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普列汉诺夫

格·瓦·普列汉诺夫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批注[220]
  (1909年10月和1911年4月之间)
  格·瓦·普列汉诺夫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1910年圣彼得堡“野玫瑰”出版社
  序言
  [第52—53页]  在废除农奴制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目前已经够清楚了。所以我们只是顺便谈到这一点,只为了说明当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领导的我们的进步报刊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大家知道,进步报刊热烈地捍卫了农民的利益。我们的这位作者—篇接着一篇地写文章,主张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他肯定说,赎买分给农民的土地,对政府说来没有丝毫困难。他用一般的理论推断和极详细的示范计算来证明这个论点……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在解放农民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国库的利益,那它对于农民的利益是想得很少的。在进行赎买时所考虑的纯粹是国库和地主的利益……
  {《社会民主党人》[221]第1集第152页}
  {[注:画双斜线的批注是列宁写在页上角的。因此,在这里和别的地方,如果不能准确肯定列宁的批注所针对的地方,则摘引该页的全文。——俄文版编者注]}
  [第57—59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仅仅在经济问题上要进行激烈的论战。况且他的对手也不仅仅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同时代人》小组在俄国文坛上的影响越大,这个小组,特别是我们的这位作者所遭到的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攻击也越多。《同时代人》杂志的同仁们被看成准备推翻一切声名狼藉的“基础”的危险人物。某些“别林斯基的友人”开始还觉得可以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合作,后来却和《同时代人》疏远了,认为这是“虚无主义者”的刊物,并且大叫大嚷,说什么别林斯基在世决不会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采取的路线。伊·谢·屠格涅夫的做法就是这样。[注:军尔尼雪夫斯基讲过,屠格涅夫对他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但对杜勃罗留波夫就完全不能忍受了。他曾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您是一条普通蛇,而杜勃罗留波夫是条眼镜蛇。”(见已经引证过的信《致谢》。《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103页。)]甚至赫尔岑也在自己的《钟声》里对“丑角们”抱怨起来……总之,显然赫尔岑被他那些自由派朋友卡维林之流引上了迷途。“丑角们”,或者就象在俄国所称呼的“吹哨人”,不是嘲笑暴露,而是嘲笑那些天真的人,他们忘记了克雷洛夫寓言《猫和厨子》的寓意,不能也不愿超过无辜的暴露而更进一步[注:顺便提一下,关于《非常危险》一文和它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后果,见韦特林斯基先生的书《赫尔岑》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354页。]。
  赫尔岑自己想必也很快就看出,那些考察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关系的自由派朋友在政治上是多么糟糕。当他不得不与康·德·卡维林决裂时,大概他会对自己说,“苦胆派”并不是完全不对的[注:可以根据康·德·卡维林和伊·谢·屠格涅夫给亚·伊·赫尔岑的信件来追溯这个决裂的经过,这些信由米·德拉哥马诺天于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
  {《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52页到此为止}
  可是,《哨声》[222]上发表的那些引起教养有素的自由派特别不满的文章,大部分都不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他只是偶尔写点文章,因为他为另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第61—66页]  这时候俄国“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情绪高涨起来。青年学生闹风潮;秘密革命组织相继出现,印发自己的宣言和纲领并期待着不久要发生的农民起义。我们已经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承认在俄国可能出现“严重时期”,我们还将看到,社会情绪的高涨多么强烈地反映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但他和秘密团体有没有某些联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很有把握地回答,而且有谁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朝一日获得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呢?精心研究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米·列姆克先生认为,“可以推测<黑体是他用的>,那个《告领地农民书》是他写的”,而法庭就是以起草该文为理由宣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罪。米·列姆克先生引证这份传单的语言和内容来证实自己的猜测。我们认为这样的引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们要跟列姆克先生一起赶紧重复一句:”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是可能的设想,但仅仅是可能的设想。”[注:米·康·列姆克《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案件》1906年《往事》杂志第4期第179页。]列姆克先生认为著名的传单《大俄罗斯人》部分地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手,我们觉得这个意见也颇有根据。列姆克先生用斯塔赫维奇先生的话来证实自己的推测……我们完全同意斯塔赫维奇先生的看法:著名的传单《大俄罗斯人》的语言和内容的确很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论文章。……
  大家都知道,斯拉夫主义者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非常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是同情小俄罗斯人的。他认为别林斯基对于新生的小俄罗斯文学采取否定态度是个大错误。他在1861年1月《同时代人》上为小俄罗斯的刊物《基础》的出版写了一篇充满同情的文章。但是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他不能无条件地赞同。首先,他不满意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向维也纳政府方面寻求支持。其次,他也不满意僧侣在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运动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写道:“凡人的事要由凡人来管。”最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满意的是,在他看来首先是经济性质的问题,却仅仅被当作民族性质的问题提出来。在针对李沃夫的《言论》杂志而写的《民族的不策略》(1861年7月《同时代人》)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尖锐地抨击了这个刊物的过分的民族主义。他写道:“很可能,如果更精细地研究一下现实的关系,李沃夫的《言论》杂志会看到,事情的根源是与民族问题毫不相干的问题,是等级问题。很可能,它会在乌克兰人这一方面和波兰人那一方面都看到民族不同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我们不认为,波兰农民会对减轻乌克兰农民的赋税以及改善乌克兰农民的整个生活抱敌视态度。我们不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乌克兰族的地主和波兰地主的感觉有多大的差别。假如我们没有看错,那么加里西亚问题的根源是等级关系,而不是民族关系。”
  奥地利各民族间相互仇视更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是不策略的,因为维也纳政府这时和以往一样,从中获得许多好处。他在载有《民族的不策略》一文的那一期《同时代人》的政治评论里写道:“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对奥地利帝国的长期存在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它境内的各民族竟如此讲究政治上的策略,它怎么能不巩固?”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都是“不明事理的”。他担心特别是经历过1848—1849年的斯拉夫人的“不明事理”别又走得太远了。60年代初,匈牙利对维也纳的反动集权主义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匈牙利人的不满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有一个时期可以期望他们国内爆发革命。我们的作者在自己的政治评论里不止一次地表示忧虑:在匈牙利爆发革命运动时,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又将成为反动派的驯服工具。奥地利的许多斯拉夫族人在当时采取的策略,只能使人加深这种忧虑,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以他们在1848—1849年事件中所起的可耻作用而自夸。车尔尼雪夫斯基严厉地指责了这种策略,他证明说,他们反过来支持维也纳政府的敌人,这对他们会更有利,这些人会对他们作出重大的让步。他是就克罗地亚人对匈牙利人的关系才讲到这一点的,他对加里西亚乌克兰人又重复了这一点。我们在《民族的不策略》一文里读到:“仇视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等级的党派现在准备让步……关于这一点李沃夫的《言论》杂志倒不妨考虑一下;也许,这是那些被它视为仇敌的人们真心诚意准备作出的让步,也许,这些让步很大,完全可以使乌克兰农民满意,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些让步比乌克兰农民能够从奥地利人那里获得的一切都要多得多,重要得多……”
  {《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58页到此为止}
