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内状况

　　我们党内的危机问题又被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提到了首要地位，从而使广大党员群众更加议论纷纷、困惑不解和动摇不定。因此，党的中央机关报有必要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发表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印成单页的、以1910年11月26日“维也纳俱乐部”“决议”的形式发表的言论，向读者提出了这个危机问题，并且完全歪曲了问题的实质。　　
　　
　　在马尔托夫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决议后面，既隐藏着某种实际活动，也隐藏着反党活动。马尔托夫的文章只是一种文字形式，它掩盖着呼声派为搞垮我党中央而从事的活动。托洛茨基的决议号召各地方组织撇开中央来筹备反对中央的“全党代表会议”，这个决议所表明的也正是呼声派所要达到的目的：破坏取消派所仇视的中央机关，同时也破坏作为组织的党。对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这些反党活动，光揭露是不够的，还要与之斗争。凡是珍视党、珍视恢复党的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一切纯粹从派别组织、小集团的角度和利益出发而竭力破坏党的人。　　
　　
　　马尔托夫的《到了什么地步？》一文是掩饰得并不高明的对全会决定的嘲笑和取消派因党遭受挫折而欢天喜地的表现。“在俄国，人数不多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马尔托夫就是这样写的，黑体也是他用的，好象他抑制不住在向全体取消派宣布这个事实时的得意心情。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说得对。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确实没有开成。不过马尔托夫企图回避是谁搞垮了俄国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问题是毫无道理的。使中央委员会会议没有开成的原因，除了警察的阻挠，还有一种不是警察的而是政治上的阻挠。这就是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拒绝出席即使只为增补委员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这些人发表的“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声明。　　
　　
　　毫无疑问，即使拒绝出席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拒绝那些在警察的重重阻挠下进行工作的人的邀请，都是搞垮中央。毫无疑问，这种持有原则理由的政治行动，是那些加入《呼声报》“最知名的”俄国撰稿人集团的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的16人的信）、加入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合法的取消派集团的人干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独立合法派集团即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就是搞垮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人。　　
　　
　　阿克雪里罗得硬说（见《呼声报》第23号）取消派分子这个“绰号”现在正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乱用；他甚至大放厥词，说我们会把那些为了一块面包而疲于奔命或者因此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个人叫作取消派分子；而他在讲这种故作天真的荒唐话的时候，却避而不谈被党中央机关报一一点了名的取消派分子的各个集团，既然如此，这种遁词的毫无诚意也就无须证明了。既然马尔托夫和其他呼声派分子在《呼声报》上似乎同俄国的取消派“进行争论”，说他们的行为是“轻举妄动”（！！），“规劝”他们再等一等（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谈到列维茨基的时候说的），而同时又完全同他们一起进行工作，齐心协力地在国外建立单独的派别组织，以便反对党，支持党的敌人，即支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能认为这是许多种政治伪善表现中的一种表现。当米留可夫先生同路标派“进行争论”，说他们“轻举妄动”，同时又在政治上同他们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时，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说，米留可夫先生是在认真地反对路标派；大家都会认为，米留可夫先生的这种做法只能表明他的伪善，决不能推翻他在政治上同路标派勾搭在一起的事实。当斯托雷平先生同黑帮“进行争论”（在《俄国报》上），责备黑帮“轻举妄动”，同时又同它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时，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说，斯托雷平先生和他的政府是在认真地反对黑帮；大家都会认为，斯托雷平先生和沙皇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能表明他们的伪善，决不能推翻他们在政治上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勾搭在一起的事实。　　
　　
　　如果说大家对于《呼声报》政治上的伪善还能看得清楚的话，那么对于马尔托夫所说的“合法性”正在把党的正式代表“置于死地”这种暗示，1000个读者中有999个搞不清楚，因为这种暗示是故意放烟幕。　　
　　
　　中央机关报的责任就是驱散在党内状况方面放的烟幕，使所有的人都了解分歧实质的所在。　　
　　
　　马尔托夫说的是，除了中央的决定，党没有任何摆脱危机的合法出路。因此，既然俄国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既然国外的取消派就连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也能破坏），那么，现状就将是没有合法的出路了。于是马尔托夫就预先欢呼起来，说什么中央被彻底搞垮了，合法的出路没有了，取消派赢了。　　
　　
　　马尔托夫太性急了。他过早地讲出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党的其他敌人所想的东西。　　
　　
