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高潮1906年5月6日〔19日〕

　　新的高潮[58]（1906年5月6日〔19日〕）　　
　　
　　杜马会议开始之日，也就是黑帮大暴行开始之时。立宪民主党人和一切政治庸人为之欢欣鼓舞的“和平议会”道路开始之日，也就是国内战争最粗暴、最露骨、最直接的表现开始之时。采取“法制”方式，即通过选票和统计票数来解决国家大事开始之日，也就是依靠根除思想不同的人，消灭（的确是：用火与剑来消灭）政敌来解决国家大事的最野蛮的暴行[注：沃洛格达民众文化馆被警察唆使的一群人烧毁，辛比尔斯克的游行示威者横遭殴打，——这就是近来最突出的几次大暴行。]开始之时。　　
　　
　　这是不是偶然的巧合呢？当然不是。如果解释说，警察组织大暴行是为了挑拨，为了破坏杜马的威信，那是不够的。自然，警察直接参与其事，那是毫无疑问的。自然，警察是在组织、煽动和挑拨。这一切都是事实。在官僚制度进行的殊死战争中，官僚制度的奴仆和维护者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可是为什么他们偏要在现在大规模地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呢？这个问题值得仔细考虑一下，这样才不会把革命发展的整个整个时期都看成是交战者用心特别恶毒、特别残忍、特别野蛮的结果。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运动高潮的开端。无论是失业者的运动、五一节的行动，或者是农民和军队中日益增长的骚动，无论是群众大会或者是报刊和工会，——这一切都极其肯定地说明新的高潮已经到来。广阔的人民运动的高潮在几天之内就已经超过了立宪民主党人和一切“左派”在选举获胜时所表现出的那个高潮。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落后了。立宪民主党杜马已经黯然失色，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凋谢了。我国小资产阶级不结果的花的这种凋谢，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张皇失措，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德·普罗托波波夫先生（立宪民主党人，国家杜马代表）昨天在《杜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普罗托波波夫先生哭诉说：“全国都期待国家杜马能火速从根本上解决若干最复杂的问题，而且主要是能同样火速地在实际上实现大家期望的改革。”这位立宪民主党人恳求说，同胞们，发发慈悲吧。要知道，我们既没有“魔杖”，也没有“全部政权”（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忘了补充一句：在立宪民主党人的纲领中，即在他们的政治理想中，人民也是没有全部政权的）。要知道，国家杜马不是国民公会。这位立宪民主党人脱口说出了惊慌失措的庸人的一段绝妙的、几乎是动人的供词：“只有那种国民公会式的杜马才能满足我国社会大部分人的要求。”对的总是对的。大概“大部分人”，甚至农民和工人群众，都要求有一个国民公会，而得到的却是……立宪民主党杜马。可怜的、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啊！他们可曾预料到高潮竟会如此迅速而一往直前地超过他们吗？　　
　　
　　于是，这个巨大的高潮就成了下面这些现象的物质基础：斗争异常尖锐化；“和平的议会活动”黯然失色，退居次要地位；用暴力直接解决国家大事的方式代替了立宪的把戏。结果，十月的高潮重新出现了，不过它的基础更广得多，规模更大得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群众的觉悟更高，他们的政治经验（由于经历了10—12月这个时期）也大大丰富了。在10月，斗争的双方势均力敌。旧的专制制度已经没有力量统治国家了。人民也还没有力量取得能保障完全自由的全部政权。10月17日宣言是这种均势的法律表现。但是，这种均势虽然使旧政权作了让步，使它不得不在纸上承认自由，却只意味着斗争的短暂的停歇，决不是斗争的终止。在10月和11月里有人说，我们的政府在“罢工”，“窥伺”革命，屏息不动，等待时机一到，立即投入殊死的战斗，结果取得了胜利。一向目光短浅的政治庸人，带着他们所固有的怯懦心理和脆弱的虚伪的“理想”，对政府的这种“罢工”、这种窥伺革命的“不道德行为”表示不满、抱怨和愤慨。在这里不满是毫无用处的。“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在任何战争中，交战者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时候，总要停顿一段时间，养精蓄锐，吸取已有的经验，进行准备，然后投入新的战斗。库罗帕特金和大山岩的军队交战时就是这样。任何大的国内战争，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　　
　　
　　但是，国内战争和普通战争是有区别的：交战双方的成员极其复杂，不固定，而且也无法固定，因为经常有人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有时是十月党人跑到政府方面，有时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还因为无法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也就是说，无法在可以算作交战者和不能算作交战者之间划一条界限。当政府“罢工”，警察屏息不动在“窥伺”的时候，战争并没有终止，因为这个战争是国内战争，在居民内部有同旧政权利害相关的旧政权的维护者，也有自由的维护者。正因为如此，目前使双方势均力敌的高潮，一方面必然还是会削弱政府的力量，使它“罢工”，使它再来“窥伺革命”；另一方面，必然会使10月、11月和12月的斗争形式重新出现。任何人，只要他想自觉地对待我们面临的伟大事件，想从革命中学习，他就应当充分理解这些斗争形势的必然性，应当好好考虑这些斗争形式赋予我们的任务。　　
　　
　　立宪民主党人因选举获胜而得意洋洋，不惜纸墨地大肆宣扬俄国已走上议会制的道路。我们党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也在津津乐道。他们在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俨然是胜利者，不顾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竟撤销了关于革命高潮、关于当前运动的主要形式、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等决议。他们在这方面颇象米留可夫先生，米留可夫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59]本来提出了人民是不是比杜马更革命以及狭义的革命斗争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可是马上又怯懦地收回了这个问题，不让别人讨论。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奇怪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就不体面了。实际生活已经惩罚了这种做法。实际生活已经以不可抗拒之势提出了一些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使杜马退居次要地位，而使新的十月和新的十二月事件日益临近，根本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　　