  最后,小说《序幕》的第一部分描写沃尔根和索柯洛夫斯基(谢拉科夫斯基?)的友谊关系。沃尔根喜爱索柯洛夫斯基无限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不狭隘自私,既有真正的鼓动家的激情又善于控制自己。沃尔根称他为真正的人,并认为,我们的自由派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一切都很有意思[注:沃尔根特别重视索柯洛夫斯基的“审慎”,这表现在:1848年在沃伦,在他所有的同志中,只有他一人没有冲昏头脑,而是极冷静地考虑了武装起义的机会,当时这种机会几乎近于零。],但这丝毫不能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波兰问题的实际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约34岁。他正处在智力全盛时期。谁知道他的发展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然而他自由生活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他是极端党派的公认的领袖,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极有影响的宣传者。他被认为是革命青年的“魁首”,他们的一切发动和风潮都加罪于他。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这样的事,传闻被夸大成事实,一些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有过的意图和行动被强加于他。车尔尼雪夫斯甚自己在《序幕的序幕》中描写了在彼得堡流行的那些好意的自由派同情者的谣传,说沃尔根(就是他本人)似乎和伦敦的俄国流亡者小组有联系……
  {同《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65-166页}
  [第71—73页]  《怎么办?》获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在于这是文艺作品获得成功的一般秘密,在于这本小说对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了生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小说表现的思想本身并不是新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欧文学中整个搬过来的。法国的乔治·桑早在他以前就宣传过男女之间自由的、主要是真挚的、诚实的爱情关系[注:顺便指出,歌德的择亲和势也是维护这种关系的用语。对于这一点有些德国文学史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既不敢非难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作家,同时又因为他们的庸夫俗子的德性而不敢同意他,一般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些含混不清的东西,说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似乎有些奇谈怪论。]。卢克莱茨娅·弗洛里安妮在爱情方面所提的道德要求和维拉·巴甫洛夫娜·洛普霍娃-基尔萨诺娃所提的没有任何区别。至于小说《雅克》,那么不难从中摘录出许多相当长的段落,它们可以说明乔治·桑的热爱自由而又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主人公的思想和论断有时几乎完整地再现在《怎么办?》这本小说里[注:1853年3月26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记下了他21[223]和未婚妻的如下对话:“‘难道您认为,我会对您不22忠实吗?’——‘我不认为这样,我不希望这样,但这种23情况我也考虑过。’——‘那您会怎么办呢?’——我对她讲了乔治·桑的雅克。‘那您也会自杀吗?’——‘我不25打算自杀。’——我还说,要设法给她找到乔治·桑的]。而且不仅乔治·桑一个人宣传过这类关系上的自由。大家知道,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起过决定性影响的罗伯特·欧文和傅立叶也宣传过这些东西。[注:几乎不用去想,罗伯特·欧文在这方面进行过多么热情的宣传。至于傅立叶,那让我们在这里引用他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吧:“爱的习性……仅仅是暂时的、易变的形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内容。”(《傅立叶全集》第4卷第84页)]这一切思想早在40年代就在我国受到热烈的赞同……但在小说《怎么办?》出现以前,这些原则只有少数“卓越人物”赞同;广大的读者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赫尔岑在自己的小说《谁之罪?》里也没敢最完整而清楚地说出这些原则。亚·德鲁日宁在自己的小说《波莲卡·萨克斯》[注:184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12期。]中比较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这篇小说太乏味,而且它那些属于所谓上层(官吏和有爵位者)社会的人物,对于在尼古拉制度衰落以后构成读者的左翼的“平民知识分子”是丝毫不感兴趣的。
  [75—77页]  我们从维拉·巴甫洛夫娜的几个梦里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观点的特征,可惜,这个特征直到如今还没有得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足够重视。在这些梦里吸引我们的是:车尔尼雪小说(她没读这本书,或至少是没有记住它的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第3节第78页)我不妨再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未婚妻的另一次谈话:“这种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前天她说道:我们要有各自的单独房间,您非经允许不要到我这里来。我自己也打算这样安排,可能我想的比她更严肃;——她大概只是想不让我去麻烦她,而我对这点的理解是:每一个丈夫在夫妻关系上都要非常尊重妻子。”(同上,第82页)这和小说《怎么办?》中的维拉·巴甫洛夫娜与洛普霍夫的谈话几乎一字不差。夫斯基已经完全意识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把资产阶级时期发展起来的技术力量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在维拉·巴甫洛夫娜的梦里,劳动大军共同从事生产,从中亚到俄国,从气候炎热的国家到寒冷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可以想象当然是借助于傅立叶的著作,但是俄国读者不知道这一点,这甚至从后来所谓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革命者常常把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理解成这样:把它想象成使用落后的木犁(还在失明的瓦西里时代用来翻地的木犁)来耕地的农民村社的联盟。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社会主义”完全不能算作社会主义。只有把人从“土地的”和整个自然界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为了人的这种解放,无疑地要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维拉·巴甫洛夫娜的梦里所讲的那样,必须有劳动大军,必须把现代生产力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而我们在追求“实际”时却把这些完全忘记了。
  {注意参看《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在“新人”的新典型于我国诞生的时候。他通过拉赫美托夫塑造了这种典型。我们的作者愉快地欢迎这种新典型的出现,而且自己禁不住要去描绘那即使还不清晰的轮廓。同时他忧伤地预见到,这个俄国革命者要经受多少痛苦和折磨,他的生活一定是严峻的斗争和沉重的自我牺牲。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拉赫美托夫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道地的苦行僧。拉赫美托夫完全在折磨自己。用他的女房东的话说,他简直是“对自己残忍的人”。他甚至决定试一试能否经得住拷打,为此整夜躺在扎满铁钉的毯子上。很多人,包括皮萨列夫在内,都认为这只是一种怪癖。我们同意,拉赫美托夫性格上的某些细节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描写。但是整个性格还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几乎每
  {1——“革命者”,《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73页)}
  一个优秀的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者
  都有不少的拉赫美托夫作风。
  我的第一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的消息印象犹新的情况下写的,在这一版完全改写了一遍;我曾摘录了我们这位作者给他妻子信中的几句话作为这第一篇文章的题词:“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后,我们的同时代人已经不在世上,而我们的名字还会使人们感到亲切,人们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我们的名字。”这封信写于1862年10月5日,即这封信的作者当时已经被监禁了。
  第1部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观点
  第1篇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
  第1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费尔巴哈
  [第81页]  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中(顺便指出,
  它的第一篇文章是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的,写于1899年底),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从我们这位作者的哲学观点来看,他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我们这种见解所依据的,当然首先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比较接近于哲学的思想同费尔巴哈的观点进行的比较……
  第3章
  与尤尔凯维奇等人的论战
  [第102—103页]  “……截然不同类别的质在一个物体中的结合是物的一般规律。”至于我们称之为感觉和思维能力的那种质,情况也是这样。它和活的有机体的所谓物理的质之间的距离是无限大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这个同时还具有广延性和运动能力的有机体的质……
