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我的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9月16日的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报”[123]。这份报纸刊登了一篇署名保尔·恩斯特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恩格斯现在把我们反对派叫做‘大学生骚动’，那末我就要请他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同他自己的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那就请恩格斯只要看一看他本人1887年在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序言中写的什么好了。”

我同德国作家们的交往多年来不断使我得到许多极其离奇的经验。但是看来，这种交往注定还要变得更为开心。看，我必须向保尔·恩斯特先生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不同的观点云云。至于说“我们”，即前不久曾经那样趾高气扬地登场又那样垂头丧气地退场的那个被我叫做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反对派”，那末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几乎在他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里。

至于说恩斯特先生本人，我认为没有必要还要就这个问题同他谈什么。我在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对他谈过了，可是现在，不论愿意与否，我都不得不用我的这次《ernst》[注：双关语：Ernst［恩斯特］是姓，《ernst》是“郑重的”。——编者注]的通信来打扰读者。

今年5月31日，恩斯特先生从格尔伯多夫写信给我说，海尔曼·巴尔先生在“自由论坛”上责备他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124]，因此问我能否给他

“用三两句话谈一谈，我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此外，请允许我在同巴尔论战时利用您的信”。

为此我在6月5日回答他说，我不能参与他同巴尔先生的争论，而且我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一无所知。接着我这样写道：

“至于说您试图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处理问题，那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定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到小市民阶层这一个范畴里，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到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仅仅在自己的祖国法兰西才激起了这样大的恐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却制定了一部比当时欧洲所有的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最近二十年来，挪威出现了在这个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的文学繁荣。不管他们是不是小市民，但是这些人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创作的多得多，而且还给其他国家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对德国文学也毫不例外。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必须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点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倒退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发展的洪流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它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烙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全德的典型，直到我们的工人阶级才最终打破了这种狭隘的框框。德国工人是最坏的‘没有祖国’的人，恰好是从他们已经完全抛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这个意义上说的。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夸张到了极点的可笑的模仿，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对犹太人的可笑的模仿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同德国的小资产者绝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相反，在挪威，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这里，谈不上由于巨大运动的失败和某个延续三十年的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绝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总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但是对于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来说，这里还没有它的地位。而且海上贸易的猛力扩展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当其他各地都是轮船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占世界上第二位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在这种停滞状况下也开始了运动，而且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正像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一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因而比起蜕化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论有怎样的缺点，它们还是反映出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性格和首创精神，并且是行动独立的，虽然有时在外国人看来相当奇怪。这类东西，在我对它们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先彻底研究一下的。”

可见，我在这里尽管是客气地，但是却足够清楚和明确地向恩斯特先生指出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他自己寄给我的“自由论坛”上的那篇文章里。如果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这正是我责备文学家老爷们“显然不懂”这个世界观的一个例子[注：见本卷第81页。——编者注]。接着我通过他自己引用的一个例子，即通过挪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按照德国的样子来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阶层，并把这种理解搬到这个国家来，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样我就在事先而且也是针对他本人说明了我为什么责备这些老爷“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注：见本卷第81页。——编者注]。

而现在请看，恩斯特先生是如何假装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在柏林大街上被头一个遇上的高等流氓当做“那路货”来对待的纯朴的乡村姑娘。在收到上面那封信以后过了四个月，他带着美德被侮辱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说什么我必须向他指出——“在什么地方？”看来恩斯特先生经历了文学情绪的两个阶段。起初他勇敢而自信地冲过来，似乎在这里除了空洞的喧嚷真的还藏着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当人们起来自卫的时候，他就急忙声明说，他什么也没有说，并且抱怨别人轻蔑地和侮辱地对待他的纯洁的感情。被侮辱的美德是在他给我的信中，在那里他抱怨巴尔先生“极端蛮横地对待了他”！被侮辱的纯朴是在他给我的答复中，在那里他最天真地质问：“在什么地方？”然而他在四个月以前就应当知道这一点了。被误解的善良的心灵是在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报”上，在那里他也质问曾经理所当然地训斥过他的老布雷梅尔：“在什么地方？”

我叹息着问：在什么地方？

我总是要问：在什么地方？

可能恩斯特先生希望知道还“在什么地方？”——那末，譬如说，还在他发表于“人民论坛”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的文章中，[125]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

但愿我被许可不再回答以后提出的“在什么地方？”这种问题。恩斯特先生是如此多产，文章从他的笔尖下出来得如此迅速，以致他的文章到处都碰得到。当你认为它们终于有了个尽头的时候，他却宣布自己还是这篇或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这时我们这些人就再也忍不住了，禁不住希望恩斯特先生哪怕能有片刻筋疲力竭的时候也好。

其次，恩斯特先生写道：

“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那就请恩格斯”云云。

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在那篇发表于“萨克森工人报”上并迫使我提出反驳的文章[注：见本卷第80—82页。——编者注]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我说，关于这点我一无所知。现在恩斯特先生想只提出这样的论断：党团似乎只有“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又是被误解的善良的心灵，凶恶的人们把各种可耻行为强加在这个善良的心灵上。但是什么时候曾有人不同意不仅在党团的成员中而且在整个党内也有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呢？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至于说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按其性质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却是事物的本性。如果全部问题仅在于此，那末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又是为的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个老问题已经许多年了，但是这同小资产阶级在党团里、尤其在党里占多数还是离得很远。当真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谁也不会去等待这些忠实的埃卡尔特来发出警号。但是到今天为止，无产阶级反对非常法的活泼快乐的斗争[126]以及迅速的经济发展是在愈来愈使这个小资产阶级因素失掉土壤、空气和阳光，而无产阶级因素则在日益强大。

最后，我还可以告诉恩斯特先生一点：对党来说，小资产阶级党团并不危险，因为在下次选举时可以把它当做破烂废物扔掉，而更危险得多的是傲慢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集团，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观察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况时不能毫无偏见地衡量现实事实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着的力量的实际影响；因此他们想强迫党接受那种极其轻率的策略，就像布鲁诺·维勒先生和太斯特勒尔先生公开表示，而恩斯特先生也以较温和的方式表示的那样。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十二年前反社会党人法使我们避免了这样一场在当时就已经临近了的危险。现在，当这个法律破产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又重新出现了。但愿这一点也能帮助保尔·恩斯特先生了解，为什么我竭力反对把我同属于这类集团的分子混在一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0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10月5日“柏林人民报”第2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报”

注释：

[123]“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家日报，从1890年至1933年在马格德堡出版。——第93页。

[124]指海·巴尔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该文发表在1890年5月28日“自由论坛”杂志第17期上，旨在反对该杂志（1890年5月14日第15期）发表的保·恩斯特的文章“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

“自由论坛”（《Freie  Bühne》）是一家文学杂志，从1890年至1893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起初是每周出版一次，从1892年起每月出版一次。从1894年1月起该杂志用“新德意志评论”（《Neue  Deutsche  Rundschau》）的名称出版。——第94页。

[125]恩格斯所批评的保·恩斯特的文章发表在1890年8月9日“柏林人民论坛”报上。

“柏林人民论坛”（《Berliner  Volks-Tribün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政治周报，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从1887年至1892年出版。——第97页。

[126]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套用“活泼快乐的战争”（《ein  frischer  fröhlicher  Krieg》）一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反动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利奥首先使用这个词，后来在沙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中间流行起来。——第99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