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D PRO QUO[265]

QUID  PRO  QUO[265]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一

克劳塞维茨将军在他的一篇论1796年奥法战争的文章中说，奥地利经常打败仗，是因为它的作战计划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不是考虑要实际地去取得胜利，而是要利用似乎已经取得了的胜利。[266]从两翼迂回敌人，包围敌人，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各个最远的据点上，以图截断想像中已被击溃的敌人的一切退路，——为了利用臆想出来的胜利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类似措施，每次都成了保证打败仗的最可靠的办法。对奥军作战方法的这一段评语完全适用于普鲁士外交。

普鲁士无疑是力图少花钱而办大事。某种本能曾使它感觉到，庸碌无能之辈青云直上的有利时机已经来到。维也纳条约的法国，路易·菲力浦的法国由于一道简单的命令就从王国改称为帝国[267]，而在欧洲却连国境上的一个界桩也没有移动。为了通过12月2日搞出一个雾月18日的摹制品来，不必再进行1796年的意大利远征和对埃及的讨伐[268]，只要成立骗子手十二月十日会和举行一次萨托里的腊肠检阅就够了。普鲁士知道，各大国并不完全赞同法国农民关于真拿破仑复活的幻想。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那个要在法国扮演拿破仑的冒险家担任了一个危险的角色，因此对官方欧洲说来他随时都可能成为危险的人物。法国之所以能容忍了假帝国，仅仅是由于它觉得欧洲相信这出笑剧。因此，问题曾在于使小丑能够轻松愉快地扮演他的角色，保证在池座和下等楼座上都有一批热心的捧场者。过去每当法国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定的时候，——看来，这个洛可可式的帝国绕它自己的轴心旋转的最大周期是两年，——都要允许这位阿姆要塞昔日的囚徒[255]进行一场国外的冒险。那时在欧洲的议事日程上就出现了只有在法国国境的那一边才能实行的拿破仑纲领的某一条条文的摹制品。奥当斯的儿子一再被允许去进行战争，但是必须遵照路易·菲力浦的口号：《La  France  est  assez  riche  pour  payer  sa  gloire》〔“法兰西非常富有，足以为自己的荣誉付出代价”〕。普鲁士的老国王[注：费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这个有头没有脑的人有一次说，他的普鲁士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处于对基督教的抽象对立之中，而前者则克服了庸俗教化的过渡时代，达到了对神的启示的深刻的内心理解。老拿破仑也曾抱有庸俗的纯理性主义的偏见，认为只是在战争费用由其他国家负担，而战争果实由法国享受的时候，战争对法国才是合算的。与此相反，他的滑稽可笑的继承者得出一个意义深刻的结论，认为法国自己应当为自己的军事荣誉付出代价，保持法国的旧疆界是自然规律，他进行的一切战争都应该是“局部性的”，即在欧洲每次恩准他扮演他的角色的有限范围内进行。因此，他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只不过是周期性地给法国做放血手术罢了，这些手术每次都使法国增加一笔新国债，丧失一支旧军队。

但是，每经过一次这样的战争，总要发生一场纷争。法国感到不满意，但是欧洲千方百计地极力劝说这个爱耍脾气的belle  France〔美丽的法国〕。它对Dutchfish [注：直译是：“荷兰的小鱼”；转意是：“荷兰的无赖汉”。——编者注]扮演着巴纳姆的角色。难道在对俄战争以后，欧洲不是极力把他描绘成为具有一切戏剧性特征的仲裁者吗？难道冯·泽巴赫男爵没有从德勒斯顿到巴黎，又从巴黎到德勒斯顿往来奔走吗？[269]放毒者奥尔洛夫和伪造者布隆诺夫没有向他逢迎讨好吗？[270]难道门的内哥罗的公爵和雅科布·费奈迭没有相信过他的万能吗？[271]难道没有允许过他打着反对英国的背信弃义的招牌来实现俄国的要求吗？帕麦斯顿用对卡尔斯的叛卖行为和对他自己的将军威廉斯的反面的赞扬[272]来确证的对俄和约，难道不是被“泰晤士报”宣布为波拿巴对英国的背叛吗？难道他没有博得欧洲最机灵的人这份光荣吗？难道在战争期间他没有占领即使不是现代世界那也是古代世界的一切首都吗？[273]他傲然扫荡了达达尼尔海峡不是说明他有一套深深隐藏着的计划吗？老拿破仑通常都是从那些最近的任务着手的。新出现的拿破仑的表面上的恭顺却说明权谋家的深奥莫测。他拒绝了好的东西，只不过是力求得到更好的东西。最后，难道巴黎和约不是以欧洲对比利时这样的“大国”的反波拿巴主义的记者的《Avis》〔“警告”〕而告成的吗？[274]

那时，假拿破仑的法国两年正常循环的时间过去了。欧洲的官方人物以为，他们为了这个人的尊严所尽的力现在已经够多了。他们曾允许他作为英国人的随行人员坐船到中国去[275]，并且受俄国的委托让库扎上校做多瑙河两公国的统治者[148]。但是，只要路易·拿破仑想试一试跨越英雄和扮演英雄的小丑之间的难以辨别的界限，他立即就会被人以嘲弄的口吻命令回到为他划定的活动场所的范围内去。他反对北美合众国的阴谋、他想恢复贩卖奴隶的企图[276]、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他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的反俄示威（他在俄国授意下负责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在约翰牛面前替帕麦斯顿在俄国的策动下对解决方案采取的反对立场作辩解），——所有这一切都告吹了。只是对于小小的葡萄牙，人们还允许他作威作福[277]，为的是勾划出他对待大国的那副可怜相。连比利时也开始构筑工事了，连瑞士也朗诵起“威廉·退尔”来了。[278]显然，正式控制着欧洲的那些势力碰到了一个过去经常把天文学家们弄得蒙头转向的问题——错算了天体运转的周期。