  {不是无限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限度”)}
  他们[注:唯物主义的敌人。——编者注]常常尽量避免提出他们为什么不承认知觉的能力是物质的一种特性的理由,而是乐于反驳任何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讲过,至少在近代没有讲过的意见:知觉就是运动。[注:我们设想,古代唯物主义者,例如德谨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可能在这方面有某些不明确的地方,可是这还远远没有证实,因为,不要忘记,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是以不完整的形式保存下来的。]……
  [第106—108页]  树木的燃烧过程同时也产生许多在缓慢的阴燃过程中所没有的现象。可是,这两种过程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相反,实质上这是同样的过程;只不过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过程进行得很快,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却很慢。因此,处于这个过程中的物体的质,在前一种情况下具有巨大的力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同,它“极为馓弱,以致在日常生活中完全觉察不到”。用这一点来说明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即使是无机状态的物质也没有丧失“感觉”这种带给高级动物以丰富“精神”果实的基本能力。但是无机物质的这种能力以极微弱的程度存在着。因此,考察者完全觉察不到它,我们也就可以把它看成零,完全用不着担心这样做会犯什么明显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能力是物质一般都具有的,所以当它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例如,象我们在一般高级动物,主要是在入的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把它看成某种奇妙的东西,这是没有根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当时我国的出版条件下必须有的谨慎态度表达了这种思想,他向拉美特利和狄德罗这样的唯物主义者靠拢了,而他们又是拥护已经摆脱了不必要的神学虚饰的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的……
  [第107页]  尤尔凯维奇还说,量的差别不是在物体本身中,而是在它和有感觉的主体的关系中转变为质的差别的。然而这是极大的逻辑错误。客体要在自己和有感觉的主体的关系中发生变化,必须预先在自己本身中发生变化……
  {不是逻辑错误,而是认识论错误}
  ……杜德什金在《祖国纪事》杂志中逐条列举了尤尔凯维奇的似乎无可辩驳的论据,然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看来,很清楚,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别的什么人,而在于您,不在于一般哲学和生理学,而在于您对这些科学无知。正教中学的哲学这个避雷针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您为什么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然后说,这一切您在正教中学上学时就知道了,甚至现在还背得出来呢?”
  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说,杜德什金没读过正教中学的笔记本,他就不能了解问题在哪里。他接着写道:“假使您花点力气读读这些笔记本,您就会看到,尤尔凯维奇先生所揭示的我的缺点,就是这些笔记本所揭示的亚里士多德、培根、伽桑狄、洛克等人以及一切不是唯心主义者的那些哲学家的缺点。所以,这些指责完全不是针对我即针对个别作家的;这些指责其实是针对一种理论的,普及这种理论我认为是件有益的事。如果您不信,请读一读和尤尔凯维奇先生属于同一派别的人写的、c г先生出版的《哲学辞典》,您会看到,那里关于每一个不是唯心主义者的人所讲的都是这样:说他不知道心理学,不了解自然科学,否定内部经验,说他在事实面前完全破产,混淆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把人贬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4章
  道德学说
  [第111—112页]  一般说来,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合乎理性的利己主义的观点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一切“启蒙时期”(Aulkj?rungsperioden)所特有的一种愿望,即在理智中寻找道德的支柱,在个人的多少有些道理的打算中寻找关于他的性格和行为的解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方面的论断有时同爱尔维修以及和爱尔维修志同道合的人的论断就象两滴水珠那样相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断几乎也同样很象占希腊启蒙时代的典型代表苏格拉底的论断,苏格拉底在为友谊辩护时证明交朋友有益处,因为在遭遇不幸时他们可能有用。这种极端偏重理智的观点,是由于启蒙思想家通常不能持发展观点而产生的……[注:关于这一点,详见我的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从——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卡尔·马克思》1896年斯图加特版。]
  第2篇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
  第2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唯物主义
  [第159—161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费尔巴哈的观点应用于美学,在这方面,我们往后会看到,他取得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极为卓越的成果。但是,他在这里的结论也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关于人类的美学发展的完全正确的概念,要求首先制定一个总的历史观。至于说到这种总的历史观,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朝着制定这种历史观的方向走了几步,诚然,这是很正确的几步。我们刚从他的著作中摘录的大段引语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第3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唯心主义
  请看,我们在他对瓦·彼·波特金的名著《关于西班牙的通信》(1857年《同时代人》第2期)的评论文章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些东西:
  “人民分裂为敌对的等级,常常是改善他们的前途的最大障碍之一。在西班牙没有这种有害的分裂,等级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敌对,因为没有一个等级仅仅为了损害另一个等级而不惜牺牲一切最宝贵的历史成果:在西班牙,整个民族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特点在西欧各国人民中是极不平凡的,值得特别重视;仅此一点本身,可以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幸福前途的保证。”[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38页。]
  这不是笔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过了几页又说道:“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西班牙人民比大部分文明民族有着无可争辩的优越性:西班牙各等级既没有因根深蒂固的仇恨,也没有因利益的根本对立而分裂;它们不象我们在其他许多西欧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构成互相敌视的等级;相反,在西班牙,一切等级可以和睦地追求同一个目标……”[注:同上,第44页。]
  [第163—165页]  他们[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编看注]具有用唯心主义观点去考察以往人类历史的志向。所以我们在他们关于以往人类历史的论断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无可怀疑的、看起来极其明显的矛盾:一些显然完全是在唯物主义意义上解释的事实,却忽然得到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说明;反过来说,在唯心主义的解释中经常夹杂着完全唯物主义的说法。这种不稳定的现象,这种当代读者看得清楚而作者却觉察不到的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又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经常的转变,也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论断中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他很象西方的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再重复一遍,他最后也和他们一样,倾向于唯心主义。
  这一点从他那篇有意思的文章《罗马衰亡的原因(仿孟德斯鸠)》中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刊载于1861年《同时代人》(第5期)。在文章中他热烈地反对那种很流行的意见:即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由于它内部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而使它不复存在的那些蛮族却带来了新的进步的种子……
  在这里既没有谈到那位基佐在他的第一篇文章《法国史初稿》里早就指出过的那些使罗马衰弱的罗马内部社会关系,也没有谈到那些使日耳曼蛮族在西罗马帝国衰亡时代强大起来的社会生活方式。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忘记了他自己在另一个地方引用过的普林尼的名言:latifundia perdidere Ialiam(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在他的“进步公式”(后来我们采用了这种说法)中,没有谈到这个国家的内部关系。一切问题都被归结为智力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地认为,进步是以智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并说“进步的根本方面完全在于知识的成就和发展”。他甚至根本没有想到,“知识的成就和发展”可以由社会关系来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关系促进这种成就和这种发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阻碍这种成就和这种发展。他把社会关系描写成纯粹是某些意见传播的结果。我们刚刚读到一点:“历史知识在被人探讨;妨碍人们安排自己社会生活的虚假概念因而在减少,社会生活安排得比过去更好。”这同我们这位作者在评论罗雪尔著作的文章中所说的很不一样。在那里,他还认为:不能象对待小学生那样去评价学者,说什么他们不懂得某一种科学,因而构成了错误观点;这样做甚至是可笑的。在那里,他还认为:问题不在于某位学者的知识的多少,而在于这位学者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是什么。一句话,那里的结论是:社会利益决定社会观点,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思想。现在的结论却相反。现在则表示:社会思想决定社会生活;如果社会制度有某些缺陷,那么这是因为社会象个小学生,它学得不好或学得很少,因而形成了错误的概念。再不能想出比这更惊人的矛盾了……
