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托·鲍威尔《世界革命》一书上作的标记[135]

　　(不晚于1920年4月27日)
　　大不列颠。
　　战争使它的两个最强大的对手遭到了毁灭：战争摧毁了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整整一个世纪，大不列颠的政策都是由于害怕沙皇帝国一贯扩张，害怕它不断向君士坦丁堡、波斯湾和印度边界进逼而确定的。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参战时是站在俄国一边的，现在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俄国崩溃了：波罗的海沿岸出现了几个受英国保护的新国家，西伯利亚脱离了俄国，英国占有了沙皇帝国在外高加索的遗产。君士坦丁堡现在飘扬着英国国旗，英国在波斯再没有对手了，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俄国团队向印度边界逼近了。俄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国内战争的破坏；在今后许多年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中，英国再也不用害怕俄国的竞争了。同俄国一起垮台的是英国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对手。日俄战争以后，英国同俄国约定全力对付迅速崛起的德国帝国主义；现在连德国也同俄国一起拜倒在英国脚下了……
　　随着英国地位的提高，英国海外自治领的地位也提高了。战争形势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大发其财；这些国家的参战加强了它们对自己力量的认识，使它们能够谋求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进而再在世界范围内分享统治权；由于欧洲遭到毁灭和破产，有几百万移民，几百万宝贵的劳动力涌进这些国家。诚然，自治领的崛起，产生了不列颠世界帝国难以解决的立宪问题。这一问题因战时的贫困和沉重负担引起的印度的动乱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团结精神在战争时期却以出人意料的力量表现出来了；因此，可能的是，只要英国的统治阶级对群众运动和群众需求作出明智的、及时的让步(目前，英国的统治阶级在印度的治理上进行了广泛的、深思熟虑的改革，这恰恰又一次表现了这种让步)，它还是可以长期应付立宪问题的。这样，由于战争而产生了一个强大的、遍及世界五大洲的联邦帝国，这个帝国能够长期保证英国人无可争辩地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
　　在德国1870—1871年战胜法国以后，卡尔·马克思准确地预言说，从现在起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将由法国移到德国。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在世界战争中的胜利，将使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欧洲大陆称到英国和美国。世界经济的发展将在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下进行，经济生活的形式，进而社会制度的形式都将由英国和美国来决定。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结局和关于未来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将由大不列颠和美国(它们在今后将统治世界并决定世界经济的命运)来决定，而不是由战败国，不是由俄国、匈牙利、德国来决定。毫无疑问，战争所引起的整个国际经济生活的大动荡，开创了社会革命时期；我们确实处于真正的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革命进程中，资本主义将在全世界崩溃，而让位于一种前所未闻的、人所不知的新的社会生活形式。但是，如果我们想对世界社会革命迅猛发展的进程、对革命的方法和目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正确地规定我们自己的任务，那么，我们就不要因对东方革命的充满矛盾的进程感到惊诧而把目光仅仅盯住东方；我们应当关注西方，而且要比我们最近几年来在俄国革命强大影响下所做的更加关注。在西方，资本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因此有可能经过不那么充满矛盾、不那么吸引我们、不那么满足我们迫不及待的心理，然而决不是不那么激烈的战斗来最终决定资本主义世界的命运。
　　2．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社会发展
　　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是战败的结果，是因战败而“士气沮丧的”军队瓦解和内部崩溃的结果。军队的崩溃使旧统治者失去了维持他们政权的工具；由于士兵对四年半来使他们遭受战争灾难的历届政府怒不可遏、对四年半来压迫和欺骗他们的那些领导人怒不可遏，才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由于士兵渴望回家，希望革命能够结束战争，才使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了政权，才摧毁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君主制度。由于打了败仗的、从前线溃退的军队要求结束战争，才使东欧和中欧爆发革命；在那些军队打了胜仗并在胜利后可能全部复员的国家里，是否可能也发生同样的、类似的革命呢?
