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1910年9月底—11月)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1910年9月底—11月)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166](1910年9月底—11月)

  本文标题所指的问题,就是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50期和第51期上的文章都涉及过的问题。马尔托夫阐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吃力地跟着孟什维克跑,用特别响亮的词句打掩护。马尔托夫认为,“俄国的经验”无非是“布朗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粗野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应读作:布尔什维主义战胜了孟什维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分热心地提倡”区别于“整个欧洲的”策略手段的“俄国方式”。托洛茨基提出同样的“历史哲学”。斗争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迁就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宗派主义情绪、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拜物教”被提到首位。而问题的实质则是一场“为影响政治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一

  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为影响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这种理论并不新鲜。这种理论从1905年起(甚至是从1903年起),我们在自由派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文章中就常常见到,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奉送给德国同志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加以点缀的自由派观点。

  当然,俄国无产阶级政治上远不及西欧无产阶级那样成熟。但是在俄国社会的所有阶级中,正是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政治上表现得最成熟,和1848年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卑鄙、软弱、愚蠢和阴险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所以仇恨俄国无产阶级,正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政治上已经足够成熟,才能够夺走这个资产阶级对运动的领导权,并且毫不留情地揭露自由派的背叛行为。

  托洛茨基说,如果以为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无产阶级当中深深地扎了根”,那是一种“幻想”。这就是我们这位托洛茨基擅长说的响亮空话的典型例子。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歧的根子不在“无产阶级当中”,而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之中。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无视这个内容,也就不可能理解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意见分歧的理论表述是不是“深刻地”为无产阶级的这些或那些阶层所理解,而在于1905年革命的经济条件使无产阶级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势不两立,这不仅仅表现在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土地问题以及革命的一切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谈俄国革命中的派别斗争时,一味给人扣“宗派主义”、“粗野”之类的帽子,而对无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降到了庸俗记者的水平。

  举一个例子。马尔托夫写道:“在整个西欧,人们认为,只是随着农民群众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变革的恶果的了解,他们才能〈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而在俄国有人却给自己描绘出一幅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同一亿农民联合的图景,这些农民都还没有受过或者几乎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熏陶,因此也没有上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校。”

  这不是马尔托夫的偶尔失言,这是孟什维主义全部观点的核心。在俄国出版了由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和马斯洛夫编辑的机会主义的俄国革命史(《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这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这些思想。孟什维克马斯洛夫在这部“著作”的总结性论文中把这些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发生矛盾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分歧的根源正是要在这里来寻找。

  马尔托夫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校偷换了资本主义学校(附带说一句: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并不存在别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学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资本主义使农民摆脱乡村愚昧状态,唤起并推动他们去作斗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马克思在1848年7月29日《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167]。这是说,在1905—1907年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有步骤地死心塌地地出卖了农民,实质上站到地主和沙皇政府一边反对正在进行斗争的农民,直接阻碍农民斗争的发展。

  马尔托夫在资本主义“教育”农民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的掩护下,替自由派(把农民出卖给贵族的)“教育”农民(同贵族作革命斗争的农民)进行辩护。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点缀的自由主义。倍倍尔在马格德堡说过[168],在社会民主党人当中有民族自由党人,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德国。

  还必须指出,俄国自由主义的多数思想领袖都受过德国书刊的教育,他们特地把只承认“资本主义学校”而否认革命阶级斗争的学校的布伦坦诺和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搬到俄国来。俄国一切反革命的自由派如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弗兰克、伊茲哥耶夫之流都拿这类“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相炫耀。

  马尔托夫把处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农民起义时代的俄国同早已结束封建制度的“西欧”相提并论。这种歪曲历史面貌的做法实在少见。“在整个西欧”,有没有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151页)。——编者注]这一要求的社会党人呢?没有。“在整个西欧”,社会党人决不支持小业主为夺取土地占有权而进行的反对大业主的斗争。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在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包括资产阶级土地关系在内,早已确立并且已最终定型了,而在俄国,目前正在进行革命,正在为确立这个资产阶级制度而斗争。马尔托夫又拣起自由派早已过时的老一套,自由派总是把在这个问题上引起革命冲突的时期来同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因而不存在革命冲突的时期相提并论。

  孟什维主义之所以哭笑不得也就在于,它在革命时期不得不通过与自由主义绝不相容的提纲。如果我们支持“农民”没收土地的斗争,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胜利是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是有利的。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马克思在1848年如何论述实行革命专政的必要,以及梅林如何对那些责备马克思,说他想通过专政来实现民主的人发出公正的嘲笑[169]。)

