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

入侵！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在当代伪善政策的一切信条中，没有一条像“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一信条那样，闯下了这么多的灾祸。这个以包含着大谎言为主要特征的大实话，是一个战斗号召，它呼吁全欧洲武装起来，并且使那些雇佣兵产生了这样一种狂热，以致每一个新和约的签订都被看做是一次新的宣战，都成为进行有关的各种投机活动的对象。现在欧洲各国都已变成兵营，兵营内的雇佣兵都渴望互相厮拚，以便为了和平而互相割断咽喉，这样，在每一次新战争爆发之前必须弄清楚的就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站在哪一边。一旦负责外交的议员们借助于《si  vi  spacem，para  bellum》〔“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个经过考验的例律，满意地解决了这个次要的问题，一次文明战争便开始了；这种文明战争，按其残酷野蛮的程度来说，应该是强盗骑士阶层繁荣鼎盛时代的东西，而按其阴险诈伪的背信弃义性质来说，又毕竟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新时期所特有的产物。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野蛮行为的普遍爱好成了正常的事情，不道德行为成了常规，非法行为有了它自己的立法者，暴力统治有了它自己的法典，那就毫不足怪了。因此，现在所以还有人常常回过头来请教《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其原因就在于阿姆要塞昔日的囚徒[255]的这些荒谬的狂想已经成了一种现代诈骗宗教的摩西五经，成了皇帝进行军事冒险和搞证券投机勾当的政策的启示录了。

路易-拿破仑当年在阿姆要塞中说过：

“伟大的事业很少是在第一次就成功的。”[261]

由于确信这一条真理，所以他具有在必要时实行后退，以便随即准备做新的跳跃的本领，并且在没有使他的敌人丧失警惕性，而他自己所宣布的那些mots  d'ordre〔口号〕尚未变得陈腐可笑，因而还是危险的东西的时候，一直不断地使用这种手法。这种为了欺骗社会舆论而伺机行动的本领，这种为了更加无阻碍地重新前进而后退的本领，一句话，ordre，contre-ordre，désordre〔朝令夕改，毫无秩序〕的规则的奥秘，曾经是他在政变时期的最有力的同盟者。

至于入侵英国这样一个拿破仑观念，那末看来他还是想采用老战术。这个曾经常被正式地加以否认的观念，多次受到嘲笑，多次沉浸在贡比臬的香槟酒洪流中，它虽然似乎遭到过许多次失败，却一再地被提到欧洲的政治磋商和闲谈的议事日程上来。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但是任何人都感觉到，单只是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还没有被战胜的力量。像84岁的林德赫斯特勋爵或胆略过人的埃伦伯勒这种正派人，由于害怕这种观念的神秘力量而向后退却了。如果一句普通话竟能对政府、议会和人民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那末，这只不过是证明大家都本能地领悟到和意识到，这句话有40万大军作为后盾，你要想摆脱这种可怕的观念，就非去同这支军队拚个你死我活不可。

“通报”上那篇根据对英法两国海军预算所作的比较把英国说成是应对昂贵的军备开支负责的祸首的文章，由至圣的手草就的这个文件[262]的开头和结尾部分的激愤语调，“祖国报”上那篇干脆急不可耐地进行威胁，随后又立即发出命令要把法国的军事力量转入平时状态的半官方评论，——所有这一切都是构成波拿巴策略的最有代表性的要素，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报刊和社会舆论要十分严肃认真地讨论入侵问题了。当有人说法国“没有武装起来”的时候，——在意大利战争开始以前，瓦列夫斯基先生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谁也不承认的清白无辜，曾经特别明确地声明了这一点，——紧接着就爆发了历时三个月的“解放战争”；如果法国把没有武装起来的军队解除武装，那我们可要提防着最突然的coup〔攻击〕。

毫无疑问，除了入侵英国以外，波拿巴先生不可能率领他那帮御用军队去进行别的、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大陆更受欢迎的事业。布吕歇尔访问英国骑马经过伦敦街道时，由于他所固有的兵士本性，竟不禁得意忘形地感叹说：“天呀，这才是最适合于掠夺的城市啊！”对这个呼喊的诱惑力，法皇的御用军是能够作出评价的。但是，入侵的观念可能也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欢迎，理由也就是“泰晤士报”为了保持《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263]关系而提出来的那一条：

“我们高兴地看到法国的强大。只要我们是作为秩序的保卫者和文明的朋友而携手并进，它的力量也就是我们的力量，它的繁荣也就是我们的强盛。”

有一支由449艘战舰（其中265艘是蒸汽军舰）组成的舰队，有一支在意大利流过血和得到过光荣的40万军队，口袋里又有从圣海伦岛得到的遗嘱，并且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大灾祸，波拿巴先生恰好是能够把最后赌注押在入侵英国上的人。他一定会va  banque〔孤注一掷〕！他早晚总是要下这笔赌注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7月28日

载于1859年7月30日“人民报”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注释：

[255]暗指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伦兵变失败后被囚禁于阿姆要塞一事；1846年路易·波拿巴从要塞逃出（见注71）。——第488、497、504页。

[261]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著：“1688年和1830年的历史片断》（Napoléon-Louis  Bonaparte．《Fragments  historiques  1688  et  1830》）。该书是路易·波拿巴被禁于阿姆要塞时写的，第一版于1841年在巴黎出版。——第497页。

[262]指1859年7月26日刊登在“通报”第207号的非官方栏中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第498页。

[263]“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是英法之间在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建立的，由于1834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所谓四国同盟条约而形成的同盟关系。但是在签订这一条约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了英法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后来不止一次地导致两国关系的尖锐化。——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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