　　在11月签订停战协定时，协约国军队的士兵希望迅速回家。但是，和平谈判一个月一个月地拖延下来、想迅速回家的希望落空了，协约国军队的士兵也就不耐烦了。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哗变。如果协约国的各国政府还要把复员拖延很久，那恐怕连协约国军队的士兵也会忍无可忍，协约国军队也会崩溃，革命也会在战胜国里发生。但是，一周前还是很有把握的这个希望现在却十分渺茫了。德国签署和约后，各协约国就可以把自己相当大部分的军队迅速复员。这样就可以消除威胁协约国各国政府的那种极大的危险：在东欧和中欧引起革命的那种原因，未必能在战胜国也引起革命。
　　在战争时期，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
　　同世界市场的联系被切断了。由于在中欧缺乏粮食和原料，在俄国缺乏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使人民和军队陷入了极度贫困和长期挨饿的境地。饥饿迫使人民群众走向革命。当军队转到饥饿的示威者一边时，彼得堡的饥民暴动便发展为革命。饥饿在德国和奥地利破坏了军队的纪律。并推动了人民群众的起义。在协约国则完全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对它们来说，整个战争期间，海上通道是敞开的，从海外国家运进食品畅通无阻；虽然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在战争年代所能得到的口粮供应大大少于和平时期，但是同中欧和东欧相比，这些口粮供应仍然是多得无可比拟的。甚至在战时，他们也没有缺少过面包、肉类、牛奶、黄油和千酪。现在，在战争结束以后，战胜国就能够很快进一步改善本国人民群众的饮食了。因为只要动员一结束，只要英美军队一撤离欧洲大陆，目前还在运输军队、运输军粮和军需品的船只马上就可以腾出吨位；到那时，就不再缺乏把世界各地的粮食储备运往西欧各个中心的交通工具了。饥荒曾经迫使东欧和中欧走向革命；而西欧和美国则没有发生过饥荒，现在，在战争结束以后，就更不会发生可能引起革命的那种饥荒了。
　　东欧和中欧各国的崩溃引起了可怕的失业现象。
　　在俄国和德国，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厂因为缺乏煤炭和原料而纷纷关闭；几百万失业者的悲观失望进一步燃起了革命的火焰。诚然，即使在战胜国，从前线回来的工人也不能立即找到工作。但那里的失业现象未必会长期继续下去。随着战争的结束，那里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战时，企业主没有更新过自己的机器和自己的全部设备，没有维修过自己的厂房和经营用房；在生产设备不断损耗的同时，企业主钱柜里却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现在应该花在更新生产设备上了。只要不再缺乏劳动力、运输工具和原料，正常的资本流通立刻就会恢复；战时中断了的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将开始非常迅速地发展。到处都将开始建设、投资、添置新设备：对机器、工具、仪表、建筑材料的需求将急剧增长。对殖民地地区(这些殖民地地区必须重新加以组建)的重新划分和新出现国家的即将建立，更将大大地提高对生产工具的需求。与此同时，战时受到节制的对消费品，主要是对衣服、内衣、鞋子和住房的需求将急切地要求得到满足。这样一来，首先在战胜国，大概再过几个月，一个工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就要开始。工业的繁荣将迅速吸收大批失业者，并为前线回来的人提供工作。这样一来，在战败国不断激起革命洪流的这个革命发展源泉，在战胜国不久即将枯竭。
　　尽管如此，战胜国当然也面临着非常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法国和意大利就很难利用即将到来的繁荣，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重要工业区都被破坏了。它们相当部分的资本已经消耗掉，国家财政负债累累。因此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罗马语系国家的严重经济动荡将会引起最终可能爆发为革命的社会危机。但是，对那些起最大作用的，拥有全世界所需要的资本、原料、粮食和船舶吨位的国家，情况恰恰不是这样，即对英国和美国，情况恰恰不是这样。这两个国家的领土没有作过战场，它们的资本不但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反而因战争增加了。它们作为战争的真正的胜利者，也将成为利用战后繁荣的最大的受益者。它们依靠巨大的工业高涨，将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战争所提出的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这两个国家没有爆发俄国式或德国式革命的任何前提。
　　但是，尽管难以相信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在今后几年会发生内战、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共产化，然而认为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强国现在就可以轻易恢复和平时期的社会秩序，认为它们的社会生活在一场战争大动荡之后将回复它在19世纪时的风貌，那毕竟是荒谬的。实际上，大不列颠这个典型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布尔战争时起就已经经历着一个迅速而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过程。