  认为这两个阶级的专政“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发生矛盾”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这种专政才能够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才能够保证生产力最迅速的发展。而自由派的政策则是把大权交到俄国的容克手中,任他们把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大大放慢。

  1905—1907年间,自由派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完全暴露了出来。1905年春秋两季以及1906年春季,农民起义波及俄国中部1/3到1/2的县份。农民捣毁了2000个地主庄园(很遗憾,这还不到应该捣毁的庄园的1/51)。只有无产阶级曾经忘我地帮助过这个革命斗争,全面地指导它,领导它,并且通过群众性的罢工使这个斗争联合起来。自由派资产阶级从来没有给过革命斗争一次帮助,而宁愿“安抚”农民,使他们同地主和沙皇“和解”。这以后,在头两届杜马(1906年和1907年)的议会舞台上,又重复了同样的情形。自由派一贯阻碍农民的斗争,出卖农民,而只有工人代表才指导并支持农民反对自由派。自由派同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贯穿第一和第二两届杜马的全部历史。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斗争,这场支持或推翻自由派对农民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同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认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无产阶级不成熟等等是我们分裂的原因,这就象孩子一样天真地重复自由派的神话。

  因此,托洛茨基关于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分裂是由于“社会革命阶级迁就议会活动的受到限制的(狭窄的)条件的过程”等等引起的,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是由于知识分子迁就无产阶级引起的论调是根本荒谬的。托洛茨基写道:“这个迁就过程的实际政治内容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是受到很大限制(狭窄)的,而这个迁就过程的形式不受拘束,所投射的思想阴影也很大。”

  这种真正“不受拘束的”空谈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思想阴影”罢了。马尔托夫也好,托洛茨基也好,他们都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搅混在一起,他们都把正在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已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实际政治内容是发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去同在国内已经建立了完全统治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在俄国,目前还仅仅是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或者建立象容克君主国(如果沙皇制度战胜了民主势力)的国家,或者建立象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民主势力战胜了沙皇制度)的国家。而在现代俄国只有在农民群众跟着革命无产阶级走而不是跟着阴险的自由派走的情况下,民主势力才有可能胜利。这个问题在历史上还没有解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结束,因而在这个范围内,也就是在为确立俄国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而斗争的范围内,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工作的“实际政治内容”,比起那些已经根本不存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早已结束的国家来,“受到限制”要小一些。

  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自由派向工人散布,说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受到限制”,说派别斗争是知识分子引起的,而不是深刻的经济矛盾引起的,说工人政党应当“不是解放斗争的领导者,而是阶级的政党”,这一切是很容易理解的。正是这样一种说法最近被取消派-呼声派提出来了(列维茨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文章),并且博得了自由派的赞赏。“阶级的政党”这个字眼,他们是照布伦坦诺—桑巴特的意思来理解的,就是说,只关心你们本阶级就行了,把领导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分子起来同沙皇政府及阴险的自由派作斗争这种“布朗基主义的梦想”丢掉吧。

  二

  马尔托夫关于俄国革命和托洛茨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现状的论断,具体地证明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先谈谈抵制。马尔托夫称抵制是“政治弃权”,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手段,而且他谈的只是1906年。托洛茨基说:“抵制主义倾向贯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如抵制工会,抵制国家杜马,抵制地方自治等等”,他认为这是“害怕消失在群众中的宗派情绪的产物,是不可调和的弃权的激进主义”等等。关于抵制工会和地方自治的事,托洛茨基是在公开撒谎。至于说抵制主义贯穿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这同样是撒谎;布尔什维主义完全形成为一个派别,是在1905年的春天和夏天,即在第一次出现抵制问题之前。1906年8月,布尔什维主义在本派别的正式机关报上宣布,必须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已经成为过去[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343页。——编者注]。

  托洛茨基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从来没有能够形成比较固定的观点。

  但是,他对这个革命的历史进行的歪曲就更厉害了。如果谈抵制,就应该从头开始,而不是从结尾开始谈。革命的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胜利,是坚持抵制口号的群众运动取得的。忘掉这一事实只会对自由派有利。

  1905年8月6日(19日)的法令决定建立一个咨议性机关即布里根杜马。自由派,甚至最左的自由派,都决定参加这个杜马。社会民主党以压倒孟什维克的多数决定抵制这个杜马并号召群众直接冲击沙皇制度,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和起义。由此可见,抵制问题不是仅仅属于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由派同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当时所有的自由派报刊表明,自由派害怕革命的发展,因而竭力谋求同沙皇政府达成“协议”。