  [第170页]  赫尔岑对于俄罗斯同“旧世界”的关系的观点是在斯拉夫主义者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是错误的。但是,使用比较正确的方法,也可能达到错误的观点,正象使用比较错误的方法,可能得到正确的观点一样。因此试问,使赫尔岑形成错误观点的那个方法,和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能够对这种观点进行完全正当的否定和嘲笑的那种方法,有着怎样的关系……
  第5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
  [第188—190页]  可能有人会提醒我们,根据我们的意见,我们所分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已经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形成严密的整体以后出现的。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忘记。但是我们觉得,问题在这里不取决于简单的时间先后顺序。拉萨尔的主要著作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已经具有严整形式以后出现的,然而按照思想内容来说,这些作品仍属于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时代。问题不在于某个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而在于它的内容如何……
  我们不想重复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远没有同唯心主义决裂,不想说他对于社会发展的未来进程的看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只请读者注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唯心主义使他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把“先进”人物,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知识分子,放在首要地位,他们应该在群众中传播邪终于发现的社会真理。他认为群众的作用就是充当正在前进的军队中的落后士兵。自然,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唯物主义者都不会断言:似乎一个中等的“平民百姓”,仅仅因为他是“平民百姓”,即“群众的一分子”,所知道的就不少于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当然比后者少。但是问题不在于一个“平民百姓”的知识,而在于他的行为。人们的行为往往并不是取决于他们的知识,而是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知识,还要——并且最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地位,这种地位只有靠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来阐明和理解。这里我们又要想起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的“意识”比出身于“群众”的人的意识要发达些。但是出身于群众的人的“存在”使他采取的行动方式比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的支配下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明确得多。因此,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只容许在某种意义上、而且是极有限的意义上谈论“群众”出身的人比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落后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平民百姓”无疑地落后于“知识分子”,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无疑地超过“知识分子”……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缺点是因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够完善而产生的,这种缺点后来成了我们的主观主义的基础,这种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不仅在历史领域,而且也在哲学领域坚决反对唯物主义。主观主义者大吹大擂,自称是60年代优秀传统的继承人。实际上他们继承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薄弱方面……
  第6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后期历史著作
  [第199页]  一般说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种理论[注:唯心主义。——编者注]是极端反对的。他在表述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唯心主义观点时,仍然认为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错了。但是,他的错误的根源在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体系的一个主要缺陷。马克思很清楚地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成是真正人的活动”[注:见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编者注]……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象自己的老师一样,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人类的“理论”活动上,因此智力发展在他的眼里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
  [第205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在历史上罪恶总会得到应得的惩罚。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没有为这种可能是令人快慰的然而无论如何是天真的看法提供任何根据。可以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作者怎么会产生这种观点呢?对这个问题,只要指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可以回答了。那是社会运动高涨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对这种观点有道义上的需求,希望这种观点去巩固关于邪恶必遭失败的信念……
  {普列汉诺夫所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缺点也是这样}
  第3篇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点
  第1章
  文学和艺术的作用
  [第221页]  把艺术看作游戏的观点,再加上把游戏看作“劳动的产儿”的观点,极其明确地说明了艺术的实质及其历史。这个观点第一次使我们能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它们。我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刚刚开始文学活动时就作了一次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尝试,即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美学。我们有专著阐述他的这个尝试[注:见《二十年来》文集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一文。]。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只是:虽然这个尝试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在这个尝试中,正如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一样,反映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根本的缺陷:它的历史的方面,或更确切地说,辩证的方面没有得到研究。正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掌握的哲学在这一方面没有研究,所以他才可能没有注意到:游戏这个概念对于艺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多么重要……
  第2章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
  [第236页]  “只有现实才给人持久的享受;只有那些以现实为基础的愿望才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现实所唤起的希望和只有依靠现实的力量和条件进行的事业,才可望得到成功。”[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206页。]
  这是关于“现实”的新概念。当讲到这个概念是现代思想家在先验哲学的模糊暗示下制定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指费尔巴哈。他也完全正确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现实概念。费尔巴哈说过,感性或现实是和真理同一的。就是说,真实意义上的对象只有通过感觉才能得到。思辨哲学认为,仅仅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关于对象的观念不符合对象的真实本性,它们应该由纯粹的思维,即不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来检验。费尔巴哈坚决反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他说,以我们的感性经验为基础的关于对象的观念,完全符合这些对象的本性。不幸的只是我们的幻想往往歪曲这些观念,因而它们和我们的感性经验发生矛盾。哲学应该从我们的观念中把歪曲这些观念的幻想成分清除出去;它应该使这些观念同我们的感性经验一致起来。它应该使人类回到在古希腊占统治地位的、未被幻想歪曲的、对现实对象的直观。如果人类转向这种直观,他们就返回自身,因为受臆想支配的人本身只能是幻想的存在物,而不是现实的存在物。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人的本质是感性,也就是现实,而不是臆想,也不是抽象……