　　
　　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有一个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嘲笑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这个决议公开坦率地承认“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傀儡的立宪形式，而是10月和12月的形式，即广大群众起来直接摧毁旧法律、旧政权机关，利用在斗争中建立的新政权作为争取自由的武器。社会民主党右翼的这个发言人叫嚷道，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些斗争形式。这不是真实情况，而是我们的左派，这些幻想家，这些骚乱派，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臆造。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回答这位同志说，摘下你的立宪民主党的眼镜吧！那样，你看到的就不仅是表面现象。你会看到，杜马的斗争恰恰不是主要的形式。你会懂得，客观条件正在使杜马外的运动形式成为必然的形式，成为主要的、重要的、根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形式。　　
　　
　　在代表大会的这些争论以后过了一两个星期，革命不仅打掉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宪民主党的眼镜，而且也打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宪民主党的眼镜。杜马已经黯然失色，立宪幻想已经破灭。目光短浅的和随波逐流的人昨天还不愿意正视的10月和12月的斗争形式已经在迫近。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些斗争形式必然会成长和发展起来，如果不向群众充分说明实际生活已经或很快就要向他们提出的任务，那么它对无产阶级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社会民主党如果用我们党右翼经常使用的所谓骚乱主义和民意主义这种轻蔑的字眼来拒绝研究和估计这些形式，那么它就辜负了它所代表的阶级。自发的浪潮正在高涨，我们必须立刻全力以赴，使这一高潮比10月和12月时具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强的组织性。　　
　　
　　我们不应当加速事变的进程。现在促进爆发对我们没有好处。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应该从1905年年底的经验中吸取这一教训。但这只是任务的一小部分，这只是从消极方面来决定我们的策略。谁仅仅看到问题的这一面，谁把这个消极方面的任务当作某种积极方面的东西，谁就无法遏制地要堕落成使人民自由和专制制度妥协的资产阶级妥协派。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极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个宣传、鼓动、组织和直接的实际工作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定性的斗争。选择这一斗争的形式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以铁的必然性决定了这些形式。我们已经知道，根据经验知道，政府的“窥伺”是什么意思，群众由于政治总危机迅速成熟而日益激奋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十月斗争曾以多么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又怎样必然地转变成为十二月斗争。所以大家都要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没有人能够预言总解决的时刻，没有人知道12月和10月的运动形式最终将按什么方式和如何结合起来发展。但是运动的这些形式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它们的机构已经出现了。伟大革命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要取决于先进阶级的团结、觉悟、坚定和决心。　　
　　
　　载于1906年5月6日《浪潮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70—75页
　　【注释】
　　[58]《新的高潮》一文是1906年5月6日《浪潮报》第10号的社论。沙皇政府的彼得堡出版委员会认为这篇文章“有犯刑法典第129条第1款所列罪行之征象”，决定对《浪潮报》编辑、出版者以及对刊载这篇文章负有责任的其他人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收第10号报纸。1906年5月12日（25日），彼得堡高等法院批准了出版委员会的这一决定。——69。　　
　　
　　[59]指立宪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立宪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前夕于1906年4月21—25日（5月4—8日）在彼得堡举行的。主要讨论了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的策略问题。帕·尼·米留可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提出了党的杜马活动的计划，声言必须顾及沙皇政府现行法令。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党在国家杜马中的策略的决议》中，立宪民主党宣称它打算“通过提出相应的法案并在杜马中加以讨论”来争得民主自由。代表大会还讨论了立宪民主党土地委员会制定的《土地改革基本条例草案》，这个文件经过一些修改，于1906年5月8日在国家杜马提出，通称《42人法案》。——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