  当时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罢工(分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和农民运动的统计数字作了最好的回答。我们列出一些主要数字来说明下面的全部论述。

  


  [注:用横线标出的是特别重要的时期:1905年第一季度——1月9日;1905年第四季度——革命的高潮,10月和12月;1906年第二季度——第一届杜马;1907年第二季度——第二届杜马。数字是从官方所作的罢工统计资料中摘出的[170],对于这些罢工,我在准备发表的俄国革命史纲要中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见本卷第369—396页。——编者注)]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力量。在革命前的整整十年中,俄国总共只有431000人参加罢工,平均每年43000人,而在1905年一年中,参加罢工的人达2863000人次——而工厂工人的总数是1661000人!这样的罢工运动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1905年第三季度,也就是第一次出现抵制问题的时候,正是罢工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运动)要掀起更加汹涌澎湃的新浪潮的过渡时刻。究竟是帮助这个革命浪潮向前发展并引导它去推翻沙皇政府呢,还是容许沙皇政府玩弄咨议性杜马来转移群众的视线,——这便是当时抵制问题的实际的历史内容。所以可以断定,把俄国革命史上的抵制同“政治弃权”、“宗派主义”等等联系起来的这种徒劳的尝试,是多么拙劣,多么象自由派那样愚蠢!运动坚持了当时针对自由派提出的抵制口号,使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从1905年第三季度的151000人增加到同年第四季度的100万人。

  马尔托夫宣称1905年罢工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广泛的资产阶级人士中有一股日益增长的反政府潮流”。“这些广泛的资产阶级阶层的影响很深远,它们一方面直接怂恿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另一方面又促使厂主“支付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


  我们把枯燥的统计数字拿来与这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悦耳的恭维作一个对比。1905年,工人罢工的收获比1907年的多。下面就是这一年的资料:1438610个罢工者提出经济要求,其中369304个工人斗争胜利了,671590个工人妥协了,397716个工人斗争失败了。这就是实际的(而不是象自由派神话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影响”。马尔托夫完全自由主义地歪曲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的真正态度。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偶尔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或者有一点反政府的表现,工人才取得胜利(“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而是因为工人胜利了,资产阶级才采取反对派立场,并且支付工资。最可爱的马尔托夫,阶级冲击的力量,千百万人罢工、农民暴动、军队起义的力量,才是原因,这才是“主要原因”;而资产阶级的“同情”则是结果。

  马尔托夫写道:“10月17日展示了杜马选举的前景,为集会、成立工人联合会、出版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创造了可能性,并指出了如何进行工作的方向。”但糟糕的是,“谁也没有想过采用‘疲劳战略’的可能性问题。整个运动被人为地推向严重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冲突”,也就是被推向十二月罢工和十二月“流血的失败”。

  考茨基曾经和罗·卢森堡争论过关于德国在1910年春天由“疲劳战略”转向“颠覆战略”的时刻是否已经来临的问题,当时考茨基直接明确地说,在政治危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这一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而马尔托夫抓起了考茨基的大旗,竟在事后鼓吹要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刻采用“疲劳战略”。不,亲爱的马尔托夫,你这不过是在重弹自由派的老调。10月17日所“展示”的,不是和平立宪的“前景”(这是自由派的神话),而是国内战争。这场战争不是某党某派的主观意志的安排,而是1905年1月以来事态发展酝酿起来的。十月宣言所标志的并不是斗争的终止,而是斗争双方势均力敌:沙皇政府已经无法进行治理,而革命还无法把它推翻。这种情况客观上必然要导致一场决战。国内战争无论在10月或11月都已经是事实(而和平的“前景”却是自由派的谎话);表现出这场国内战争的不仅是大屠杀,而且还有对不听话的军队、对俄国1/3土地上的农民以及对边疆地区实行的武装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认为12月的武装起义和群众罢工是“人为的”那些人,也只能人为地算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的天然的政党就是自由派的政党。

  马克思在1848年和1871年曾经说,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候,不战而降,把阵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到失败更使群众意志消沉[171]。在俄国革命史上,1905年12月还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时候。12月是全国各地12个月以来愈演愈烈的群众性的冲突和战斗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终结。甚至枯燥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单纯的政治罢工(即未曾提出任何经济要求)人数:1905年1月——123000人,10月——328000人,12月——372000人。有人却要我们相信,这种发展是“人为的”!有人却给我们编了一则神话,说军队起义再加上这种群众政治斗争的发展,有可能不是必然转变为武装起义的!不,这不是革命的历史,这是自由派对革命的诬蔑。

