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 致尼·伊·布哈林（1916年10月14日）

　　致尼·伊·布哈林[469]　　
　　
　　1916年10月14日　　
　　
　　亲爱的尼·伊·：　　
　　
　　关于您那篇——照您的说法——“倒霉的”文章，说真的，您的推论非常奇怪，或者确切些说，根本不是推论，而是激动得语无伦次。真的，请您——客观地——看一看您写了些什么：　　
　　
　　“……我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问题并不〈！〉在于指责〈！〉的各点，而在于‘整个说来’……”　　
　　
　　这就是您的原话，一字不差！！试问，难道可以这样去推论吗？要知道，这等于是把任何一个发表议论和探讨问题的人的嘴都堵住。编辑部的信明确地指出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您却怒气冲冲地说什么感觉呀，指责呀，整个说来呀……　　
　　
　　您“用同一题目”作了一次专题报告，并且任何一个组委会分子著作家“甚至提都没有提到过无政府主义”。　　
　　
　　问题又来了：这难道是理由吗？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编辑部的信中也没有提及。您在专题报告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无法断定。组委会分子著作家是愚蠢的——这是事实。您也补充说：“在其他几点上我痛斥了他们……”　　
　　
　　“所谓机会主义，就是害怕取消派黄色分子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波特列索夫〉会说什么。”　　
　　
　　说得痛快。但未击中要害！因为我肯定，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波特列索夫，而不是巴扎罗夫。[470]　　
　　
　　（1）这一点对不对呢？您不加分析。（2）如果我们同志有错误而黄色分子是正确的，这是坏事吗？你用听来很痛快的言词回避了实质问题。原来您倒“害怕”去考虑波特列索夫正确而巴扎罗夫不正确的意义！　　
　　
　　“……您总不能硬说我否定争取民主的斗争……”我就是认为您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并明确地指出是哪些错误。而您却回避实质性的争论。　　
　　
　　您提出三个俨然是“绝对无可争议的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说第1章的内容“可以归结”为这样三个论断。　　
　　
　　然而，这些论断（1）十分笼统，远远不够具体；（第2点，也是主要的一点）这并非是文章中所谈到的东西！！　　
　　
　　“无论是格里·还是您，甚至都没有打算向我指出，究竟哪些是谬论。”　　
　　
　　对不起，这不符合事实。在编辑部的信中，这一点说得极其明确，而您对于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指出的不作答复。对我们所明确指出的许多问题都没吭一声！！　　
　　
　　我们指出的问题之一是：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时竟如此断章取义，以致原义表达得不正确，或者能使人得出不确切的结论。您仅仅就这一点作了答复，可又是怎样答复的呢？您说“我对下文（引文的）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在有关各点上这些引文所包含的意思是不应当遭到曲解的。”　　
　　
　　够了！！这令人可笑，更令人可悲。[471]我们明确指出的正是这种“曲解”；您既不考虑论据，又不举出任何一条引文（要知道我特意对引文进行过核对：并非平白无故给您写信；核对的不只是一条引文！），而是回避问题，说什么“不应当遭到曲解”。过错完全是在您那方面，因为您不是讨论分歧，而是回避问题。　　
　　
　　我们并未因此指责您散布“谬论”或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写道：“尚须让它成熟起来”。这是“大不相同的两码事”。您不但不回答我们指出的问题，反而歪曲我们的意思。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文章搁了很久……”这真是事后找碴儿。我和格里·之所以来回写信，商量了很久，是因为其他几篇文章打断了我们的工作。您还未确定期限，谁也无法得知您何时可能出发。这是在找碴儿。　　
　　
　　至于所谓“挤掉”以及用非决裂的语气进行论战的问题，说实在的，在报刊上我还没有和您进行过论战，而是在论战之前并且正是为了避免论战在同您通信商量。这是事实，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谎言无损于事实。我给彼·基辅斯基（不是您，而是彼·基辅斯基）的回答是要公开发表的，我们还把从未给过任何人的那种优惠条件给予他：提前把文章给他寄去，以便征得他的“同意”。（不幸，打字的人在工作期间得了病；因此文章还没打好，您在出发前大概见不到了；但是同美国有邮政关系，彼·基辅斯基一定会转寄给您的。无法把文章从这位打字员那里抽回来交给别人，因为他在另一城市，尚未物色到别人；此人贫困，使他失去原先已答应给他的本来就很菲薄的工资也是不应当的。）　　
　　
　　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糟透了，他的观点（在整个民主问题上）混乱极了。[注：我不了解格里戈里给您写了些什么，所以不能就这一点给予回答。您把他写的东西称之为“狂妄的无稽之谈……”嗯……嗯！您不怕这是“决裂的”语气吗？我和彼·基辅斯基论战的语气远非如此。]　　
　　
　　我们大家对您的评价一向是高的，几个月几个月地同您通信详谈，从1915年春天就指出，您在最低纲领和民主问题上摇摆不定，——这一点您是知道的。如果论战只在同挑起论战的基辅斯基之间进行，如果和您的分歧得到消除，我将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此就需要您从实质上细心地分析问题（有争论的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　　