　　是的，马尔托夫说得对！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找到摆脱党的危机的唯一出路。因此，如果警察的阻挠和上面所说的政治上的阻挠使中央委员会不能在俄国召开会议，那就应当在国外召开。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党内各派别签订了一个超越派别组织共同进行党的工作的协定，布尔什维克也是签订协定的一个派别，他们曾经采取措施来加速找到这条摆脱党的危机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把自己派别组织的财产交给党支配，条件是在撤销布尔什维克派别组织的中央的同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和召回派（“前进派”）等派别组织的中央也要撤销。这个条件没有履行。不仅如此，呼声派的指导性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还公开包庇和掩护党内那些敌人，而中央全会曾经一致责成我们同这些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就象同离开社会民主党、仇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倾向进行斗争那样。由于党内各派别各集团在全会上签订的协定遭到公然破坏，由于签订协定的一方实行明显的反党政策，所以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要求把他们在一年前有条件地交给党的那笔款项发还他们。关于这一点，他们在1910年12月5日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了相应的申请。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做得对不对，这要由全会规定的机构来判断。问题的实质是，现在，即从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提出申请的时候起，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已经不仅对找到摆脱党内危机的出路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1910年1月6日签订协定的所有派别和集团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它们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它们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注：事情是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派的某些代表关于布尔什维克派有条件地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党的协定，是在中央全会上签订的，已被承认为党的规定、党内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协定公布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同时还公布了全会规定的与该协定有关的全部程序。主要的规定是：如果布尔什维克提出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联合条件的声明，就要召开全会（在国外）。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所登载的全会的决定还说：“如果在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提出自己的要求以后的3个月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召开全会，就要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召开中央全会不仅是党的需要，而且成为法律上的义务了。我们再次看到，除了召开中央全会，不可能有摆脱现状的其他合法出路……　　
　　
　　在这里，呼声派的政策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根据中央委员会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决定，既然布尔什维克提出了申请，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除了召开全会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召开全会的尝试在三个月内不能成功的时候，才能采取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呼声派的做法却不是这样。　　
　　
　　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提出书面声明说，他反对召开全会，他只同意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　　
　　
　　这句话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全会拥有最高权力，如果召开全会，就能找到摆脱危机、摆脱俄国难堪的现状的合法出路。特别委员会则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它除了审查布尔什维克提出收回那笔款项的要求，没有任何权力，不可能找到摆脱危机的任何合法出路。　　
　　
　　结果正象一句谚语所说的：莫给他人挖陷阱，当心自己掉进去！　　
　　
　　马尔托夫还没有来得及殷勤地向党指点那个取消派非常乐意看到正式的党掉进去的似乎毫无合法出路的“陷阱”，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就已经掉进这个陷阱了！　　
　　
　　俄国的取消派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现在国外的取消派又在破坏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了。取消派欢天喜地，预感到极大的愉快（对于斯托雷平和取消派说来）：一切中央都不存在了。这对于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对于“前进派”的派别组织真是太美满了！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谈论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的遁词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委员[注：这位同志写信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请求我们帮助他把呼声派破坏全会的企图告诉党。]在反声明中对这些遁词的驳斥。我们只想指出，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考虑得很周到，他竟直接声明他反对召开全会，不仅反对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根据专门决定召开的全会，甚至反对根据总的党章召开的全会（为此需要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一致同意）。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认为召开全会是件“麻烦的”事情，如此等等。很明显，在取消派看来，就连我们秘密党的存在本身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全会将主要由侨居国外的人组成，这是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的第二个“理由”。但是这并不妨碍呼声派全力支持那个纯粹侨居国外的人的计划，即托洛茨基撇开中央召开反对中央的“全党”代表会议的计划……呼声派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搞垮一切中央！　　
　　
　　其次，我们应当请党员们注意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状况的问题。我们的党也同一切革命政党一样，只有革命者在进行共同工作的时候至少具有起码的相互帮助的愿望，才能存在和发展。　　
　　