  三

  关于十月罢工马尔托夫写道:“恰好在这个时候,在工人们群情激愤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力图把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同经济斗争融合的主张。但是,和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意见相反,这里所表现的并不是运动的优点,而是运动的弱点。”用革命手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并且“瓦解了”工人。“1905年11月邮电职员的总罢工也走向这样的结局。”马尔托夫就是这样来写历史的。

  只要看看上面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这样写的历史在作伪了。在革命的整个三年中,每当政治危机激化的时候,不仅出现政治罢工斗争的高潮,而且出现经济罢工斗争的高潮。这两种罢工斗争的结合说明的并不是运动的弱小,而是运动的强大。自由派资产者的观点与此相反,因为他们正是希望工人参加不致吸引广大群众投入革命、投入反对资产阶级斗争这样一种政治。正是在10月17日以后,自由派的地方自治运动彻底分裂了:地主和工厂主公开组织了反革命的“十月”党,残酷镇压罢工者(而“左派”自由主义者即立宪民主党人,则在报刊上指责工人“丧失理智”)。马尔托夫跟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跑,认为工人的“弱点”在于他们恰好在这个时候竭力使经济斗争具有更大的进攻性。而我们认为工人(尤其是农民)的弱点在于他们转入进攻性的经济斗争和武装政治斗争不够坚决、不够广泛、不够迅速,这种斗争是整个事态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根本不是某党某派主观意愿的产物。我们的观点与马尔托夫的观点之间有一条鸿沟,而这种“知识分子”观点之间的鸿沟,与托洛茨基所说的正好相反,只是反映了1905年年底两个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鸿沟,也就是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和背叛成性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鸿沟。

  还应当补充一点,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失败的情况并不是马尔托夫抓住不放的1905年年底才有,这种情况在1906年和1907年还要多一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1895—1904年这十年间,51.6%的罢工(按罢工人数计算)工厂主取得胜利;而1905年——29.4%;1906年——33.5%;1907年——57.6%;1908年——68.8%。这是不是意味着1906—1907年的经济罢工是“丧失理智”,是“不合时宜的”,是“运动的弱点”呢?不是的。这是意味着,由于1905年群众革命斗争的攻击力量不够强大,失败(既在政治上又在“经济”上)是必然的,但是,无产阶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未能对敌人至少发动两次新的攻击(1906年的第二季度和1907年的第二季度,仅仅参加政治罢工的人就各有25万)的话,那么还要失败得更厉害;那么政变就不是在1907年6月发生,而会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多;那么1905年工人的经济胜利果实就会更快被夺走。

  群众革命斗争的这种意义马尔托夫是绝对懂不了的。关于1906年初的抵制,他追随自由派说:“社会民主党暂时置身于政治战线之外了”。单从理论上来看,对1906年抵制问题的这种提法是把非常复杂的问题惊人地简单化和庸俗化了。1906年第二季度实际“战线”是什么样的呢?是议会内的还是议会外的呢?请看一看统计数字吧:“经济”罢工人数从73000人增加到222000人,政治罢工人数从196000人增加到257000人。农民运动所波及的县份的百分比从36.9%增加到49.2%。大家知道,1906年第二季度的军队起义较之第一季度同样是声势更浩大,次数更频繁了。其次,大家也知道,第一届杜马是世界上(20世纪初)最革命同时又最无力的议会;它的决议没有一个是付诸实现了的。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自由派和马尔托夫在评价这些事实时却说杜马是实际的“战线”,而起义、政治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骚动,那统统是“革命浪漫派”的无谓之举。而思想深刻的托洛茨基则认为,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派别分歧是“知识分子”“为影响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认为,客观的资料证明1906年春天真正的群众革命斗争出现了如此重要的高潮,所以社会民主党当时必须承认只有这样的斗争才是主要的斗争,并且必须全力以赴支持和发展这一斗争。当时沙皇政府似乎用保证召开杜马从欧洲弄到了20亿贷款,当时沙皇政府匆忙颁布了反对抵制杜马的法令,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特殊政治形势完全证明了无产阶级从沙皇手中夺取俄国第一届议会召开权的尝试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当时“置身于政治战线之外”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自由派。自由派的立宪幻想(自由派正是通过在群众中散布这些幻想而在革命中发迹的),已经最明显不过地被第一届杜马的历史打破了。