　　
　　我非常非常高兴的是，在反对“废除武装”的问题上我和您的看法取得了一致。与弗兰茨结识同样使我非常高兴：显然，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方面，您和他一起认真做过一些事情；想必在这方面您有很大功劳。他努力钻研工作，很有前途。　　
　　
　　附上证明书。与美国的通信联系只能经过斯堪的纳维亚：否则一切都会遗失，法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真是无耻。　　
　　
　　关于美国。1915年我往那儿寄了好些信，全都被可恶的法国和英国邮检部门没收了。　　
　　
　　非常希望：　　
　　
　　（1）在那里用英文出版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宣言。　　
　　
　　（2）我们论战争的小册子（为新版而修订的）也在那里用英文出版。　　
　　
　　（3）如可能，争取到给中央委员会免费寄送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最重要的出版物和小册子（我只有《向理智呼吁报》）。　　
　　
　　（4）1912年在克拉科夫，一位犹太的纽约报纸的编辑卡恩到过我处，还答应给我寄合众国官方经济统计机构的刊物（在美国，这些刊物对编辑部是赠阅的），他说：我们的报纸有一个很大的发行机构，寄送毫无困难。但他未履行诺言。如果见到他，请试探一下，有无希望。　　
　　
　　（5）最好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组成一个小组：留心有用的书报并负责寄送、介绍、翻译和出版我们从这里寄去的东西；再就是共同探讨和“推动”关于第三国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各种问题。　　
　　
　　如果能使一两个比较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同一两个精通英语的拉脱维亚人建立联系，事情就可能进行得很顺利。　　
　　
　　（6）对拉脱维亚人都要重视，尤其是要设法见到别尔津。我想，可通过《工人报》[472]找他。　　
　　
　　（7）1914年底或1915年，我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根据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精神阐述其政见的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的小报。现将地址附上。我给他们寄了一封很长的英文信。大概丢失了吧？如果您经过调查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将尽力找到这封信的抄件给您寄去。关于上述同盟的情况，我通过《工人报》给拉脱维亚人也写过一封信，大概也遗失了。　　
　　
　　（8）在美国应该有一个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基地。英国资产阶级的书报检查达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是对第5点的补充。　　
　　
　　（9）请尽可能及时给我们回信，即便用明信片写两行也行，以便试一试与美国取得经常的联系；并请预先通知（提前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回来的时间。　　
　　
　　从苏黎世发往克里斯蒂安尼亚（现称奥斯陆）　　
　　
　　载于193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306—310页

    【注释】
　　[469]列宁的这封信是对1916年10月初收到的尼·伊·布哈林的来信的答复。布哈林在信中就对他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辩解。——439。　　
　　
　　[470]1916年5月《年鉴》杂志第5期发表了弗·亚·巴扎罗夫的《目前形势与前途》一文。巴扎罗夫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俄国经济危机，把党的纲领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分称为“过时提法”，并说已不需要为争取民主改革而斗争了。　　
　　
　　1916年8月，亚·尼·波特列索夫在孟什维克的《事业》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政论家札记》一文。文中写道：“最高纲领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波特列索夫是这样形容巴扎罗夫的观点的）取消了“当前的一切民主任务”，“是民主运动的最大敌人，是民主运动的出色的和最可靠的破坏者”。　　
　　
　　列宁在这里所指的很可能是波特列索夫文章中的这些论点。　　
　　
　　1916年10月3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说，波特列索夫抓住了巴扎罗夫在《年鉴》杂志上发表的“最低纲领不再需要”这种说法，力图把这种最高纲领主义强加给国际主义者，以达到损害他们名誉的目的。　　
　　
　　上文提到的“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会说什么”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意思是“大人物的闲言碎语”。——440。　　
　　
　　[471]这是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给亚·奥·斯米尔诺娃》（1840年）一诗中的诗句。原诗反映了诗人因斯米尔诺娃对其诗作未置一词而产生的怅然心情。列宁在转义上借用这两句诗来嘲讽论敌。——441。　　
　　
　　[472]《工人报》（《Stradnieke》）是一份拉脱维亚文报纸，在美国波士顿出版。——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