  [第242—243页]  “当我们走进社交场合时,我们在自己的周围看到许多穿着正式礼服、常礼服或燕尾服的人。这些人身高五?半或六?,而有些人还要高些;他们中有的人在两颊、上唇和下颔留着胡须,有的人则刮得干干净净。我们于是以为,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些男子汉。这是十足的误解、光学的错觉、幻觉,仅此而已。一个男孩子不养成独立参加社会事务的习惯,不具备公民感,长大了成为中年男人而后成为老年男人,然而成不了男子汉,或者至少不会成为有高尚性格的男子汉。”[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7—98页。]没有高尚勇气这个缺点在讲人道的有教养的人那里,比起在愚昧的人那里表现得更惹人注目,因为讲人道的有教养的人喜欢谈论重要的题材。他讲得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但是一涉及从言论转向行动,就不行了。“只要不谈行动,只要仅仅用空谈和幻想去充塞空闲的时光、空虚的头脑或空虚的心灵,这样的人物真是能说会道;但等事情到了要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大多数人物就开始动摇,并且觉得舌头不灵活了。很少几个最最勇敢的人好歹还能竭力用不听使唤的舌头表达关于他们思想的模糊概念。但是,有谁想抓住他们的愿望,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这样,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就开始行动吧,我们支持你们。——听了这一番话,最勇敢的人有一半就会晕倒,剩下的就开始很粗暴地责备您,说您使他们陷入了窘境,说没想到您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说他们的头脑全乱了,什么也想不出来了,因为怎么能这样快呢,况且他们都是诚实的人,而且不仅是诚实的人,也是很温和的人,他们不愿给您找麻烦,再说,难道真的可以为那些闲着没事才谈谈的一切去奔走吗,最好还是什么也别干,因为一切都同奔走与不便联在一起,并且眼下任何好处也不会有,因为,已经讲过,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也没有料到,等等。”[注:同上,第90—91页。]
  {《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44页——“对俄国自由主义的辛辣的一针见血的评论”[224]}
  这幅画像可以说是出自行家之手。但是,描绘这幅画像的行家,不是批评家,而是政论家。
  [第246—247页]  不必解释就很清楚,人们关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采取一定实际行动的能力所做的任何理论结论,总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经验来检验的,因此可以在一定的、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认为它有先验的可靠性。例如,可以完全可靠地预言,甚至贵族中比较有教养的那部分人也不会同意为农民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预言完全不需要实践的检验。然而当需要确定有教养的贵族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对农民作出让步时,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可靠地预言: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超过某种限度。这里总是可以推断:在一定条件下,当他们对于自己本身的利益有了更正确的了解以后,他们就会稍微超过这个限度。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上是一位讲实际的人,这样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想办法说服贵族,使他们相信他们本身的利益要求对被解放的农民作某些让步。这样,在他的文章中可能被认为是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要求人们采取明智而坚决的步骤,但同时又认为这些人是不会坚决而明智的,并说这是条件的必然产物——,实际上却不存在矛盾。诸如此类假想的矛盾也可以在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们的政治实践中找到。但是,这里必须附带作一个很重要的说明。当唯物主义者相当慎重地把自己的理论结论运用于实践的时候,他毕竟可以保证,在他的这些结论中有着某些丝毫不容置疑的可靠成分。这是因为当他说“一切决定于条件”的时候,他知道要从哪一方面期待那些将朝他所预期的方向改变人们的意志的新条件;他清楚地知道,归根到底,要从“经济”方面去期待,他对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分析越正确,他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言也就越可靠。信仰“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者则不同。如果说“意见”是社会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那么决定社会继续发展的条件则主要被归为人们的意识活动,而能否实际地影响这种活动,则决定于人们进行逻辑思维和掌握哲学或科学所发现的新真理的能力的大小。可是,这种能力本身是由条件决定的。因此,唯心主义者如果承认唯物主义的一个真理,即人的性格(自然还有人的观点)决定于条件,就会陷入迷宫:条件决定观点;观点又决定条件。理论上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从来没有从这个迷宫里挣脱出来。在实践中,通常是通过加强对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号召来解决矛盾,而不管这些入在什么条件下生活和活动。这里我们所讲的,看来好象是些不必要的、因而是无聊的题外话。但是事实上,对我们说来,这些题外话是必要的。它们帮助我们了解60年代政论批评的性质。
  [第253—254页]  然而尼·乌斯宾斯基有时讲得还更坚决。例如,他写道:“对于现在的农民,即不久前还是农奴制的牺牲者,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他们不会觉醒!……医学将来也未必能医治好萎靡症,因为这种病的病根是机体的损毁……”[注:《乌斯宾斯基全集》1883年版第2卷第202页。]对于这一点,“70年代的人”是很难同意的。这个时期的评论界对尼·瓦·乌斯宾斯基的敌视态度主要是由此产生的。
  读者或许要问,既然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已经认为在对废除农奴制的条件表示不满的人民中可能发生广泛的运动,他是否会轻易同意尼·瓦·乌斯宾斯基对于“现在的农民”完全绝望的观点呢?我们对于这一点的答复是:当然,如果他认为自己必须无条件地同意尼·瓦·乌斯宾斯基,那么这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可是问题正在于,他不是无条件地同意。“……您找一个最普通、最平凡、最软弱、最庸俗的人来看一下,不管他的生活过得多么平淡无味、庸庸碌碌,但在他的生活里总还有另一种色彩完全不同的时刻,精神奋发、刚强果敢的时刻。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遇到同样的情况……”[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57页。]
  [第262页]  皮萨列夫有巨大的文学天才。但是,不管他的论文的文学光辉给没有偏见的读者带来多么大的愉快,还是必须承认:“皮萨列夫主义”是一种使我们的“启蒙思想家”产生唯心主义谬论之类的东西……
  [第266页]  米海洛夫斯基的某些社会学的论文现在已译成法文,如果我们没弄错的话,还译成了德文。应当考虑到,这些文章绝对不会给他带来全欧洲的声誉。然而很可能,在那些由于仇视马克思主义而“回到康德那里去!”的欧洲思想家中间,这些文章会得到其中某些人的赞赏。与我们这位现代文学史家的见解相反,这些赞赏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倒是把或多或少比较进步的空想主义的无辜的理论错误变为反动派的理论工具的这种历史讽刺。
  第2部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政治观点和政治经济观点
  第1篇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观点
  第1章
  空想社会主义
  [第281—282页]  最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改革思想说道:“不久我们就会看到,它们会通过更理智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传到那些不再把它们当作兴高采烈的娱乐而是当作切身的事业的人们手里,而当圣西门主义者想要用来演出木偶喜剧的那个阶级开始理智地关心自己的幸福时,大概它在世上会比目前生活得好一些。”[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150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见。它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前途时,很接近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理论在他的历史观点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个理论有时帮助他很成功地阐明某些个别的历史现象;但是与其说他把阶级斗争看成阶级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不如说把它看成对进步的非常重大的障碍……
  他把欧洲“平民百姓”的落后说成是由于人民还没有接受某些科学概念。当他们接受了这些科学概念,当“平民百姓”了解了“符合他们要求的”哲学观点的时候,西方社会生活中新原则的胜利就不远了[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205—206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问自己:在这个生量中是否有二些现象可以成为“平民百姓”最终真正接受新哲学思想的客观保证。他不需要这种保证,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些新原则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就完全足以保证这些原则的胜利……
  第2章
  空想社会主义(续)
  [第289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社会主义问题也象对所有其他的历史发展的一般问题一样,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的。而这种对待最重要的历史现象的唯心主义态度,是各国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空想阶段所特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一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不管这里完全可能有某些重复,关于这个特点必须讲一讲……