  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有多数,并且煊赫一时地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但是自由派的这些“胜利”正好清楚地表明,自由派一直都是置身于“政治战线之外”的,他们是一群深深腐蚀群众民主意识的政治小丑。如果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跟着自由派嚷嚷,说革命的惨重失败是“不该这么办”的教训,我们就回答他们说:革命所取得的唯一的真正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唾弃了自由派出的主意,不参加布里根杜马,而领导农民群众举行了起义。这是第一。第二,俄国无产阶级在三年(1905—1907年)中通过以自己的英勇斗争为自己、为俄国人民争取到其他国家的人民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才争取到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使工人群众摆脱了背叛成性的、软弱得可鄙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它为自己争得了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的领导权,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它使俄国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获得了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本领,不进行这种斗争,人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获得丝毫重大的进步。

  无论反动势力如何喧嚣一时,自由派如何满怀仇恨、破口大骂、暴跳如雷,无论社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如何动摇彷徨、缺乏远见、缺乏信心,俄国无产阶级的这些胜利果实都是不会丧失的。

  四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在革命以后发展起来了,这也不是由于“知识分子迁就无产阶级”,而是由于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905—1907年的革命使得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关于俄国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问题上的对抗加剧,趋于公开,被提上日程。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不能不非常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而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对待新社会各阶级的态度的反映。

  1908—1910年这三年的特征是反革命取得胜利,专制制度重整旗鼓以及第三届杜马即黑帮和十月党人的杜马的召开。新制度的形式所引起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不占舞台主要地位。无产阶级保卫自己的、同反动势力和反革命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起码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这个任务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完成的,因为无产阶级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迫害,激起了自由派的极端仇恨,自由派恨社会民主党夺走了他们在革命中对群众的领导权。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很严重。组织被破坏。大批老的领导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领导人)被逮捕。新型的、担负党的事业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脱颖而出,但是他们需要克服种种不寻常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正在失去许多“同路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投向社会主义者,这是很自然的。现在他们脱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而去。这一过程在两个派别中都可以见到:布尔什维克中的“召回派”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派别是1908年春出现的,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立即遭到失败,经过长时期的斗争而被布尔什维克派的正式中央否定之后,他们又在国外组织了一个特别的派别“前进派”。这个涣散时期的特点在于,聚集在这个派别中的,既有纲领上明文规定要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打着保护“无产阶级的哲学”的招牌)的“马赫主义者”,又有“最后通牒派”即羞羞答答的召回派,还有为各种“引人注目的”口号所迷惑、把这些口号背得烂熟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一窍不通的形形色色的“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

  而孟什维克中,这种小资产阶级“同路人”脱离的过程则由取消派来完成,这个派别现在通过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与《生活》[172]两杂志以及通过“16人”和“3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的立场已经完全形成,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实际上充当了俄国取消派的奴仆,并且在党员群众面前充当了取消派的外交掩护人。

  托洛茨基不理解发生在反革命得势时代的这种涣散现象,不理解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现象的历史经济意义,而向德国读者大谈其两个派别的“涣散”、“党的涣散”,“党的解体”。

  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为什么中央全会认为取消主义也好,召回主义也好,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绝对理解不了的。请切实想一想,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流派受到党的谴责而分离出去,这究竟是党的涣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的巩固和党的纯洁?

  第二,这种错误在实践上表明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托洛茨基所要干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派别,现在,由于托洛茨基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从《真理报》中排挤出去,这一点已被大家识破了。托洛茨基为了替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大言不惭地对德国人说,“党”在涣散,两个派别在涣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拯救一切。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1910年11月26日以维也纳俱乐部名义发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最新决议也特别清楚地表明,信任托洛茨基的只有取消派和“前进派”。

  托洛茨基在德国人面前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地步,有下面的例子为证。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的“工人群众”认为“社会民主党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他还提出“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这种说法。

  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们听了这些话又怎能不跑去亲吻托洛茨基呢?