那时，《lesser  Empire》〔“小帝国”〕两年循环的时间过去了。在从1852年到1854年的第一次循环期间，发生了无声无息的风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嗅到，但是不能听到。对俄战争在这时成了safety  valve〔通风口〕。在1856年到1858年的第二次循环中，情况就不同了。法国的内部发展把假波拿巴抛到政变的关头。奥尔西尼的炸弹预告了暴风雨的到来。库茨小姐的不幸的情夫不得不把政权让给他的将军们。法国被破天荒地按西班牙的习惯分成了5个镇守司令区[279]，而且全部手续都是在患有气臌病的欧仁妮的星光照耀下进行的。成立摄政王职位实际上是从加西莫多皇帝手中把政权交给奥尔良火烤阿拉伯人的专家佩利西埃手中。[280]但是，恢复terreur〔恐怖手段〕已经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52]不是显得令人可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蒙塔郎贝尔能够在巴黎扮演汉普敦[281]，蒲鲁东则能够在布鲁塞尔宣扬附有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的路易-菲力浦主义[282]。夏龙起义[283]证明，军队本身就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即将演到最后一幕的哑剧。

路易·波拿巴又达到了决定命运的关头，这时官方欧洲应当明白，只有用旧拿破仑纲领的某一新条文的摹制品才能防止革命的危险。摹制品已从拿破仑用来收场的事件，即从俄国的远征开始了。那末，为什么不能用拿破仑用来开场的事件即意大利战争把它继续下去呢？在欧洲的所有主要成员中，奥地利是最不grata〔讨人喜欢的〕。鲁普士希望为华沙会议、布隆采耳会战和对北海的远征向奥地利报仇雪恨。帕麦斯顿早就用对奥地利的仇恨来证实他的文明传播者的意愿。俄国满怀恐惧地看到，奥地利已再次宣布它的银行将用现款支付。当1846年奥地利国库自远古以来第一次没有出现赤字的时候，俄国就发出了发动克拉科夫革命[284]的信号。最后，奥地利对自由主义的欧洲说来是bête  noire [注：直译是：“黑色的野兽”，意即骇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编者注]。所以，波拿巴的第二次戏剧性的阿梯拉远征应当是反对奥地利，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不支付战费，不扩大法国的疆界，把战争“局限”在明智的界限内，即为了给法国再做一次光荣的放血手术所必需的范围内。

喜剧既然开了场，普鲁士在这种形势下就认定，在上司批准和十分保险的情况下大显身手的时机对它说来也来到了。维拉弗兰卡和约使它在全欧洲面前受到愚弄，搞得臭名远扬。当它在立宪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表现在它的国债正以几何级数增加——的情况下，它认为，把blue  book  of  its  own  make [285]像一块膏药一样贴在伤口上是一个好办法。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要听取它自己的辩护词。

二

当实行摄政的普鲁士所说的就像所写的一样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发现它在欧洲的“错误的喜剧”[注：莎士比亚的一个著名的喜剧。——编者注]中不仅表现出有曲解别人的天才，而且还有被人曲解的天才。在这方面，它同不仅自己说刻薄话而且也使别人对他说刻薄话的福斯泰夫有某些相似之处。

4月14日阿尔勃莱希特大公来到了柏林，在那里待到20日。他要告诉摄政王一个秘密，并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秘密有关将要发出的奥地利给维克多·艾曼努尔的最后通牒。建议涉及莱茵河上的战争。预计阿尔勃莱希特应率领26万奥军和联邦的几个南德意志军在莱茵河上游西岸行动，而普鲁士军和几个北德意志军将在普鲁士统率下组成莱茵河上的北方军团。军队不设“联军总司令”，而应当受弗兰茨-约瑟夫和摄政王共同组成的大本营领导。

普鲁士不仅立刻忍怒拒绝了战争计划，而且“强烈反对阿尔勃莱希特大公突然提出最后通牒”。

普鲁士只要使出了它饶舌的donkeypower〔驴力〕（大家知道，大型机器的功率是由horsepower〔马力〕来计算的），那是谁也不能抵挡的，最不能抵挡的则是奥地利人。摄政王和他的四个娄罗——施莱尼茨、奥尔斯瓦特、博宁和察贝尔博士先生——“深信不疑”，他们已使奥地利“深信不疑了”。

有一篇普鲁士的半官方通告说：“阿尔勃莱希特大公4月20日离开柏林的时候，大家都相信，已提到日程上来的大胆的计划被搁置起来了；但是，——alas！〔可叹！〕——他起程几小时以后，维也纳来的电报就报道说最后通牒已经提出。”

在战争开始以后，普鲁士拒绝宣布自己中立。施莱尼茨在标明“6月24日于柏林”“给普鲁士驻德国各邦宫廷使节的紧急指示”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英勇的决定的秘密。

他低声细语地说：“普鲁士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调停国〈在另一个紧急指示中说是调解国〉的立场。不但如此，从战争开始的时刻起，它的主要意图就是要保持这个立场，为此，它才拒绝保证自己的中立，坚持不向任何一方面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它的调停活动才始终能完全不偏不倚地和自由地进行。”