  第3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 计划和土地村社问题
  [第313页]  他用他喜欢用的借助“譬喻”来说明问题的方式说道:“假定说,我愿意设法保存您用来做饭的粮食。不言而喻,如果我出于对您的好感才这样做,那么我的这番热心是由于料到粮食是属于您的,并且用粮食做成的饭对于您身体有好处,对您有益处。可是,当我一旦知道粮食根本不属于您,用粮食做成的每一餐饭都要您拿钱去买,这笔钱不仅超过一餐饭本身的价值,而且您不拼命节俭就根本拿不出来,这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感情会是怎样的呢?当我知道这样奇怪的发现时我会怎样想呢?……我这个人真蠢,居然为一件并没有条件来保证其好处的事情操心!除了蠢汉而外,谁会在事先还不能确信某人会得到一笔财产并且会按有利条件得到这笔财产以前,就为了使这笔财产留在这人手里而操心呢?……倒不如让这种只会使我亲爱的人受到害处的粮食完全丧失吧!倒不如让这种只会使您破产的事情完全失败吧!为您而懊丧,为自己愚蠢而羞愧,——这就是我的感情。”[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307页。]
  [第315—316页]  必须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句公道话,早在他从事著述活动的初期,他关于村社的论述中就表现出甚至比90年代中叶大批“俄国社会主义者”要多得多的深思熟虑;而在90年代中叶,大概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我们的声名狼藉的“古老的基础”已在分崩离析。早在1857年4月他写道:然而“不能向自己掩饰这样的情况:俄国以往很少参加经济运动,而现在正迅速地卷入经济运动;我们的生活以往几乎不受那些只有在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加强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自己威力的经济规律的影响,而现在正开始迅速地屈从于它们的威力。大概,我们不久也会卷入竞争规律充分起作用的领域中去……”[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85页。]
  自然,当欧洲技师出现在早已熟悉吊桥的亚洲国家时,他们会比较容易地使某个官吏信服最新式的吊桥不是不信神的臆想。仅此而已。虽然亚洲国家有自己的吊桥,它毕竟是落后的国家,而欧洲毕竟会成为它的老师。俄国的村社也是这样。可能,它对我们祖国的发展会有所帮助;但是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西方,至于要使人类复兴,我们即使有村社的帮助,毕竟还是不行
  第4章
  社会主义和政治
  [第318—319页]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根本愿望和主要动机是有本质差别的。民主派所关心的是尽可能消除在国家机构内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占优势的情况,一方面减少上层等级的力量和财富,另一方面提高下层等级的分量和福利。至于用什么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改变法律和支持新的社会制度,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无所谓的。与此相反,自由派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让下层等级在社会中占优势,因为这些等级由于缺乏教养和物质上的贫乏,是不关心自由派政党视为高于一切的利益即言论自由权和立宪制的。民主派认为,平民享有物质福利的我国西伯利亚,比大部分人民极其贫困的英国要好得多。在一切政治制度中,民主派仅仅同贵族政治是不共戴天的;自由派却几乎总是认为,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贵族政治,才能使社会达到自由主义制度。因此自由派往往对民主派深恶痛绝,说民主主义会导致独裁政治,对自由有致命的危险……”[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156—157页。]
  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又用了一些论据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这些论据更加证实了我们的假定,即他所说的民主派是指社会主义者。他说:“从理论方面来说,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有幸摆脱了物质贫困的人可能是诱人的:自由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自由主义非常狭隘地、纯粹形式地理解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就是抽象的权利、纸上的许诺、没有法律禁令。它不愿了解,对一个人来说,法律上的许诺只有当他拥有利用这种许诺的物质手段时才有价值……”[注:同上,第157页。]
  [第329—342页]  在1859年《同时代人》第6期的政治评论中,他讲到在德国要求德意志联盟为了奥地利的利益而进行干涉的运动日益加强,同时指出:“我们讲的不是平民百姓,实际上是那些阶级,这些阶级集中了社会舆论,它们从事政治事务,阅读报纸并对事件的进程发生影响,——这个人群处处成为私心和阴谋的傀儡。”[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第249页。]
  “平民百姓”不读报纸,不从事政治事务,对事件的进程也没有影响。目前的情况是他们还在沉睡。但是一旦“平民百姓”在已经掌握现代科学结论的“优秀人物”所组成的历史行动大军的先锋部队影响下觉醒了,那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他们的任务是根本改造社会,那时他们就会着手进行这种改造工作,而这工作和政治制度的形式问题没有直挠的关系。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导观点,他的许多政治评论,大部分都表达了这种观点[注:这些评论按篇幅来说,至少可以构成他的全集的两卷。]。如果说,这种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政治观点,有时让位于另一种似乎是唯物主义观点胚芽的观点,那么,这仅仅是例外,这和我们在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时所遇到的情况完全相同:读者记得,在这些实质上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中,也可以遇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胚芽。现在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评论,在我们刚才指出的他关于政治同工人阶级主要任务的关系的主导观点影响下,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普列汉诺夫由于只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点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理论差别,而忽略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政治实践的和阶级的差别。
  {参看《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44页有改动!![225]}
  ……这些论据一定会使而且的确已经使《同时代人》的许多读者吃惊,因为这些论据导致一种结论:奥地利的专制政府的行为完全正确。这些论据造成的一种印象甚至已不是对政治自由问题漠不关心,而是简直对蒙昧主义者表示同情。论敌们就不只一次地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同情。正是因为这些指责,他在1862年3月的政治评论的末尾作了讥讽性的自供:“我们觉得,没有比自由主义更使人开心的东西了,——这促使我们总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些自由派,拿他们来开开心。”但是事实上,他写这些不合常情的评论,
  
  自然不是为了拿自由派来“开开心”,也不是为了维护专制政府。作为这些评论的基础的思想是:在存在着现有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事情只能按照原样进行,而不能以别的方式进行;如果有人希望事情以别的方式进行,他就应该努力去对社会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造。不这样做,就只是白费自己的时间。自由派之所以遭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嘲笑,正是因为,在需要治本的地方他们却提供治标的药剂[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论丛》中指出,现存经济制度同“健全理论的要求”不一致,他有时中断叙述,加进一个问题:“使这种不一致现象得以存在的生活,是否应该保持下去?”(例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513页)。他的政治评论,特别是那些得出“不适当的”结论的评论,电会使读者发生这样的问题;所谓“不适当的”结沦就是:正确的不是专制政治的敌人,而是它的维护者。这种结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不过是反对当前“生活”的又一个论据而已。但是自由派往往不能理解这一点。]。
  第二个例子。同年4月,在谈到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议会的冲突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好象是站在和自由主义作斗争的专制政体方面。他说,普鲁士政府没有自愿对他们让步,而宁愿解散议会,使全国震动,对这一点自由派枉自大惊小怪。他说:“我们认为,普鲁士政府正是应该这样做。”[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巢》第9卷第236页。]这又一定会使天真的读者吃惊,觉得这是对自由事业的背叛。可是,不言而喻,在这里我们这位作者也完全不是武装起来捍卫专制政体,而不过是想利用普鲁士的事件告诉最善于领会的读者,怎样正确看待那个最终决定一切大规模社会冲突的结局的主要条件。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说的:
  {参看《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44页,语调![175]}
  “正如不同国家之间的争论最初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一样,在本国内部因原则不同而产生的斗争,最初是通过国内舆论的手段或所谓合法途径进行的。在不同国家之间,如果争论相当重要,结果总会导致军事威胁;同样,在国家内部事务中,如果问题相当重大,情况也会这样……”