  但是,不仅整个革命史,甚至工人选民团对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已经把这些话驳倒了。

  托洛茨基写道,要在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根据他们从前的思想和组织方式,是完全没有能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个别集团”倒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两派范围以外进行的,并没有受它们的组织影响”。“甚至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极其重要的合法组织,也是在完全不受孟什维克派的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写的。但事实是:从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成立开始,布尔什维克派就通过享有党中央委员会全权的自己的受托人不断地做工作,推动、帮助在杜马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给他们出主意,对他们进行监督。由两派(作为派别,它们在1910年1月已自动解散了)的代表组成的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托洛茨基向德国同志详细地讲了“召回主义”的愚蠢,把这一流派描绘成整个布尔什维主义所固有的抵制主义的“结晶”,然后又简单地提了一句,说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屈服于”召回主义,而是“坚决地,或者确切些说,非常激烈地反对它”,德国读者当然不能想象出这种叙述的奸诈用心。托洛茨基狡诈的“保留”就在于他省略了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细节”。他“忘了”说,还在1909年春天布尔什维克派就在自己正式代表会议上把召回派分子推开了,开除了。但恰恰这个“细节”是托洛茨基不便说的,因为他要说的是布尔什维克派(还有党)的“涣散”,而不是说的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脱离呀!

  我们认为马尔托夫现在是取消派的领袖之一,他愈是“巧妙地”用假马克思主义词句来替取消派辩护,他就愈加危险。但是马尔托夫公开叙述的是那些给1903—1910年群众性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又一个思潮打上了自己的印记的观点,而托洛茨基则仅仅代表个人的动摇而已。1903年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1904年他脱离孟什维主义,1905年又回到孟什维克那里,一味用最最革命的词句相炫耀;1906年又离开了;1906年年底他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又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1907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说,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倾向方面的区别,不如说是个人色彩方面的区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根本不同意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中却什么都同意呼声派和前进派。因此,如果托洛茨基向德国同志们说,他代表“整个党的倾向”,那我就要说,托洛茨基只代表自己那一派,并且仅仅享有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某些信任。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1910年1月,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与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指派了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编辑部。1910年9月,党中央机关报登载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因托洛茨基奉行反党政策而与其断绝关系的消息。在哥本哈根,普列汉诺夫作为护党派孟什维克的代表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笔者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曾同一位波兰同志[173]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抗议托洛茨基在德国刊物上这样来描述我们党的情况。

  现在让读者来评一评,托洛茨基是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党的”倾向呢,还是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整个反党的”倾向。

  载于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争论专页》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58—376页

  【注释】

  [166]《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是针对1910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普鲁士的争论和俄国的经验》和列·达·托洛茨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趋势》这两篇文章而写的。他们的这些文章歪曲了党内斗争的真实意义和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历史。

  列宁原来打算在《新时代》杂志上答复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并为此写信给该杂志的编辑卡·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和该杂志另一领导人埃·武尔姆不肯在他们的杂志上刊登列宁的文章,而建议由该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之一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出面写文章回答马尔托夫。列宁得知这一消息时,这篇文章已写了一半。他认为仍应由他来答复托洛茨基,于是又写了一篇专门针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寄给了考茨基。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说:“您尊敬的夫人在您生病期间写信给我,甚为感谢。我曾想给她写信,但又想我与其在信里叙述自己对托洛茨基文章的意见,倒不如把自己的文章寄上。这篇文章我不仅是寄给您的,也是寄给您夫人的,作为对她的信的答复。”(这封信的末页影印件登载于1928年12月12日柏林《前进报》的《晚报》副刊)但这篇文章《新时代》杂志仍拒绝刊登。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直到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才在《争论专页》第3期上发表。

  有关这篇文章的问题,参看列宁1910年9月17日(30日)给卡·拉狄克的信,1910年9月24日(10月7日)给马尔赫列夫斯基的信和1910年9月26日(10月9日)给拉狄克的信(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

  本卷《附录》里收有《〈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提纲》(见第418页)。——350。

  [167]这句话引自马克思在1848年7月29日《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352。

  [168]列宁指的是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1910年9月18—24日)上就巴登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表决国家预算问题发表的演说。倍倍尔在演说中尖锐批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同时,宣称:“我认为,我们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如果我们当中有民族自由党人,他们就应当离开,他们不能留在党内。”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参看《两个世界》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支柱之一,积极支持德国政府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352。

  [169]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以《危机与反革命》为题的一组文章中的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4—477页)。列宁提到“梅林对那些责备马克思,说他想通过专政来实现民主的人们的公正嘲笑”,是指弗·梅林为他自己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第3卷写的引言。——354。

  [170]指1910年沙皇俄国政府工商业部出版的《1906—1908年三年内工厂工人罢工统计》一书。书中的材料是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工厂监察员瓦·叶·瓦尔扎尔整理和编写的。——357。

  [171]列宁指的是恩格斯在《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一文中阐述的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0—84页)。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参与下所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这组文章最初于1851—1852年由马克思署名登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直至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是恩格斯写的。——360。

  [172]《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机关刊物,1910年8月和9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365。

  [173]指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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