换句话说，奥地利和法国这两个敌对的方面在一场“局限”在意大利舞台上的战争中将互相消耗自己的力量，英国则作为中立国（！）远远居于次要地位。各中立国自己使自己失去了活动能力，而交战双方又因为在斗争中要使用拳头而被缚住了双手。在这两者之间，“完全不偏不倚的和自由的”普鲁士像欧里庇得斯的deus  ex  machina[注：见本卷338页编者注。——译者注]一样在展翅翱翔。调停者历来总是比受调停的各方所得的东西多。基督所得的比耶和华多，圣彼得又比基督多，神甫又比圣徒多，而武装调停者普鲁士所得的将比敌对的和中立的各国都多。说不定俄国和英国就要发出结束这场喜剧的信号。那时，它们将会悄悄地把它们的秘密指示塞进普鲁士的口袋里去，而普鲁士将给自己戴上布伦[286]的假面具。法国不会知道，普鲁士进行调停是不是会让奥地利占便宜，奥地利也不会知道，普鲁士进行调停是不是会让法国占便宜，而它们两者都不会知道，普鲁士进行调停是不是会损害它们两国而让俄国和英国占便宜。普鲁士将有权要求“一切方面”的信任，也有权使人不信任一切方面。它的无拘束将会拘束一切人。如果普鲁士宣布自己中立，那就不能阻止巴伐利亚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国倒向奥地利方面。而作为武装调停者，既有各个中立大国掩护它的两翼和后方，又有那副老是虚张声势说将来要建树“德国的”功绩的难以捉摸的神气，它就能专心致志地去实现挽救奥地利的既神秘莫测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从而就有权利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了。作为英国和俄国的传声筒，它可以使德意志联邦尊敬自己，而作为德意志联邦的安抚者，它又可以骗取英国和俄国的信任。

普鲁士不仅是德国的一个大邦，而且是一个欧洲大国，同时又是一个“调停国”，并且还是德意志联邦的霸主！在事件的进程中将会看到，施莱尼茨怎样越来越陷入这个如此机智而又如此高超的思想进程中而不能自拔。至今都是欧洲国家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by  courtesy》大国、《on  sufferance》而成为欧洲要员的这个普鲁士人，现在居然被授予了《quos  ego！》的大权[287]！这一切都不必拔剑相向，而只要把枪扛上肩头，并且除了摄政王的眼泪和他的走狗的墨水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流出。普鲁士竟然没有博得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和力”中的米特勒的光荣，那实在不是它的过错。

普鲁士懂得，在第一幕中应当对奥地利板着面孔，使路易·波拿巴不致有丝毫的怀疑，而首先要在俄国和英国面前大显一下身手。

施莱尼茨在他那个我们已经引证过的紧急指示中自认：“在许多德国邦都笼罩着激愤情绪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个对我们的利益说来如此重要的目的，并不容易。加之我们政策的方针在这方面同大多数德国邦政府的政策有分歧，尤其是奥地利不同意我们的政策，这个情况未必需要赘言了。”

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但是普鲁士还是成功地扮演了德意志联邦宪兵的角色。从4月底到5月底，它展开了它的调停活动，迫使它的德意志联邦中的伙伴们不得不按兵不动。

施莱尼茨委婉地说：“我们努力的第一件事，是要防止联邦过早地卷入战争。”

同时，柏林内阁打开了自由主义报刊的闸门。这些报刊直截了当地向市民解释说，波拿巴冲进意大利，只是为了让德国摆脱奥地利，并在英雄的庇护下建立德国的统一。这个英雄无疑地是属于民族的，因为他早已被宣布为“民族的财产”了。

普鲁士“当时”所负的使命不是简单地作为调停者，而是作为“武装的”调停者出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它的行动发生了困难。它必须一方面抑制好战的贪欲，另一方面又要号召拿起武器来。它一面分发武器，同时又警告说不得动用武器。

“不要玩弄火枪，

它和你一样觉得疼痛。”

施莱尼茨说：“但是，如果我们为了保卫处于两个交战大国之间的德国而同时采取一切措施，如果联邦各机关在我们的协助下也不倦地采取防御措施，那末对我们说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责任——注意不要使这些措施突然变成进攻的手段，不要因此而使联邦的立场和我们自己的立场的名声大受损伤。”

可是，完全可以理解，“调停国”不能总是片面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何况还发现了危险的征兆。

施莱尼茨说：“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有些迹象说明，正在策划签订同我们的政策方针不一致的特别协定，局势的严重性理应引起我们的担忧，因为到头来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拆散联邦的趋势。”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纷争”并揭开“调停”的第二幕，便把维利森将军的使团派到维也纳去了。使团活动的结果在施莱尼茨6月14日从柏林寄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威尔特尔的紧急指示中，已经讲过了。当施莱尼茨只给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写公文的时候，他用的是in  ordinary〔普通的〕普鲁士公文体。当他给外国大国写公文的时候，幸而这事是用他不懂的语言办理的。但是，他给奥地利的是些什么样的紧急公函呀！全是长得不得了的句子，像一团团绞在一起的绦虫，经过“哥达主义”肥皂液的浸渍，又撒上了乌凯马尔克[288]的文牍主义的沙糖，一半还泡在诡谲多端的柏林treacle〔糖浆〕的洪流中。

我们之所以要对现在已经出世三个星期的柏林Blue  book〔蓝皮书〕的某些部分仔细加以分析，并不是由于嗜古的怪癖，也不是由于对于勃兰登堡的历史感到兴趣。因为这里谈的是现在正被德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当做普鲁士未来帝国使命的凭借来加以吹嘘的那些文件。