  他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考察当时在普鲁士发生的一切。必须注意,他所以维护并赞扬普鲁士政府,仅仅是因为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对民族的进步最有利不过了”,它打破了那些天真的普鲁士人的政治幻想,他们毫无根据地以为,真正的立宪政体在他们那里会自行建立起来,而不必和旧制度作斗争。如果说,他对普鲁士的自由派毫不同情,甚至还拿他们来开心,那么,这是因为,根据他的正确的见解,自由派想不通过和他们的政治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就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讲到议会和政府的冲突的可能结局时,他很有远见地指出,“根据普鲁士目前舆论的情绪来判断,应该认为,现存制度的敌人看到自己过于软弱,无力进行军事斗争,他们在政府一旦要采用军事措施进行坚决的威胁时,就准备屈服。”[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241页。]情况果然是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鄙视普鲁士的自由派、这是正确的。他们的确希望立宪制度在普鲁士会自行确立起来。他们不仅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倒不必为此责备他们,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力量的对比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原则上斥责关于这种行动的任何想法,就是说,他们尽全力阻止社会力量向着对将来采取这种行动有利的方向转变……
  和拉萨尔相反,他在有关普鲁士问题的论断中比在他的许多其他具有政治内容或历史内容的论文中表现为更彻底得多的唯心主义者。他们的这个差别同样应该完全归咎于“社会力量的对比”。在普鲁士,不管当时的资本主义同现在的相比多么微弱,最新意义上的工人运动毕竟已经开始了;而在俄国,一般称为知识分子运动的那种平民知识分子运动刚刚开始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评论是为“优秀人物”写的,这些人需要了解他们应该教给落后群众什么。“优秀人物”的事业主要地归结为宣传。但不完全是宣传。一般说来,“平民百姓”并不出现于政治舞台。同样地,一般说来,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很少涉及他们的利益。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时期,那时人民群众从他们平时的昏睡状态中觉醒过来并热情地、虽然有时是不大自觉地试图改善自己的命运。在这种非常时期“优秀人物”的活动多少要失去主要是宣传的性质并成鼓动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这样的时期是这样说的:
  “历史进步的实现是缓慢而艰难的……竟如此缓慢,假如我们仅仅局限在极短暂的时期内,那么历史进程中偶然情况所造成的波动会使我们看不清一般规律的作用。要确信一般规律的不变性,必须考虑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历史进程……比较一下1700年和现在的法国的社会机构和法律的状况,——差别异常大,而全部差别都有利于当前的状况;然而几乎整个这一个半世纪都是很艰难而黑暗的。英国也是如此。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差别是这样不断地造成的:每一代优秀人物都发现自己时代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他们的少数愿望渐渐地为社会理解了,而后经过许多年,在某个幸运的时刻,社会在半年、一年,至多三年或四年内致力于实现优秀人物灌输给它的那些少数愿望,哪怕是其中的某些愿望。这种活动从来不是成功的,在半途上热情已经枯竭,社会失去力量,于是社会的实际生活又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而优秀人物,只要他们经历了他们所引起的活动,仍然会看到他们的愿望远没有实现,并且仍然要为生活的艰难而忧伤。然而在意气奋发的短暂时期内改造了很多东西。当然,改造进行得很仓促,无暇考虑新增建筑的美观,没有把它们修饰干净,也无暇考虑到新增部分要和旧建筑的残余达到建筑协调的细微要求,因此停滞时期所接受的是改造过的建筑物,但它还有许多细小的不合理和不美观的地方……”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评论的目的就在于向“优秀人物”说明现时社会制度这个旧建筑日益破旧,必须“重新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而且根据一切情况可以看出,在他的著述活动的第一阶段末期(即西伯利亚流放前的时期),他开始觉得社会日益倾听他的意见并日益同意他的意见。换句话说,他开始考虑,正是在俄国历史上一个有益的飞跃在逼近,这种飞跃在历史上是不常发生的,但是会促使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地前进一步。俄国社会进步阶层的情绪的确是迅速地高涨起来了,与此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了。他曾经认为,向政府说明农民的解放对政府本身有利,是可能的而且有益的,而现在他根本不想对政府说什么了。他觉得对于政府的任何指望都是有害的自我陶醉。在针对莫·科尔夫《斯佩兰斯基伯爵的生平》一书的出版而写的《俄国的改革家》这篇文章(载于1861年10月《同时代人》)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详细地证明,任何改革家在我国不应当陶醉于这种指望。敌人们称斯佩兰斯基是革命者。这种说法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可笑。斯佩兰斯基的确制定了一个很广泛的改革计划,但是根据他想用来实现自己计划的那些手段的规模,称他为革命者,是可笑的。斯佩兰斯基只把握住一点,就是他取得了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信任。他想依靠这种信任来实现这些计划。正因为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把他叫作幻想家……
  {参看《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61页}
  只有经常记住社会生活的进程决定于社会力量对比的人,才不会在政治上陷入有害的迷恋。凡是希望按照这一基本原理行动的人,往往不得不经历一番艰难的道义上的斗争……
  {《社会民主党人》第161页,有改动[226]}
  在60年代初政府曾打算稍微放松书报检查的限制。决定订出新的书报检查条例,并允许刊物对自己的管制问题发表意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毫不迟疑地对这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照例和一般自由派的观点很不一致。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认,在某些时代,刊物对于一国政府的危险性并不比霰弹小。这指的是这样的时代,当时政府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背道而驰,而革命的爆发正在逼近。处于这种状况的政府有一切理由压制出版事业,因为出版事业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一样,都促使这个政府垮台。本世纪经常改组的法国政府几乎都是一直处于这种状况。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详尽而平和地叙述这一切。 对于俄国政府,直到文章末尾也没有说什么。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突然问读者:如果说出版法在我国的确是需要的,那会怎样呢?“那么我们就又要象以往多次遭到非难一样,被称为蒙昧主义者、进步的敌人、自由的仇敌、专制制度的颂扬者等等。”因此他不想研究关于专门出版法在我国是需要还是不需要的问题。他说道:“我担心认真的研究会使我们得到这样的答案:是的,它们是需要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130、156页。]结论很清楚:它们所以是需要的,因为在俄国,“飞跃”的时期快到了。
  {参看《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62页被删的地方[227]}
  就在那期刊登了我们刚才援引过文章的3月号《同时代人》上,还发表了一篇针对1861年有名的大学学潮而写的论战性的短评:《学会了吗?》在这篇短评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保护了大学生,驳斥了我们的这些“卫士”说大学生不愿意学习的指责,并且还顺便对政府说出了许多辛辣的真理。 引起这场论战的近因是《圣彼得堡科学院消息报》上发表了某个匿名作者的文章,题目是《学习还是不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说,这个问题对大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学习的,但是大学里的清规戒律妨碍他们学习。根据我国的法律,大学生已经到了可以结婚、担任国家机关的职务和“军队指挥官”的年龄时,大学的校规却要使他们处于幼童的地位。他们提出抗议,这是不奇怪的。甚至一些完全没有害处的组织,如在大部分学生缺乏物质保障的情况下无疑是必需的互助会,也被禁止。大学生不能不反抗这种制度,因为这里问题关系到“面包和能否听课。而面包和听课的可能被剥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截了当地说,制定大学校规的人正是想使考进大学的大部分人没有学习的可能。“如果该文作者或他的同道认为有必要证明,在制定这些校规时丝毫没有考虑这种目的,那就请他们把制定校规的那些会议的有关文件公布出来吧!”《学习还是不学习?》一文的匿名作者不仅指责大学生,而且还指责整个俄国社会不愿意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利用这一点把关于大学里的学潮的争论引到更广泛的基础上。他的论敌也承认俄国社会有学习愿望的某些征象。他认为我国“几百”种新杂志、“几十”个星期日学校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胜感喟地说:“几百种新杂志,作者是从哪里计算出来的呢?可是的确需要有几百种新杂志,而这个作者是否愿意知道,为什么不能象需要的那样创办几百种新杂志呢?这是因为,在我国的书报检查的条件下除了几个大城市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稍微有点生气的期刊。本来每个富裕的商业城市都需要有几种哪怕篇幅不大的报纸;每个省都应该出版几份地方小报。但这样的报刊却没有,因为它们不能存在……几十个星期日学校……这倒不象几百种新杂志那样被夸大,在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帝国的确只有几十个星期日学校。可是这种学校本来应该有几万个,应该尽快在不久之后确实建立几万个,在目前就起码要有几千个。为什么它们只有几十个呢?因为它们受到怀疑、排挤和束缚,因而连其中最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也失去了教学的愿望。”
  {同《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63页》}
  {同《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64页}