　　如果党章和党的决定（党内的“合法性”）不是促进这种共同的工作，而是为从党的一些最重要的委员会内部来阻碍这种工作制造困难，那党的工作就变成毫无价值的滑稽可笑的事情了。在任何别的政党内，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有困难，马上就会想出几十种躲避警察阻挠的方式和方法，并找到许多新的工作方法。可是我们党内的派别分子却有的为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效劳，有的为公开的召回派和党外的半无政府主义者效劳。在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这些人的手里，“合法性”正在变成从党内来危害党、阻碍工作、帮助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破坏党的一种手段。[注：马尔托夫在嘲笑党的正式机关时说，“合法性把他们置于死地了”。仅就下面一点而论，他这样说是对的：这些机关的某些“合法的”。（即根据党章或全会的决定而产生的）形式使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和呼声派（通过伊哥列夫）等等可以阻碍工作，从而把卓有成效的工作“置于死地了”。]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无济于事，那位马尔托夫理所当然地嘲笑了这些决议。要对事情有帮助，首先应当懂得它。应当懂得，为什么制定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进行共同工作的那些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是荒谬的，可笑的，不足取的。一旦党懂得这里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政策，这里的问题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党就会很快找到出路。那时我们就能树立起一种不会被取消派变成阻挠党前进的绊脚石的“合法性”了。　　
　　
　　必须承认，应当感谢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朋友们和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及其朋友们，因为他们有效地帮助党懂得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的言论尽管表面上同马尔托夫嘲笑党遭受挫折、同呼声派搞垮中央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却同这两者有密切的联系，有“利害”关系。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种联系在什么地方。1910年11月26日维也纳的决议大概会帮助他们懂得问题的实质。　　
　　
　　这个决议包括三部分：（1）向《工人报》宣战（号召对该报“给以坚决的反击”，因为用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家报纸是一家“新的派别的小组的企业”）；（2）抨击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联盟”的路线；（3）宣布“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及其小组〉会议决定：筹集一笔用作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基金”。　　
　　
　　对于第一部分我们根本不准备谈。托洛茨基说得完全对：《工人报》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无权代表全党讲话”。　　
　　
　　不过，托洛茨基忘记了他和他的《真理报》也无权这样做，却是毫无道理的。他在谈到全会承认《真理报》的工作是有益的时候，避而不谈全会曾经委任了一名驻《真理报》编辑部的中央代表这件事实，也是毫无道理的。在提到全会关于《真理报》的决定的时候，避而不谈这一点，这只能说是对工人进行欺骗。托洛茨基的这种欺骗行为尤其恶毒的是，他已经在1910年8月赶走了驻《真理报》的中央代表。在这个事件之后，在《真理报》断绝了同中央的联系之后，托洛茨基的报纸只是一家“私人企业”，再不能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了。在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未召开的情况下，只有全会委任的中央代表才能评判《真理报》对中央的态度，而中央代表认为托洛茨基的行为是反党的。　　
　　
　　这就是从托洛茨基非常适时地提出的关于谁“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问题得出的结论。　　
　　
　　不仅如此。既然取消派－独立合法派在搞垮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既然呼声派在搞垮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只要他们还在那样做，那么只有中央机关报才是唯一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机关。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内合法性，他走上了冒险和分裂的道路，因为他在自己的决议中只字不提中央（好象他同呼声派已经商量好了，中央将被搞垮！），而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宣布要“筹集一笔用作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基金”。如果取消派拼命搞垮中央的活动得逞，那么我们这个唯一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机关就要立即宣布：我们决不参与托洛茨基的“基金”和阴谋，我们认为，可以称作全党代表会议的只能是中央机关报所召开的代表会议，而不是托洛茨基的小组所召开的代表会议。[注：必须尽快地由党中央召开真正全党代表会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现在事态尚未最终表明中央已被搞垮，还有希望使党找到完全合法的出路。　　
　　
　　我们要号召党员为了使党找到合法的出路而进行坚决斗争，同时要弄清分歧的“原则基础”。呼声派和托洛茨基却急于要把这种分歧弄成分裂：呼声派要搞垮中央，托洛茨基则无视中央的存在，并且要“筹集一笔基金”由他的小组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会议”（别当是玩笑！）。　　
　　
　　托洛茨基在他的决议中写道：“列宁派和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用个人来代替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的称呼，想以此表示自己对这两派的蔑视，可是他只表明了自己的无知）所进行的斗争“现在没有任何原则基础”。　　
　　
　　中央机关报号召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来弄清这些原则基础时说：当由于召开全会而引起的这个“毫无意义的”斗争还在进行时，让我们正好来研究一下这个颇有意义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托洛茨基宣布中央机关报进行的斗争没有任何原则基础时所持的那些理由，全部摘录如下：　　
　　
　　“……党内所有的〈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派别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必须恢复秘密组织，必须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必须执行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些基本方针是最近一次全会一致拟定的。　　
　　