施莱尼茨给维利森将军的最近一次紧急指示，是5月27日送到维也纳的。威尔特尔就奥皇内阁对维利森的接待给施莱尼茨的两个紧急报告标明的日期是5月29日和31日。这两个报告在半个月中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为了掩饰原来的“使命”和事后对它所作的“解释”之间的各种矛盾，在普鲁士的blue  book中，施莱尼茨给纳利森的那些紧急指示、威尔特尔给施莱尼茨的那些紧急报告以及摄政王和布斯特拉巴[289]之间的全部会议情况都被抽掉了。奥地利外交大臣莱希堡无论如何也无法恢复原文，因为维利森和威尔特尔本来就不是要用书面把普鲁士的那些急件通知他的，而只是对他宣读一遍。可以想像一下，一个不能读到而只能听到下面这种长句子的大臣，处境是怎么样：

施莱尼茨说：“我切望把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完全澄清，所以就关心要在我给冯·维利森将军的函件中把我们对我们在一定情况下准备采取的措施以及那些必须成为我们安排采取的行动的基础的先决条件的观点十分明确地加以阐明。”

施莱尼茨在准备正式解释维利森去维也纳的使命以前，以他所特有的谨慎态度让事件自然发展。奥军在马振塔会战中打了败仗，撤出了所有伦巴第的要塞，急速地退到基泽河东岸。哥尔查科夫照会德国各小邦，以鞭子相威胁，责成它们严守中立。这个照会上了报刊。[290]被怀疑暗中同情奥地利的得比，把政权让给了帕麦斯顿。最后，在6月14日，即施莱尼茨给威尔特尔发出紧急指示那一天，普鲁士政府通报[291]刊登了关于动员6个普鲁士军的命令。维利森使团被派往维也纳，随后便是这个动员令！整个德国都纷纷议论普鲁士的英勇的谨慎和普鲁士的谨慎的英勇。

最后，我们来看看施莱尼茨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的紧急指示。摄政王脱口说出了“宽宏大量的话”。接着，维利森就以先知的口吻预言了“最诚实的意图”、“最无私的计划”和“最真挚的信任”；莱希堡伯爵“表示同意我们所持的观点”。但是，同一位莱希堡，这位维也纳的苏格拉底，终于表示希望从漫无边际的空谈转入对平淡无奇的现实事实的讨论。他认为，“看到普鲁士的意图已经表达出来”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根据这一点，普鲁士企图利用施莱尼茨的笔来“进一步明确”维利森的“使团”的“意图”。因此，他“进一步概述了在维也纳交换思想时我们所表述过的意图”。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进一步概述”扼要复述一下。维利森使团的用意是这样的。普鲁士“在具有一定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有“确定不移的意图”。施莱尼茨本来应该说，普鲁士在具有确定不移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有不一定的意图。先决条件就是要奥地利把德意志联邦的首倡权让给普鲁士，不同德国各王朝单独签订条约，总之，就是暂时把德国的霸权让给普鲁士；意图就是要保证奥地利“根据1815年条约对意大利一些地区的占有权”，并“争取在这个基础上缔结和约”。普鲁士认为，奥地利与意大利其他各国的关系和“这些意大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遭到了严重的威胁”，普鲁士就将试图“进行武装调停”，并且

“在调停成功时，它将继续采取行动以达到上述目的，因为作为欧洲大国的责任和德意志民族的崇高使命要求它这样做”。

非当事人施莱尼茨说：“我们自己的利益责成我们不能延缓干涉。但是，选择调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以后的行动的时机，应由王室自由决定。”

施莱尼茨断言：第一，由维利森所转达的“交换思想”被莱希堡说成是“交换意见”；第二，普鲁士的意图和先决条件“应当取得皇室的同意”；第三，莱希堡大概是纯思维的敌人，他想把“交换思想”变成为“交换外交照会”，变成为“两个内阁的有成文的文件作证明的协商”，总而言之，他希望把普鲁士的“先决条件”和普鲁士的“意图”看做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的”东西。但是，这时施莱尼茨的高尚意识感到愤慨了。莱希堡的要求所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要实际上变我们的“最秘密的、由于信赖而通知的政治思想为束缚我们的诺言”。

施莱尼茨正在做政治思维方面的实际的、秘密的练习。而莱希堡却想把高不可攀的思想同卑微下贱的照会联系起来！对于柏林的思想家说来这是Quelle  horreur〔多么可怕的事〕呀！况且这种交换照会会像是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的“保证”。好像普鲁士想保证什么似的！更何况被冒渎地变成了交换照会的交换思想“马上就会被法国和俄国理解为——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是engagement  formel〔正式的责任〕，是加入战争”。好像普鲁士什么时候曾打算参战，或者希望在什么人面前，尤其是在法国和俄国面前使自己名誉扫地似的！最后，也是主要的，这种交换照会“显然会使原定的调停企图无法实现”。奥地利应该了解，问题不在于它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不在于1815年的条约，不在于法国的篡位，不在于俄国的世界霸权，不在于一般的卑贱的利益，而在于要引起欧洲纠纷，以便出乎意外地为普鲁士造成一个“调停国”的新的崇高地位。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个入睡时是补锅匠，醒来就成了勋爵的流浪汉[292]所说的话，并不像施莱尼茨沉湎在普鲁士作为欧洲“武装调停国”的使命这个念念不忘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冠冕堂皇。《uneasy  conviction，that  he  ought  to  act  up  to  his  newborn  sublimity  of  character》〔“关于他的行动必须符合于他性格中新出现的高贵品质的令人烦恼不安的信念”〕像毒蜘蛛咬住他一样，老是萦绕在他的心头。