　　……旧的贵族的和大资产阶级的领导退出了舞台，新一代的两党领袖完全放弃了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传统观念，迅速而坚定地把国家引上了对经济生活实行强有力的国家调节的轨道。正当联合主义反对派发展保护关税、国家鼓励工业和农民垦殖的纲领时，执政的自由党向全国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和冠冕堂皇的社会立法。战争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劳动风潮”在战时也接连不断；车间代表、刚刚成立的工厂委员会成了反对保守的工会官僚折无产阶级的新的中心；工党从一个内部联系松散的工会的联合组织变成了具有社会主义改革纲领的统一的政党。英军统帅部的重大措施只有同工会协商后才能实行。这些措施首先是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取消关于适合完成某项生产作业的行会证书、使工厂的组织适应战时需要。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国家都应当同工人组织协商。工人群众的自我意识大大地提高了……
　　……而全国各个部门的企业主和工人，都应在工业议会这一整个工业的最高自治机关中联合起来。这样，英国的整个工业应当进行改革并置于民主国家的有效影响之下；这样，应当保证工人参加对整个工业的管理。这是工业生活实行和平的、逐步民主化和社会化过程的开端。这一过程虽然并不排除私人企业主，但是却迫使私人企业主一方面同在他企业中干活的工人分享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要服从也有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民主国家的有效监督。
　　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的过渡，不是象比如法国那样采取剧烈革命的形式来完成的，而是统治阶级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在那里采取的一系列迅速的、连续不断的彻底改革的结果。那里的王权和贵族制没有象在法国那样被废除，而只是迫不得已地同意对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加以愈来愈大的限制，这就逐渐地动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且终于将王冠和贵族爵位降低为简单的标志和装饰品。看来，与此完全相适应的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从资产阶级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应当首先不是通过流血的国内战争，不是通过剧烈的革命战斗，而是通过在工人运动压力下进行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来完成。由于实行这些改革，私人企业主虽然不会消失，但是，他们将既受到自上而下的民主的、由选民中无产阶级多数管理的国家的监督，又受到自下而上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监督，这样一来，私人企业主就变成了普通的社会工具。
　　但是事态的这种发展，使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统治者的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同那些战败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些战败国由于各族人民在战争中的失败而在国内爆发了国内战争。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民主化和社会化不是通过国内战争，而只是在罢工、竞选和议会权力发生动摇的压力下实现的：不是采取突然摧毁，而只是通过逐步改造经济生活的传统资本主义形式实现的。而在东欧和中欧各战败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公开的国内战争正在导致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正在尝试突然地用暴力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同东欧和中欧各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将决定世界革命最近时期的事变过程。
　　3．战败国的社会革命
　　革命首先在战败国实现了民主，在这里，革命给工人政党带来的即使不是独裁，也至少是对国家生活的政治领导。在战争时期，群众备受压迫、一贫如洗、陷入极端困境、疲惫不堪，现在他们希望政治变革会迅速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但这种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整个工农业生产机构因四年半的战争而遭到破坏；由于缺少煤炭和原料而停工；国内的产品不足以满足本国的需求，也不足以用本国的产品换取国外的原料和粮食；由于整个国际信贷制度的动荡不定，只有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少量的外国贷款；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巨额赤字，不得不每周增加纸币的流通量，因而纸币的购买力下降，商品价格必然不断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要迅速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简直是不可能的。