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从市民到政府都未做足准备

两三年前决定进入垃圾分类相关领域时，广州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还认为这是个有利可图的领域，今年上半年广州开始推行垃圾分类试点，也让他愈加相信这一点。但是现在，他说，“差不多要放弃了”。

当时他相信，政府早晚会扶持垃圾回收，但三年后，期待中的政府补贴并没有到来；而且因为无法找到更多愿意合作的街道社区，生产规模一直难以上去。

他进来得似乎太早了。从市民到政府，似乎都还没有对垃圾分类做好足够的准备。

4月1日，广州出台了国内第一部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更广泛的试点规模，辅以更严格的行政法规，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分类处处长余尚风认为起起伏伏了十余年的垃圾分类终于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

而北京也定下了全年垃圾分类达标率要达到45%以上的目标，到2012年焚化、生化处理、填埋处理比例要达到2：3：5；上海则制定了全年的垃圾量要减量5%的目标。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到了对垃圾进行更精细的分类的时候了。垃圾如果不进行分类，只是简单地填埋和焚烧，不论是垃圾围城，还是焚烧造成的二恶英污染都已让这些超大型城市不堪重负。

成功的例子早已存在。中国台湾地区在采取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改革之后，平均每人每天的垃圾量从2000年的0.982公斤降到2009年的0.5公斤。10年减量近一半。

在日本，垃圾除了按大类分为可燃、不可燃、资源以及大物之外，一些地区为方便回收再利用，将垃圾种类细分到20多种，在产品包装上标明所属的垃圾种类是生产者的义务之一。

在中国，这种方式显然还不太现实。

在广州先行试点垃圾分类的广卫街都府社区，小广场上依次摆着蓝、绿、红、灰四个一米高的脚踏式垃圾桶，分别装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但街道办事处城管科科长刘苏华说，“居民的分类意识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在每一层楼道只配备了蓝、白两个垃圾桶，分别收集湿垃圾和干垃圾。

而像废纸、废塑料瓶，居民大多会自行变卖，实际被丢弃掉的可回收垃圾并不多。所以都府社区在楼道里并不专门配备可回收垃圾箱，而是由环卫工人进行分拣。有害垃圾箱也只在每栋楼的一层放一个。

刘苏华说，过去居民不愿意进行分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垃圾都会被混运。“都府的做法是分别派男工、女工去收，这样让居民觉得自己分拣是有意义的。”为了保证分类效果，都府社区还配备了带袖章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和环保志愿者，在指导居民分垃圾的同时，还对各家各户的垃圾进行称重，定期评出“减量之星”。

按照都府社区的规划，餐厨垃圾被送去政府投资的大田山堆肥厂做生化处理，可回收垃圾卖给资源回收公司，有害垃圾每月一次交由政府统一处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的其他垃圾再被送去焚烧或填埋。这样一来，需要焚烧或填埋的垃圾量将减少至少一半。卖可回收垃圾的所得分别用作环卫工人的加班费、奖励“减量之星”以及后续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经费。

但是对于整个垃圾分类工作，这部分收入绝对是杯水车薪。除了垃圾桶、垃圾袋等硬件投入、社区还要负担分类指导员和居民环保志愿者的工资。之前来参观的其他社区工作成员很感慨—他们已经要承担外包的环卫工人一人约3000元的工资成本，如果要再为垃圾分类投入就很不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