施莱尼茨凑近莱希堡的耳边把关于普鲁士作为一个调停国的使命这个念念不忘的思想悄悄告诉他时所表现的“信任态度”，正像他所说的，使他也“希望获得皇室的与我们的信任相当的信任”。莱希堡也要求得到施莱尼茨这份稀奇的照会的副本。威尔特尔宣称，为了有文件证明普鲁士的信任态度，“根据自己得到的指示”，他受命宣读照会，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权利留下这个corpus  delicti〔物证〕。于是莱希堡要求威尔特尔和他一起到维罗那去见弗兰茨-约瑟夫，以便让后者“至少是从口头上能够准确地、详尽地知道普鲁士的看法”。但是，普鲁士的“信任”同样也起来反对这个要求，于是莱希堡便以讽刺性的恭顺态度指出，“如果他在他的回答中也许没有能够完全正确地把握柏林紧急指示的思想的全部进程”，那末这就应当归咎于施莱尼茨的这些长句子只是对他宣读的。

莱希堡给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科勒尔的回答标明的日期是：6月22日于维罗那。这个回答很使人怀疑5月底维利森使团的用意和6月中柏林对这一使命的解释之间是否一致。

莱希堡说：“根据我过去同他〈威尔特尔〉和冯·维利森将军的会谈，我没有得出结论，认为柏林内阁对我们仍将保持高度的戒备，以致避免用任何文件来证明自己的意图。”

但是，维利森的使团更没有使莱希堡准备承认普鲁士作为欧洲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按莱希堡的说法，主要的，即问题实质的真正所在，是“欧洲摆脱法国的最高领导而独立”。事件本身就揭穿了“我们的敌人在真实意图尚未成熟以前想冠冕堂皇地用来掩饰这些意图”的“那些借口”是空洞无物、不值一提的。“此外，普鲁士作为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所负的责任，同保持调停的作用随时都可能变得无法相容。”最后，奥地利希望看到普鲁士成为站在自己这方面的“盟国”，所以，一开始就否认它作为“调停者”的使命。因此，奥地利既然从意大利纷争一开始就反对普鲁士“采取调停者立场的企图”，那末显然它就更不会在某个时候赞成“普鲁士的武装调停”了。

莱希堡说：“武装调停这个概念就其实质说来，包含有发生反对交战双方的战争的可能性。幸而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设想，在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普鲁士能进行武装调停。无论这个名称，还是它所隐藏的内容，看来都应当永远被排除于两个国家的关系之外。”

可见，莱希堡反对施莱尼茨的紧急公函及其对维利森所负使命的解释。他认为，从5月底起，普鲁士的调子变了；他坚决否认奥地利已经承认普鲁士负有作为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施莱尼茨有责任说明这第二号误会（第一号误会是在阿尔勃莱希特大公和摄政王之间发生的），办法是公布他给维利森的紧急指示和威尔特尔给他的那些紧急报告。

可是，莱希堡是以奥地利人的身分来回答的，那为什么奥地利人在同普鲁士人谈话时要改变自己的本性呢？为什么普鲁士就不“保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呢？难道这种保证——莱希堡问道，——不符合维也纳条约的精神吗？

“如果法国希望推翻由条约规定的欧洲局面的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从维也纳会议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中难道能希望哪怕有一个敌人是孤立的吗？法国根本不想用局部战争去侵犯那些领地的已定疆界。”

可是，“交换照会”还不是“有条约做根据的保证”。按莱希堡的说法，奥地利“只想了解”普鲁士的善良意图。但是，为了讨好施莱尼茨，对于他的绝对秘密的政治思想，它将绝对保守秘密。至于媾和，莱希堡指出，普鲁士可以向法国随便提出多少媾和建议，“条件是，这些建议要保持奥地利和其他意大利君主的1815年的版图和自主权利不受侵犯”。

换句话说，奥地利在给作为调停国的“普鲁士的秘密通知”中，根本不想越出没有任何意义的共同地区的界限。相反地，既然普鲁士“以积极的盟国的身分出现，那末，关于拟定媾和条件的问题也就只有在两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

最后，莱希堡触动了普鲁士的隐痛。照他的话说，奥地利同意普鲁士想在联邦议会中得到首倡权的“意图”，只是有一个“前提”：普鲁士的交换思想将变成交换照会。但是，结论连同前提一起失去了意义。甚至施莱尼茨以他所固有的理解能力也“会理解到”，由于柏林“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承担过束缚它的义务”，由于他自己“把做出关于武装调停的决定的时机推延”到未定的“将来，并且保留了选择这种时机的权利”，维也纳也“应当完全保持在德意志联邦关系方面的自由”。

这样一来，普鲁士诱使奥地利承认它在德国的优先地位并且具有充分权利担任欧洲调停国的崇高角色的企图便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曾动员了6个普鲁士军。普鲁士应当向欧洲解释。因此，施莱尼茨在他“6月19日致普鲁士驻欧洲各国使馆的通函”中宣布：

“普鲁士通过动员，采取了更加符合当前局势的立场，同时它并不放弃自己的温和原则……普鲁士的政策仍然是它从意大利问题的纷争开始时起就一直遵循的政策。可是现在它根据既成局势，也拿出了自己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为了使人不致对政策及其办法产生任何怀疑，通函最后声明，“普鲁士的意图是防止德国的分裂”。

