是几年以前才把人们从自己的爱尔兰领地上“圈出去”，并且用的就是上述的方法。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在这不久以前发生的过程中，奴颜婢膝的法学家阶级为贵族卖了多大力气，这从上世纪一位英国法学家达尔林普尔那儿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著作“封建所有制”[334]中以极其坦率的态度证明：在为所有权进行的诉讼中，在资产阶级大发横财时期的英国，法学家对于有关财产的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文件就作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在贵族阶级发财致富的苏格兰，则作有利于贵族阶级的解释，而在两种场合下，都充满着敌视人民的精神。

上述的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土耳其式的改革，至少可以从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来证明是对的。但是，其他的苏格兰贵族还更进了一步。在以羊代替人以后，他们紧接着又以野兽代替羊，而以狩猎区代替牧场。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阿托尔公爵。

“在征服英国以后，诺曼诸王把英国的大片土地改变成森林；现在这里的领主也是这样对付苏格兰高地的。”（罗·萨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1848年版）[335]

为了要给阿托尔公爵的野兽和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羊腾出地方而被赶走的那群人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他们被迫逃往何方呢？他们在哪里找到了容身之处呢？

在北美利坚合众国。

英国雇佣奴肃制的反对者有权谴责黑人奴隶制：但是萨特伦德公爵夫人、阿托尔公爵、曼彻斯特的棉纺大王们——决不可能！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月21日

载于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87号，并摘要载于1853年3月12日“人民报”第4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注释：

[326]本文中引用的关于萨特伦德家族剥夺农村居民土地的材料，以后被马克思运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第569页。

[327]奥伦治派协会是大地主和新教僧侣为对付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于1795年建立的反动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经常指使新教徒迫害爱尔兰天主教徒。它在新教徒居住的北爱尔兰势力最大。在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进行宣传时期（见注324），在爱尔兰，违背着大地主和天主教及新教的高级僧侣的意志，建立了奥伦治派新教僧侣和天主教徒的一般联合组织。——第569页。

[328]见注246。——第569页。

[329]古迪布腊斯是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同名讽刺长诗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喜好无意义的谈论和争辩，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论断证明最荒谬的论点。巴特勒的长诗写于1663—1678年，它的用意是揭露英国资产阶级的虚假道德和宗教上的伪善行为。——第569页。

[330]指1688年的政变（见注251）。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尼德兰总督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王。——第571页。

[331]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04页（J.Steuart.《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In  two  volumes.Vol.I，London，1767，p.104）。——第573页。

[332]詹·洛克“关于斯泰福和塞洛普省斯泰福侯爵夫人领地和萨特伦德领地的改良情况的报告”1820年伦敦版（J.Loch.《An  Account  of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Estates  of  the  Marquess  of  Staf-ford，in  the  Counties  of  Stafford  and  Salop  and  on  the  Estate  of  Sutherland》.London，1820）。——第573页。

[333]马克思引自让·沙·列·西藏·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230—231、237页（J.－C.－L.Simonde  de  Sis-mondi.《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T.I，Paris1837，pp.230－231、237）。——第574页。

[334]约·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1759年伦敦版（J.Dalrymple.《An  Essay  towards  a  General  History  of  Feudal  Property  in  Great  Britain》.London，1759）。——第575页。

[335]罗·萨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第27页（R.Somers.《Letters  from  the  High-lands；or，the  Famine  of  1847》.London-Edinburgh-Glasgow，1848，p.27）。——第57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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