受尽贫困折磨而义愤填膺的群众不能了解自己遭受灾难的真正原因。有些现象实际上是战争破坏了世界经济的结果，而群众却认为是腐朽的政治制度引起的后果。他们对民主失去信心，迫切希望无产阶级的专政独裁能够给予他们全民的民主自治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战争使社会面临两个重大问题：一方面，国家负债累累，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一个从人民群众身上榨取数以亿万计的赋税并将其转交给国家的债权人的庞大工具。因此，民主首先面临下述任务：利用高额的所得税来减轻军事债务的负担，减少人民向国家的债权人交纳的极其沉重的赋税。另一方面，战争重新组织了全部经济生活，它将整个国民经济置于半官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中央机关和军事同盟的指挥之下。军事经济组织的统治使全体人民难以忍受。但是，恢复“自由贸易”，既同国民经济的客观需求相矛盾(在毁灭性的战争旋风过后，国民经济特别需要有计划的领导和恢复经济)，也同工人群众的精神需求相矛盾(工人群众日益提高的自我意识已经不再能屈从于私人资本，并拒绝为私人资本干活)。这样一来，民主就承担这样一个任务：通过创造性的改革工作，把官僚-资本主义的军事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但要实现这个纲领，即征收所得税和实行社会化，正遇到巨大的困难。资产阶级进行消极抵抗，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千方百计地阻碍实行各种必要的措施；因旧政权被粉碎而复活的分离主义使中央政府简直无法进行集中的、有效的工作；旷日持久的和谈迫使急需的改革推迟。只要还没有缔结和约，国家就不能恢复固定的国界，信贷制度就不能完全恢复稳定，国民经济就不能重新纳入必要的范围，这些改革也就不可能实行。但是，急需的改革因受这些事实的压力而推迟得愈久，对民主行为能力的信念就愈加动摇，就会有更多的群众只指望从无产阶级专政那里得到拯救。
　　只有缔结和约，才能使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使生产和国际商品交换得以恢复，使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得到改善，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且也只有在缔结和约之后，才能着手进行巨大的改革，征收所得税和实行社会化，所有这些措施如果在缔结和约之前去实行，那就会遇到各种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只有在缔结和约之后，民主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行为能力，也只有在显示出这种行为能力之后，民主才能够顶住布尔什维主义的进攻。当然，只有在和约缔结之后，真正使民主能够采用它自己的方法，即采用对实施改革进行有计划的立法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战胜国的帝国主义要强加给战败国这样的和约：掠夺战败国大部分的国民财富；使战败国对战胜国除了承担军事债务外，还要承担一大笔新债；非用暴力干预就不能解决战败国人民的迫切的经济问题——那么，毫无疑问，战败国的民主事业就会遭到失败，战败国的人民就会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向使用暴力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的道路。
　　我们想用高额的所得税收入来清偿我国所负担的庞大的军事债务。这是可以在经济生活不发生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做到的。而在缔结和约之后，实行了民主，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协约国在圣热尔曼正在炮制的那个和约真的要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被迫筌置向我们提出的未经重大修改的和约草案，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绝对不会有用所得税来清偿军事债务的任何可能性。如果原先的大帝国的全部军事债务或者哪怕是它的绝大部分的债务由一个小小的贫穷的德意志奥地利负担；与此同时，如果德意志奥地利公民在后继国的财产直接被没收，从而使德意志奥地利的税务支付能力，即它所能征收到的所得税总额减少一半以上；除此而外，如果我国还要替那些财产在后继国将被没收的本国公民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说要在军事债务上再增加数以亿万计的新债；最后，如果国籍权的调整几乎使每个德意志奥地利资本家都能用改入捷克、波兰或者南斯拉夫国籍的办法来逃避交纳所得税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要用所得税(不管这种所得税有多高)的收入来清偿国债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只剩下了一个摆脱我们难以忍受的债务负担的办法，即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因为清偿这些债务远不是我们的经济资源所能负担得了的；那么，毫无疑问，直接的公开的国家财政破产是根本无法避免的。