　　现在，在全会闭幕一年以后，困难不在于宣布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而在于加以贯彻。贯彻的方法就是党的各个部分，即‘呼声派’、‘普列汉诺夫派’、‘列宁派’、‘前进派’以及非派别组织分子同心协力地进行共同的工作，因为党在精神上已经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全体党员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应该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忠诚于自己党的党员身分从事活动，不要再有什么派别的名称。这种合作应该在全党的范围内进行，而不应该围绕着各派别组织的机关报进行。”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如果好话是掩盖弥天大谎，是掩盖对陶醉于说空话的人本身、对全党的极大的欺骗，这种好话就会被糟蹋成空话。　　
　　
　　说党内所有的派别都有必须恢复秘密组织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这简直是弥天大谎。每一号《呼声报》都表明，呼声派认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是党内的一个派别，他们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还经常参加这个集团的“工作”。现在，在全会一年以后，当问题在于“贯彻”而不在于空谈的时候，还在玩捉迷藏，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工人，用各种遁词来支吾搪塞，这不是可笑而又可耻吗？　　
　　
　　是不是这样呢？托洛茨基认为中央机关报点了名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是“党内的一个派别”呢，或者不是一个派别？这个问题正是“贯彻”全会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机关报提出来已经一年了，而且提得明确尖锐，毫不含糊，用任何遁词都无法推托！　　
　　
　　托洛茨基一再企图用沉默或空谈敷衍过去，因为他要向读者、向党隐瞒这样一个真相：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16人集团等等是绝对离开党而独立的集团，是完全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不仅不恢复秘密组织，反而破坏恢复秘密组织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执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托洛茨基要向党隐瞒这样一个真相：呼声派是同样离开党而独立的、实际上为俄国取消派效劳的国外派别组织。　　
　　
　　那么“前进派”呢？托洛茨基很清楚，在全会之后，“前进派”也加强和发展了自己的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有不受党支配的经费，有独立的派别党校；这个党校根本不讲授“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讲授“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讲授召回派对第三届杜马作用的看法，即“前进派”派别组织的纲领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看法。　　
　　
　　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相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这个真相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不相容。而这些实际目的愈来愈明显，甚至连那些最没有远见的护党派分子都看清楚了。这些实际目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组织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同前进派结成的反党联盟。呼声派接受托洛茨基的决议（如“维也纳”决议）。《真理报》向前进派卖弄风情，胡说什么在俄国各地活动的只有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替前进派的派别党校吹嘘，以及托洛茨基公然支持这个党校——所有这一切事实，长期隐瞒下去是办不到的。口袋里藏不住锥子。　　
　　
　　托洛茨基政策的内容就是《真理报》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的派别组织“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这个联盟有明确的分工：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继续离开党独立地进行他们的合法工作，继续破坏社会民主党；“呼声派”构成这个派别组织的国外分部；而托洛茨基自己担任辩护人的角色，硬要天真的公众相信，“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党内所有的派别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前进派得到的也是这位辩护人，他为他们派别党校的自由进行辩护，用伪善的陈词滥调为他们的政策打掩护。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要召开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派别组织的活动自由，派别组织的神圣化，对派别组织的活动的掩护，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所作的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认为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主义者的立场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这是因为任何人都看到也都知道，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召回派都有自己的路线（反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并且在执行这条路线，而《呼声报》的外交家和《前进》文集只不过起了打掩护的作用。　　
　　
　　不管新联盟在庸人中取得的成绩多么巨大，不管托洛茨基依靠前进派和波特列索夫之流这两个“来源”能筹集多少“基金”，这个新联盟是注定要垮台的，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联盟没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社会的所有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整个世界观（直到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直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原则）的深刻基础都发生了兴趣，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被革命卷入由策略问题引起的尖锐斗争中来的群众，在缺乏公开言论的时代，提出了对一般理论知识的要求，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应当重新对这些群众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托洛茨基宣称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的接近“在政治上是空洞的”和“不稳固的”，这只能表明他自己极其无知，只能说明他自己十分空洞。