摄政王政府认为，甚至连它的这个忏悔的罪人的声明也必须用给法国的“极秘密的”通知来缓和一下。早在战争即将开始之前，布斯特拉巴和摄政王两人共同的朋友、战争画画家吉[注：大概指吉南。——编者注]第一个受委托前往柏林。他带回来了对友谊的保证。在进行动员期间，也向巴黎发出了许多官方的和半官方的保证，内容是这样的：

“法国无论如何不应当向坏的方面解释普鲁士的军事措施。我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知道，同法国作战是多么不理智，这种战争将招致多么危险的后果。但是，请法皇体谅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各方面都向摄政王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处于别人对我们心存戒惧的状况下，对这点不得不加以考虑。”

或者：

“我们正在进行动员，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认为这是进攻法国的措施。quasi〔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德意志联邦首脑的摄政王，应该不是简单地捍卫联邦的利益，而且在国内也应该居于使他能够防止各种轻率行为并迫使德国其他各邦遵循他的温和政策的地位。请法皇重视这一点，并尽力使我们能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普鲁士在设置它那些滑稽可笑的圈套时，竟然要求法国政府：

“让政府的报纸不要过于贬损巴伐利亚、萨克森等而抬举普鲁士；这只会损坏普鲁士的名誉。”

于是，瓦列夫斯基便有充分权利在他6月20日的通函中声明：

“普鲁士所采取的新军事措施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任何不安……普鲁士政府动员它的一部分军队，这说明它除了保卫德国的安全，并确立使它能够同其他两个大国一起对今后的调停进程产生公正的影响的地位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意图。”

普鲁士作为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在各国已家喻户晓，以致瓦列夫斯基甚至敢于说出很难听的俏皮话，说普鲁士宣布动员并不是反对法国，而是反对“其他两个大国”，因为它们想使普鲁士对“签订协定”失去“公正的”影响。

普鲁士调停的第二幕就这样收场了。

普鲁士调停的第一幕（从4月底到5月底）给德国做出了一个判决：《la  mort  sans  phrase》[293]。在第二幕中（从5月底到6月24日），“伟大祖国”的瘫痪状态被关于维利森使团的漂亮言词和普鲁士动员的阿拉伯图案装饰起来了。这第二幕的最后一场是在德国各小邦宫廷里演出的，它们在听取施莱尼茨的照会。施莱尼茨像施梯伯一样，喜欢“混合的”口述程序。在这里我们从他那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标明日期是“6月24日于柏林”的“给普鲁士驻德意志各邦宫廷使节”的照会中，只援引两个地方。为什么普鲁士不同意实现奥地利想使“交换思想”变成为“交换照会”的愿望呢？

施莱尼茨向德国各邦宫廷悄悄地说：“实现这个愿望，就等于是保证奥地利占有伦巴第。对那些不确定的事件承担责任对普鲁士来说是不现实的。”

所以，从柏林的观点看来，失去伦巴第并不是“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的严重的威胁”，也不是使普鲁士伺机拔剑而起的“确定事件”。

施莱尼茨接着说：“今后甚至是任何形式上的责任，只要会改变我们的调停国的地位，都应当拒绝承担。”

可见，普鲁士的调停并不是致力于为奥地利的利益而改变“不确定的事件”；可以说恰好相反，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其宗旨都在于使“普鲁士作为调停国的地位”仍然保持不变。正当普鲁士断然要求奥地利把德意志联邦的首倡权交给它的时候，它自己却献给了奥地利一件值得怀疑的等价物，这就是有善良的普鲁士意图作保证的普鲁士的善良意志。正如柏林的短工们[294]所说的，放了葡萄酱的葱花汤。

在调停的第三幕中，普鲁士终于以欧洲大国的角色出场了，施莱尼茨在准备两份同样的紧急公函，一份给伦敦的伯恩施托尔夫伯爵，另一份给彼得堡的俾斯麦男爵；第一份应向约翰·罗素勋爵宣读，第二份应向哥尔查科夫公爵宣读。紧急公函中有一半全是赔礼求恕。普鲁士动员了它的一部分兵力，而施莱尼茨不遗余力地论证了这一大胆步骤。在6月19日给欧洲各大国的共同照会中，这个步骤被宣布是为了保卫德意志联邦的领土，为了普鲁士实现自己武装调停国的作用，特别为了“防止德国的分裂”。在给德意志联邦各成员国的公函中说，“这个措施应当束缚法国的军事力量，大大改善奥地利的处境”。在给英国和俄国的紧急公函中，作为动因的是“各邻国的军备活动”、“注意到事件的进程”、“军事行动临近德国的边境”、尊严、利益、使命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而且”，“我再重复一遍，伯爵先生和男爵先生”，普鲁士进行军备活动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它的意图“当然并不包括要制造新的纷争”。它所追求的，“仍然只是它最近在英国和俄国的同意下所力求达到的那个目的”。Nous  n'entendons  pas  malice！〔我们不打算干什么坏事！〕——施莱尼茨这样大声说道。

“我们只希望和平”，并且“我们满怀信任地向伦敦内阁和彼得堡内阁呼吁，以便同它们联合起来寻求停止流血的办法”。

为了表明自己是值得英国和俄国信任的，普鲁士像捍卫不可动摇的教条一样捍卫着英俄的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奥地利以它的最后通牒惹起了战争；第二个论点是，斗争是为了实行自由主义的行政改革，为了废除奥地利对毗邻的意大利各国的保护权而进行的。使奥地利皇室的权利迁就民族自由主义的“改组活动”——这就是普鲁士极力追求的东西。最后，正如施莱尼茨所说的，普鲁士相信路易·波拿巴的selfdenying  declarations〔大公无私的声明〕。