　　国家财政破产的最简单形式就是干脆停止支付国债，首先是停止支付国债的利息。但是，这样的破产立即会引起最可怕的后果。这不仅会使把自己的财产投入战时公债的大资本家破产，而且也会使最小额的证券持有人破产。因为和国家同时立即破产的还会有银行、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社会救济机关、孤儿信贷机构和贷款银行，因为它们拥有的大部分资金是国家债券。这样一来，把自己的储蓄存入银行、储蓄银行或贷款银行的每个小资产者和农民就会失去自己为数不多的款项；每个为自己作了人身保险的官员和职员，每个因不幸事故或因残废而有权领取津贴的工人，都会丧失自己的这种权利；所有的孤儿都会受到剥夺(因为他们所继承的遗产由国家管理)。显然，任何民主都不敢对穷人和最穷的人实行这种肆无忌惮的剥夺；只有采用恐怖手段迫使不幸者沉默的右的或左的专政，才能采取这种肆无忌惮的干涉行动——只有反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这么做。
　　然而，事情决不可能仅仅限于停止支付国债的利息。由于银行破产，大多数企业主将会失去自己的流动资本，他们就再也不能经营自己的工厂，国家就不得不直接接管工厂，以防止整个工人阶级即将发生失业。国家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还有其他一些考虑。因为既然连最小额的证券持有人都被剥夺了，那么，从心理上来讲，简直不可能让大工厂主和大地主安安稳稳地享用自己的财产。既然把自己的资产存入银行或储蓄银行的最小额的存户的利息都被剥夺了，那么，给那些用财产入股或作为抵押，投入企业或作为抵押贷款的人保留财产就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国家财政破产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不付赎金立即剥夺所有的财产，导致对所有的财产立即实行“共产化”。但民主是不能这样干的：如果战胜国一定要强加给我们必然使国家财政破产的和约，那么，苏维埃专政，即布尔什维主义将成为经济上不可避免的必然产物。
　　诚然，国家财政破产也能够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国家可以继续向自己的债权人偿付债务，并通过发行愈来愈多的纸币保证自己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资金。随着纸币的流通量的增加，纸币的价值、纸币的购买力也就愈来愈下降。在克朗有充分保证的情况下，国债无论高达几十亿克朗，都是可以承受的。不用说，采取这种破产的形式，国家的债权人也就遭到了剥夺。他们所得到的正是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些克朗，但克朗本身却大大贬值了，使债权人在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降低到最低限度。初看起来，这是国家财政破产比较缓和的一种形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信贷机关的倒闭；但实际上这种隐蔽的国家财政破产最终引起的后果，同国家公开宣布停止支付所引起的后果完全一样。因为在货币不断地、迅速地贬值的同时，是物价同样不断地、同样迅速地上涨,是生活费用的日益昂贵。生活费用的昂贵将迫使工人、职员和官员的各个阶层提出愈来愈多的经济要求。而这就意味着社会将因层出不穷的、声势浩大的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而不断发生动荡，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状态不断加剧，直到最后，各种和平的民主工作、各种有机的经济恢复都将不可能实现，民主将被尖锐到极点的阶级矛盾所毁灭，而无产阶级专政将会重新成为唯一的出路。
　　民主想利用所得税来清偿军事债务。它想使生产部门一个个地社会化，逐步地通过完全赎买的和平途径，又通过立法途径，逐步废除被剥夺的资本家所得到的赎买债券。只有通过这种途径，由战争所引起的困难的经济问题，才能在不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不发生对社会生活的暴力干预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但是，如果将强加给我们的是一个必然使国家财政破产的和约，那么，这个合法的和平途径对我们来说就行不通了。如果所得税的收入总额已不足以用来整顿国家财政，所得税就毫无意义了。国债一取消，通过赎买实行社会化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必然会沦为专政，沦为恐怖手段，沦为强制没收财产，沦为流血的国内战争。和约如果把无法偿还的债务强加给我们，就会使我们陷于国家财政破产；而布尔什维主义，正象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工人委员会中听说的那样，无非是国家财政破产的一种政治形式。
　　战争使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取得了世界统治地位，在这些国家，我们所能期待的是经济生活旧形式的逐步民主化和社会化，而不是同资本主义突然的，彻底的决裂。同时，战争促使战败国走上革命的道路，而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和约却能将这场革命引向同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引向用暴力手段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胆尝试。但是，如果战胜国还保留着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在极其软弱无力、没有战胜国的粮食、原料、船舶和贷款便无法生存并且一直受战胜国支配的战败国里，社会主义能坚持下去吗?