  经车尔尼雪夫斯基分析过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援引了存在有“几百”种新杂志和“几十”个星期日学校来说明社会有学习愿望的表面迹象,接着就赶紧补充说,这种迹象是不真实的。这位作者忧郁地说:“你听大街上的叫声,有人告诉你,就在那里发生了某某事件,你不由得垂头丧气、非常失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道:“请问文章的作者先生,您在大街上听到什么叫声?如果是巡警和警官的叫声,那么我们也听到了。您讲的是否就是这些叫声?有人告诉您,就在那里发生了某某事件……——能举个例子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吗?不是那里发生了盗窃就是这里越出了权限,不是那里压迫弱者,就是这里纵容强者,——关于这一切,人们议论纷纷。实际上由于这些大家都听到的叫声,以及这些日常的议论,才不由得垂头丧气、非常失望……”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文章对俄国大学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后来在60年代末又发生学潮时,《学会了吗?》这篇短文常常在学生的革命集会上诵读,被看作是对学生的要求的最有力的辩护。同样,“卫士”先生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挑战性的文章,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他们说来,这位伟大作家给青年学生的“危险”影响是越来越无可怀疑了……
  {《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第164页到此为止}
  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抱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他的西方同遭力求实现的那些计划是可以在极其不同的政治形式下实现的。理论是这样说的。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越出理论范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了自己的这种观点。在他的著述活动初期,我国社会生活似乎有希望提供某种证据,尽管是间接的证据,来说明这种观点的正确:那时在我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一种希望,即希望政府会自己开始公正地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不能实现的希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抛弃了这种希望。如果说在理论上他后来也没有清楚地看到经济和政治的联系,那么他在实践活动中(讲到这一点时我们所指的是他作为政论家的活动)却是我国旧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尽管他的独特的讽刺手法继续使许多自由派读者在这一点上搞不明白。在行动上(如果不是在理论上)他成了进行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的人,而且对斗争的渴望几乎在1861年,特别是在他遭遇不幸的1862年所写的每篇文章的每一行里都表现出来。
  载于1958年《列宁全集》
  俄文第4版第3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29卷第534—571页
  注释:
  [220]  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初于1890—1892年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文学政治评论集《社会民主党人》第1—4集上,随后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出版了增订的单行本。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谈到这个增订本时说:“普列汉诺夫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本书(由《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中的几篇文章编成,用德文出版的单行本)中,充分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用,并且阐明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态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6页)
  1909年10月,这本书经普列汉诺夫作了相当大的修订和增补后,由野玫瑰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了俄文版。普列汉诺夫这时已经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因此这个修订本在许多最重要的论点上背离了普列汉诺夫过去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淡化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以及他为反对自由主义、支持农民革命而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在1909年10月和到1911年4月之间读了这本书,在正文中和页边上作了许多记号和批注。列宁把这本书同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集上的第1篇文章进行了仔细的核对,标出了与文章相比没有变动的和作了变动的一些重要提法。列宁的批注对于说明普列汉诺夫的演变具有重大意义。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书上所作的批注同他在尤·米·斯切克洛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一书上所作的批注(见本卷第560—610页)以及他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许多意见有联系,这些意见有的发表在他读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之前的著作中(《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伺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拒绝什么遗产?》、《论<路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的发表在他读这本书以后的著作中(《“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一农民革命》、《纪念赫尔岑》、《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等)。——523。
  [221]  《社会民主党人》(《Coμиaл-дeMOKPaT》)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列宁在这里和下面把普列汉诺夫的书同刊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集上的普列汉诺夫评述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世界观的第1篇文章作比较。他在读普列汉诺夫的书时,很注意书中说的这篇文章“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的消息印象犹新的情况下写的,在这一版完全改写了一遍”这句话(见本卷第531页)。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已收入《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中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74年出版。为便于读者查阅,现将列宁提到的《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的页码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中译本中相应的页码开列如下(括号内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中译本页码):124(72—73)、143—144(96—100)、152(108—110)、157—158(115—118)、161—166(120—128)、173—174(137—139)。——524。
  [222]  《哨声》(《CBиcToK》)是《同时代人》杂志的讽刺专栏,期数单列,1859—1863年共出了9期。这一专栏的创办人和主要作者是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参加撰稿的有尼·阿·涅克拉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哨声》根据《同时代人》的文学和政治纲领揭露蒙昧主义者和农奴主,嘲笑“进步”自由派,鞭挞“纯艺术”。——525。
  [223]  列宁在此处写的数码是指格·瓦·普列汉诺夫这本书第72页的行数。——528。
  [224]   这是列宁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集摘录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于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自由主义的评论的评价。这一评价在1909年版中被删去了。——542。
  [225]  列宁在这里和下面指出,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中的文章相比较,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9年版里降低了调子,冲淡了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自由主义的批评,例如,普列汉诺夫删去了这句话:“要知道俄国自由主义者自从《同时代人》杂志对他们大加嘲讽以来很少有所改变。”(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7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4卷第99页)——550。
  [226]  这段话的前三句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里是这样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向青年暗示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同时他也向青年说明,一个革命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往往不得不处于一个追求纯个人目标的正直的人所永远不许自己陷入的那种境地。”(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7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4卷第122页)——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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