这些空洞无物的无稽之谈就是普鲁士“以充分的信任，光明磊落的坦率态度”，羞答答地悄悄告诉各中立大国关于它的“调停计划”的一切。“头脑清醒、态度谦恭的小伙子”施莱尼茨担心“更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把问题弄糟”。但是，他那念念不忘的思想终究还是迸发出来了。普鲁士认为自己的“使命是起武装调停国的作用”。但愿英国和俄国承认这个使命！但愿它们“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纷争，怎样才能使这种解决办法为互相斗争的各方面所接受，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愿它们首先向普鲁士发出指令，使它可以在最高上司的批准下，可以说是avec  garantie  du  gouvernement〔在政府的保证下〕，承担调停的狮子的角色！总之，普鲁士想扮演欧洲的ｌｉｏｎ〔狮子〕的角色，但是要像细木工史纳格那样扮演这个角色。

狮子：但是请你们放心，我实在是细木工史纳格，

既不是凶猛的公狮；也不是一头母狮，

要是我真的是一头狮子而冲到这儿来，

那我自己会大倒其霉！

提修斯：一头非常善良的畜生，有一颗好良心。

莱散特：这头狮子按勇气说只好算是一只狐狸。

提修斯：对了，而按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说起来倒像是一只鹅。[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施莱尼茨的紧急公函标明的日期是6月24日，也就是索尔费里诺会战的日子。当奥地利战败的消息传到柏林时，这个紧急公函的两份副本还放在施莱尼茨的写字台上。同时，邮局也把约翰·罗素勋爵的急件[295]送到了，“其中布鲁姆先生过去的little  man〔小人物〕”，tom-tit  of  English  liberalism〔英国自由主义的小鸟〕，爱尔兰《coercion  bills》[296]的喉舌把帕麦斯顿的意大利计划告诉了普鲁士。马格德堡不在明乔河上，而比凯堡也不在阿迪杰河上，正像哈里季不在恒河上，而索尔福特也不在萨特里日河上一样。但是，路易·波拿巴声称，他并不向往马格德堡和比凯堡。为什么要用条顿人的粗鲁行为去激怒高卢雄鸡呢？约翰·罗素甚至发现，如果战场上的“胜利”是“决定性的”，那“敌人一定非常愿意同意停止消耗精力的斗争”。依据这个绝顶聪明的发现，罗素一面指责德国的好战贪欲，一面又赞扬普鲁士的“温和的、开明的行为”，并且建议施莱尼茨要“在德国局势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准确地模仿英国！最后，这个Jack  of  all  trades〔万能行家〕回忆起了普鲁士的“崇高的调停使命”，带着一般的又酸又甜的微微的冷笑，向他这位立宪主义方面的学生说了下面一段安慰的话作为临别赠言：

“很可能，各友好的调停国的声音将被认真地听取，而签订和约的建议也不再是毫无成效的时间就在眼前了！”（罗素寄给柏林布卢婚菲耳德勋爵的紧急公函，日期：6月22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7月底—8月中

载于1859年7月30日和8月6、13、20日“人民报”第13、14、15和1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注释：

[265]《Quid  pro  quo》（“偷梁换柱，混淆视听”）是1859年7月底—8月中在“人民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一组文章的标题；由于“人民报”停刊，这组文章没有登完。——第503页。

[266]克劳塞维茨著“1796年意大利战局”（Clausewitz．《Der  Feldzug  von  1796  in  Italien》）。——第503页。

[267]指路易·波拿巴总统1852年12月2日颁布的关于法国恢复帝制并宣布路易·波拿巴本人为皇帝、号称拿破仑第三的命令。——第503页。

[268]对埃及的讨伐是根据拿破仑·波拿巴的提议并在他的指挥下于1798年5月进行的，其目的是要征服埃及并破坏英国和印度的交通线。这场延续三年多的冒险的远征结果破产了。

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完成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一次政变；政变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503页。

[269]指1855年法国和俄国之间的秘密和谈，这次谈判是通过在俄国宫廷有广泛联系的萨克森驻巴黎公使泽巴赫男爵进行的。——第505页。

[270]1856年，在巴黎会议上，俄国代表团团长奥尔洛夫伯爵和团员布隆诺夫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利用英法矛盾的基础上；在会议上形成了法俄的接近。——第505页。

[271]在1856—1860年间，拿破仑第三力图加强他在巴尔干的影响，因此他支持门的内哥罗的公爵丹尼洛一世反对土耳其蓄谋侵犯门的内哥罗的斗争。因此，丹尼洛一世寻求同拿破仑第三建立私人的密切关系；后者便成了门的内哥罗的继承者的教父。

在1851—1852年间，费奈迭在他于波恩出版的“北德意志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上发表了许多关于路易·波拿巴及其政变的文章。——第505页。

[272]由英军据守的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于1855年11月投降俄军。虽然领导要塞防御的是以威廉斯将军为首的英国军官，但是，英国政府由于暗中关心的是削弱“盟国”土耳其，所以对卡尔斯守军的行动极其暧昧。卡·马克思对这点的看法详见“卡尔斯的陷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73—712页）。而且威廉斯被俄国俘掳后于1856年回国时，英国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给他以各种奖赏和荣誉称号。——第505页。