　　4．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作用
　　共产党人把苏维埃专政看作是世界革命最终的、完美的形式，而不是世界革命的暂时阶段。他们认为，苏维埃专政“将扼杀”资产阶级，将消灭各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将消灭社会划分为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现象，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到这一切都做到了，整个国家也就消亡了；因为在已经没有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地方，国家政权也就不再需要了。苏维埃专政在一个国家的建立，将以自己的榜样导致苏维埃专政在其他国家的建立：几年以后，资本主义将在全世界被战败。
　　毫无疑问，在所有战败国中，必然对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强烈倾向；但无产阶级专政能否真正达到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种结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历次革命的历史表明，革命的客观的历史效果常常与革命首倡者和体现者的主观想象、意图和愿望截然不同。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独裁并使其他一切阶级隶属于自己的企图，首先会引起国内战争。甚至在俄国，只有在对各反革命阶级的长期的流血战争中，才能维持共产党的专政；同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卡列金之流、邓尼金之流和高尔察克之流进行的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以上，现在还看不到尽头。如果布尔什维主义传播到中欧，那么，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就不得不经受更加艰难得多的、流血更多的国内战争；因为在那里同它相对抗的将是比俄国人数更多、更善于反抗的资产阶级，而主要的将是更加自觉、组织得更好、更加保守得多的农民。但是国内战争破坏国家的生产力，使工业不能重建，运输不能恢复，农业不能复兴。它给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一般地说，由于国内战争，特别是由于农民的消极抵抗而引起的混乱，使苏维埃不可能供养大城市；甚至连欧洲最辽阔、土地最肥沃的农业区的主要城市莫斯科也在挨饿，甚至连位于盛产粮食和牲畜的匈牙利平原的首都布达佩斯，现在的供应也不如维也纳。由于同样原因，目前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已处于停顿状态；由于不可能组织好原料和辅助材料的运输工作，俄国大部分工厂关闭了，部分工人回到了农村，部分参加了红军。
　　然而，只要苏维埃专政能够用本国产品来勉强满足对粮食和原料的迫切需要，它就能够维持下去。但是有些国家，例如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如果不从海外各国运进粮食和原料便无法生存，对这些国家的苏维埃专政来说，就会出现更大得多的困难。为了养活我们的居民，为了使我们的工厂和铁路不致停顿，我们要从海外各国进口粮食、油脂和肉类，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口煤炭，从世界各国进口原料。而所有这些货物我们只能赊购，因为初期我们还不能出口什么东西，也无法为进口的货物付款。至于贷款，我们也只能从那些战后拥有资本的屈指可数的国家，即主要从英国和美国取得。但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不会向一个不能给他们必要保证的国家提供贷款。他们不会向一个正在大打国内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他们不会向今天用这个法令、明天用那个法令来废除私有制和取消私有者权利的国家提供贷款。苏维埃共和国不能从居于世界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各国取得贷款，从而也就无法向本国居民供应粮食，向本国工业供应原料。结果是：群众愈来愈穷，饥荒加剧，整个经济生活愈来愈混乱。
　　这样一来，即使在较好的情况下，即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公开的战争，而只是拒绝给它贷款(因为它不能向资本家提出充分的保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共和国也必然会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将使它简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一切情况表明，事情并不仅限于此；资本主义世界强国将会对任何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发动公开的进攻，正象他们对俄国塑匈牙利所做的那样。实际上，资本主义强国认为每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都是对它们的利益的威胁。战败国是战胜国的债务人；因此，战败国的国家财政破产、它们停止债务偿付、它们剥夺私有财产等就成为拒绝向战胜国交纳其强加的赋税的一种尝试。其次，战败国的苏维埃专政以自己为榜样，也使邻近的小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威胁，而战胜国是把这些小国作为自己的附庸国、作为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和自己的政治威力的支点而建立起来的。而无产阶级专政从东方愈来愈向西方、向愈来愈多的欧洲国家的传播，终究将破坏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来，也就会妨碍偿还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借给这些同它们结盟的国家的不可胜数的几十亿的贷款。因此，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同拥有世界霸权的那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发生矛盾了；因此，这些国家力求用封锁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通过向反革命分子提供物质援助来破坏苏维埃共和国，以至用武力来摧毁苏维埃共和国。诚然，资本主义世界强国同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本身，就在深化那些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社会发展，因为英国工人阶级被英国统治阶级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进军所激怒，而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把英国工人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得不因此作出让步，为了安抚英国工人并驯服他们，就要加快英国本身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的进程。但是，另一方面，外来的进攻使苏维埃共和国的严重局势急剧恶化；如果象俄国这样比较不依赖外国和难以从外面攻破的大农业国还可以击退资本主义强国的进攻，那么，象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这些没有美国的粮食和原料、没有美国和英国的贷款、没有美国和英国的船舶便无法生存的工业国，将会迅速地不可避免地被这种进攻摧毁。
