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改革应坚守金融稳定的底线（4）

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初期，敏感的经济学家提出世界将进入十年混乱。然而混乱在何处？如何在混乱中保持清醒？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进行反思。应当清醒地看到，近十年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美国正在新兴国家崛起和西方发展相对停滞的状况下维护其领导权杖，维系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新兴国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第二个华尔街。找不准自我定位，将在混乱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是错失正确定位而贻误的战机。另一方面是要反思国际金融知识体系。多重时代的一个显著危机，是经济学和商学院知识体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现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用别人的钱赚钱而不承担责任的某些商学院传授的知识理念，仍被不少缺乏批判能力的青年职业经理人奉为圣经至宝，严重腐蚀了社会的信用底线。某些国际金融认证体系中的缺陷，更是助长衍生品泛滥的工具。而对这些危机的无知则是最潜在的危机。

我们来看曾经有过的教训。典型的例子就是冰岛，美国次债危机一出现冰岛就爆发危机了。冰岛的失败在于它过快地从一个“渔业立国”变成一个“投机国家”，还有像地中海那些金融中心如雅典、里斯本，他们没有守住稳定的底线或者信用底线，所以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很多缺陷，然而最大的危机是对知识的危机没有意识，我认为这是更大的危机。

除了要反思金融中心定位，反思金融知识体系，我们还要反思主动金融战略。 2008年我提出主动金融战略，就是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定人才。现在，我们发现，这“四定”的主动权还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当然情况有所改善，比如说人民币的定价权我们部分能得到，但是根本上没有转变，所以我觉得还是任重道远。在未来十年混乱中，更应保持冷静、韧劲，内化主动金融能力。否则将难以驾驭金融格局，掌控必要的制规权和定价权。

中国有13亿人口，是社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数学上的概率，一旦进入13亿人口体系，就会从小概率扭曲成“大概率”（绝对量），从而成为各种风险的集聚点，尤其是金融领域。所以在中国的财政金融决策中，应该充分估计到“大概率”的风险度，审慎坚持金融保守底线，这是中国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领导统御的重要特质。因此，我提倡在金融中心发展与改革创新中，应坚持金融保守底线的三道防线。

首先，国家的金融决策应该坚守金融稳定的底线。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最大的底线。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主要金融机构应在金融保守的基调下，将“战略守线、战役求胜、战术求精”作为各项金融决策和改革创新中的三个原则。所谓战略守线，就是在顶层设计金融总战略时要坚持“守中有进、新中有度”的基调，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适度的持久增长与适度的通胀率，坚守一定规模的农田总量、一定规模的信贷盘子和绿色金融指标等。在未来30年的开放中，应该坚持有底线的开放和开放中的守线。所谓战役求胜，就是要么不做，要做便要求成，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金融中心的关键战役中更应坚持。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今后几年特别要谨防某些国家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混合体中形成新规则，围堵人民币在新兴货币市场中的份额。所谓战术求精，就是在未来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中，要精确把握各种度数。

第二道防线，是将地方金融平台列为金融守线的重点。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地方金融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上海务实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创造了四个中心整体发展的成功经验。但是，过度的投融资也已成为我国部分省市地方金融平台的常态，一些二、三线城市片面热衷于区域金融拓展规模和同质化竞争，造成资源浪费、规划雷同，严重影响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由此，国家在加强对地方金融平台的指导与监管时，要给予有针对性的量化管理，引导地方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区金融规划、投融资底线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以地方金融底线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控模式，按年度进行考核评价，并作为地方金融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引导地方政府构建审慎金融的理念与文化，作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

第三道防线，是要使理性诚信成为植入民众金融行为的内涵基因。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众一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另一方面也成为金融投机思想的受害者。尤其是近几年泛滥的“不差钱”观念，与当年充斥日本民众中“买遍世界”的膨胀心态有类似之处，严重误导了民众的金融行为和理智。作为娱乐，你讲讲“不差钱”是可以的，但是从财富管理和社会认知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误导。反观发达国家金钱观念的价值导向，更注重正确的定位和正确的用途，如崇尚“聪明的钱”的风气，推崇“钱是用来帮助人的”理念等。因此，我们应着力建立民众金融文化行为的长期培育计划，引导民众养成理性和诚信的金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