[273]指1849年被法军占领的罗马，以及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法国军队曾经驻扎的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第505页。

[274]指法国外交部长瓦列夫斯基在1856年巴黎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要求比利时报刊停止对拿破仑第三的人身攻击，这个发言得到了其他各国代表的支持。——第505页。

[275]暗指法国参加反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见注31）。——第505页。

[276]见注158。——第506页。

[277]见注158——第506页。

[278]暗指拿破仑第三干涉瑞士内政在瑞士引起的不满，拿破仑第三于1858年初要求瑞士政府引渡被控参与奥尔西尼阴谋的那些政治流亡者。——第506页。

[279]指1858年1月27日的命令，该命令按照西班牙的榜样，把第二帝国的领土划分为五个军区，分别由元帅管辖。——第506页。

[280]关于摄政和建立枢密院的命令是1858年2月1日，在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第三以后不久颁布的。佩利西埃做了枢密大臣，如果皇太子即位时年岁尚幼，枢密院就成为摄政会议。

马克思暗指1845年佩利西埃的野蛮行为，他在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期间，曾命令燃起烟火熏死躲藏在山洞中的一千名阿拉伯起义者。—第506页。

[281]暗指1858年底的对法国政论家蒙塔郎贝尔的审判案，因为他发表文章谴责了第二帝国的制度。拿破仑第三赦免了被告者，但是，蒙塔郎贝尔拒绝赦免，要求宣判无罪。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案件比做是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约翰·汉普敦的审讯，汉普敦在1636年曾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未经下院批准的赋税——“造船费”。由于汉普敦拒绝纳税而引起的审判案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政体的反对派的壮大。——第506页。

[282]马克思指的是蒲鲁东于185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自一本小册子“教会所恪守的正义”（《La  Justice  poursuivie  par  L'Eglise》）。在这本小册子中，蒲鲁东把波拿巴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作了对比以后，认为奥尔良王朝宣布的带有关于必需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的保留条件的管理原则比较好。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些保留条件比作是补充条例（Acte  additionel）——拿破仑第一在他从厄尔巴岛上回来以后于1815年在法国实行的宪法。——第508页。

[283]指1858年3月6日在索恩河岸夏龙发生的军队的共和主义发动，发动遭到了失败。——第506页。

[284]见注153。——第507页。

[285] Blue  book  of  its  own  make（自制的蓝皮书）——是马克思对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那些很像英国的蓝皮书的外交文件的称呼，这些文件于1859年7月由普鲁士政府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随后于7月30—31日由奥格斯堡“总汇报”加以转载。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蒙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507页。

[286]据传说，公元前390年，侵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军在长期围攻卡皮托里以后，表示同意在获得大量赎金的条件下撤离该城，但是，当黄金已经称出的时候，高卢人的领袖布伦高呼《Vae  victi！》（“战败者罪该万死！”），把自己沉重的剑扔在放有砝码的称盘上，于是破坏了最初的协定。——第371、392、509页。

[287]《By  courtesy》（“礼貌上尊称的”）。——见注161。《On  sufferance》（“出于体恤”，“由于恩赐”）——在英国法律中表示一个人由于恩赐，而不是根据法律得到某领地或封号的权利。

《Quos  ego！》（“看我来教训你！”）——在味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中，尼普顿向未经他同意就在海上掀起了风暴的风这样厉声唱道。——第510页。

[288]“哥达主义”——马克思对哥达党（见注197）拥护者的装腔作势的言词的称呼。

岛凯马尔克是勃兰登堡省（属普鲁士）的北部地区，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堡垒。——第512页。

[28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经企图在斯特拉斯堡和布伦举行波拿巴主义的暴乱（见注71），也指1851年12月2日的巴黎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的专政。——第513页。

[290]哥尔查科夫1859年5月27日（俄历15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紧急指示全文刊载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并于1859年6月16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67号上转载。——第513页。

[291]指“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niglich-Preuβischer  Staats-Anzeiger》），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该报从1851年到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513页。

[292]指莎士比亚的戏剧“驯悍记”中的人物补锅匠克里斯多弗·史赖（见序幕、第一场和第二场）。——第515页。

[293]《La  mort  sans  phrase》（“无话可说，坚决处死”）——据说，1793年1月在国民公会议员对原任国王路易十六的判决进行记名投票时，神甫西哀士说了这句话。——第520页。

[294]马克思指的是在德国各大城市首先是柏林的十字街头上等待受雇的那一类短工（即所谓《Eckensteher》）。这些短工的语言具有独特的人民的幽默感的特点。——第520页。

[295]指1859年6月22日约翰·罗素给英国驻普鲁士大使布卢姆菲耳德的紧急指示；指示全文刊载在1859年7月18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99号的附刊上。——第523页。

[296]《Coercion  bills》是为了镇压爱尔兰革命运动于1833年和1847年通过的几项特别法律。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范围内实行了戒严，并且授予英格兰当局以各种专制的全权。——第523页。

[52]指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的，即1806—1810年期间占据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马克思称拿破仑第三为“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正好安排在拿破仑第一粉碎了俄奥联军的奥斯特尔利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的周年纪念日。——第185、506页。

[148]法国外交曾利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希望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愿望来巩固拿破仑第三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1859年1月在法国和俄国的协助下亚历山大鲁·库扎上校被选为两个公国的国君（执政者）。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到1862年才建立。——第301、505页。

[255]暗指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伦兵变失败后被囚禁于阿姆要塞一事；1846年路易·波拿巴从要塞逃出（见注71）。——第488、497、504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