　　国民经济被本国的国内战争破坏，资本主义国家拒绝提供贷款和原料，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强国的武装进攻，这就使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状况。因此，工人群众原来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那种欢欣鼓舞很快就被痛苦的失望所代替，这种失望的矛头所向是反对苏维埃专政，反对苏维埃专政的这样一些必然的表现：如实行恐怖手段，取消罢工的权利，取消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以及招募红军，等等。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反对独裁者的起义。1917年10月在俄国，1919年3月在匈牙利，整个无产阶级确实是拥护专政的；而目前，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匈牙利，广大的无产阶级各阶层无疑都已转而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了，独裁者的恐怖手段现在不仅用来对付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也用来对付持反对立场的无产阶级各阶层。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外来的压迫，遭到国内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猛烈攻击，而且被受穷挨饿和厌战的无产阶级的愈来愈广泛的各阶层所背离，它最终变成纯粹的军事专政，这种专政只能靠用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用经济特权加以巩固的红军的刺刀来维持。但是，不能在刺刀下生活这个古老的真理，对苏维埃共和国也是适用的。一旦无产阶级对专政的结果感到失望，愤而反对日益加剧的饥荒和新的战争，苏维埃专政就要完蛋，而代替红军的军事专政的将是反革命的军事专政。
　　共产党人自己非常明白，如果苏维埃专政不能推广到战败国之外，它就要毁灭。但他们认为，战败国的专政会很快引起战胜国的革命，他们并且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一点上。这个希望是靠不住的。即使社会革命真的越过战败国的范围扩展出去了，即使它席卷了法国和意大利并在整个欧洲大陆取得胜利了，——即使如此，这也挽救不了共产主义。因为全部经济实力现在都集中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集中在英国和美国：只有这些国家才拥有整个欧洲所必需的原料、粮食和船舶，而在这些国家，恰好缺乏革命的先决条件。战败的、被削弱了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的社会革命，在碰到取得了胜利和统治世界的那些国家的资本的不可动摇的实力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世界革命伟大进程中一个暂时的阶段，那么，这仍然是一个不无意义的阶段。战争使社会担负了庞大的债务；为了维持创造社会财富的实际生产力，债台高筑，票据和借据成堆。在这种上层建筑十分庞大而沉重，以至已经无法用民主的合法手段加以拆除的地方，必然出现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正在废除所有这些票据和这些借据。等到以后布尔什维克制度垮台时，被它破坏了的那些东西仍然恢复不了。社会卸下了战争遗留给它的难以承受的债务重担，在一场具有毁灭性和破坏性、但也具有净化作用的风暴过后，将能着手恢复自己的经济生活。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国家被阻碍它复兴的难以承受的重担弄得疲惫不堪时，布尔什维主义能够成为解除这个重担，从而使未来的复兴成为可能的铁扫帚。
　　布尔什维主义是1793年雅各宾主义的继承者。雅各宾党人夺取了政权以后认为，巴黎的劳动人民依靠恐怖手段能够永远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并以自己的榜样能够把所有其他的国家吸引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但是，他们大失所望。雅各宾党人没有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的千年王国，其他国家也没有效法他们的榜样。但是雅各宾党人虽然未能如愿以偿，可是，他们的统治却达到了他们意料之外的另一个目的：他们的恐怖制度，按马克思的名言，用铁扫帚扫除了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从而为他们垮台后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的法国的大厦奠定了基础。同样，布尔什维主义也不会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它不会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千年王国。但是，在难以承受的战争后果和难以接受的和约条件给社会留下了有灭顶之灾的后患的地方，布尔什维主义的暂时的统治会清除这种后患并清理基地，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制度垮台后才能在这个基地上用有计划的、民主的工作方法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
　　5．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