在布尔什维克同“前进派的”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呼声派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问题上的这种接近，才是全会后整整一年来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真正同心协力地工作的实际基础。这是事实，不是空话，不是诺言，不是“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不管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分歧（只有冒险主义者才会用分歧不存在了，分歧被某项决议“消除了”等诺言来吸引公众），这个历史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只有那些主要派别组织本身的内部发展，只有它们自己的思想演进，才能保证通过它们的相互接近和它们在共同工作中的考验来在实际上消除派别组织。这种情形在全会后已经开始了。至于波特列索夫同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小组的外交手腕、文字游戏和串通一气的支吾搪塞。一年来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同心协力地工作，党是看到了的。任何一个能够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任何一个珍惜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基础”的人都丝毫不会怀疑，这两个派别的十分之九的工人将拥护这种接近。　　
　　
　　正是从“原则基础”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同波特列索夫和前进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内政治任务的观点来看，这样说也同样是对的。这些任务确实是全会一致指出的，但决不能把它们归结为这样一句陈腐的空话：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统一起来（要知道，连立宪民主党人也是把合法的《言语报》同秘密的“立宪民主党”中央“统一”起来的）。托洛茨基故意挑出这句话来，是为了讨好根本不反对陈腐空话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　　
　　
　　全会的决议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是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减革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当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　　
　　
　　有了这一年的经验，再不能避不直接回答关于这些指示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了。不能忘记，在全会上所有民族代表（总是向任何时候的任何多数靠拢的托洛茨基当时是靠拢他们的）曾经提出书面声明说：“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个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　　
　　
　　全会后一年来的经验用事实表明：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派这一派别组织。回避这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冒险主义，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敢公然说：波特列索夫之流及其同伙的路线不是取消主义的路线，承认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的看法是符合党的路线的。我们没有虚度全会后的这一年。我们有了更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实际上看到了当时指出的那些倾向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体现这些倾向的派别组织。用这些反党的派别以所谓的“党的”精神进行“同心协力的工作”这种空话来欺骗比较广泛的工人阶层，现在已经办不到了。　　
　　
　　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党内合法性，而且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或者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的名义）筹备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我们既然有权代表全党讲话，就有责任坚决捍卫党内合法性。但是我们决不希望我们的党员只看到“合法性”的形式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相反，我们正是要社会民主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问题的实质上来，而问题的实质就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的联盟保护了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进行取消派活动的充分自由和召回派破坏党的充分自由。　　
　　
　　我们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为党内合法性进行坚决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为清除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同反党联盟进行斗争。　　
　　
　　附言：上面这篇文章印成抽印本发表（这样做是根据编辑部多数——两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和一名波兰组织的代表——的表决），引起了另外两名编委（呼声派分子）的抗议，他们把自己的抗议书也印成了单页。该抗议书的作者们在这个单页中并没有谈到《论党内状况》一文的内容，而是指责编辑部的多数：（1）侵犯了他们这两名编委的合法权利；（2）进行“警察性的告密”。既然争论的不是原则和策略，而是涉及组织纠纷和人身攻击，我们认为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把这样的争论完全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不等到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全体护党派同志就会对这两位编委——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论战”方法作出应有的评价。　　
　　
　　载于1910年12月23日或24日（1911年1月5日或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抽印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47—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