　　……在1848年，革命再次掀起，这一次它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直到俄国国界，这次革命虽然遭到暂时的失败，但却为欧洲1859年、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和美国的国内战争所实现的那些伟大的变革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成果是：资产阶级-议会政体普遍地代替了封建专制政体，在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消灭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封建的和行会的限制，废除了欧洲的农奴制和徭役制以及美国的黑人奴隶制。
　　世界大战开创了新的革命时代：
　　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世界大战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自我意识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同时它也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使整个社会遭到破产，从而使社会不可能满足工人群众增长了的要求。因此，战争使所有国家的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了，极大地加强了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随着战争而来的是；战败国的社会革命，以及战胜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力量对比的变动。在和约缔结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这个进程可能会暂时停止。一方面，战胜国即将到来的工业繁荣会使工人群众人心安定，并使革命过程的发展暂时停止，——完全象40年代末随着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而来的工业繁荣，使1848年革命的发展暂时停止一样。另一方面，战败国的社会革命会碰到战胜国在实力上还未动摇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障碍，而当战败国的社会革命碰上这一障碍时，就会被反革命取而代之，——完全象1649年、1793年和1848年革命以后反革命随即到来一样。但是，随着战争而来的工业繁荣，几年以后会以新的大崩溃和严重的工业萧条而告终：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抗拒的规律。和平虽使革命进程的发展会暂时中断，但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在整个东欧和东南欧，从战争中产生的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不可能牢固，它必然会引起各民族之间新的严重冲突，从而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体系新的严重动荡。而恰恰是那个经过战争成为世界统治者的国家，恰恰是大不列颠，在更遥远的将来会遭到极大的危险。的确，战争严重地动摇了伊斯兰国家和印度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整个制度，特别加剧了早在1905年就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和3亿人口的印度王国的革命骚动；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的运动预示着将来要爆发各族人民的起义，而不列颠世界帝国就是在征服各族人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恢复不了安定的局面了。世界社会革命的伟大进程将在一次又一次新的危机、战争和革命中发展起来，直到资本主义被战败为止。
　　在社会革命这个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中，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专政只是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有限的阶段，完全同雅各宾党人的恐怖制度只是资产阶级革命80年进程中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有限的阶段一样。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是世界革命的暂时形式和暂时阶段之一。当我们懂得世界革命的伟大进程的形式是如此丰富多采，它的各种表现受到地点和时间的制约；当我们懂得世界革命是比天真地简单化了的共产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更为长期的、在时间和地点上更需要加以区分的进程时，我们就会毫不困难地确定我们对待布尔什维主义，或者说对待共产主义(它现在通常这样自称，给自己起了这个更加古老更加伟大的名字)的态度。
　　资产阶级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些不安分的人(“所有这些人大部分是外来户、外国人”)给和平国家带来的极端疯狂和罪恶。这是不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是饥饿不堪、陷于绝望的群众的一种反应——在强加给国民经济的负担庞大到已经无法通过合法的改革、而只有通过暴力干预才能摆脱时，这种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并不象共产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解放无产阶级唯一可能的形式；它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最合适的方法；在某些国家，在某些时期，布尔什维主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历史意义上讲，它对于消灭资本主义遗产也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它不能完成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因为它的王国是暴力王国，而在暴力统治的地方，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工作是不可能有什么成效的。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第217—253页
　　注释：
　　[135]《世界革命》一书是作为《社会主义丛书》的一种于1919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出版时无署名。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批判了这本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页)。——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