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有不少人认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特别是在未来经历过渡期以后,所谓的“中国特色”有可能被国际惯例所取代,中国城市的功能也会被弱化。对此您怎么看?
谢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解决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问题的要害是城市。加入WTO之后,我国接受了国际上现代市场经济的挑战和机遇的冲击,可能在形式上,农业和农民是首当其冲,初期会受到严重影响,但表现为市场价格的波动、进口商品的冲击等,最终会体现为城市劳动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上。
在这种情况下,是靠我们来构造一个适宜的体制环境,来迎接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时代的到来,还是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过程中,被人家所改造?作为城镇化道路的后来居上者,在最终构造一个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过程中,如何明确中国城镇化战略问题的轻重缓急,则是一个大国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有的深思熟虑的抉择。
中国经济时报: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共同趋势是什么?
谢扬:随着信息化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是有很多共同趋势的,明显有的四点,一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形成全球城镇体系多极结构,二是大都市连绵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三是首位城市主宰世界经济,四是全球将掀起建设生态城市的浪潮。
另外,我个人认为我国面临城镇化战略实施前期的国土规划调整问题,这非常重要。
城镇化问题本质上是区域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本质性问题是不是跟您上面说的国土规划调整有关?
谢场:对,城镇化问题本质上是区域发展问题,它所解决的是区域的增长极问题。继续校正城乡偏差,应成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主线。自然灾害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我们应意识到流域上游生态破坏还源于流域下游发展模式、增长效益变革滞后和恶化。
有人仅仅从分配角度考虑问题,希望靠转移支付既解决贫穷问题又解决生态环境,或是仅仅以为靠资源开发利用的再分配,来协调区域不平衡关系。但我认为核心还应放在解决增长动力问题上,否则,再来一次抽肥补瘦,会得不偿失。现在应该是在国土整治上做大文章的时候了,这不仅包括西部荒漠化、石漠化治理,而且应重点包括中国最具增长动力的东、中部地区城镇化布局的整体规划和调整,这一地区要有适当的国家都市化整治战略。
中国经济时报:您说的国土规划调整问题都包括哪些方面?
谢扬:目前,国土规划调整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带、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中的不容忽视的必然形态,二是大范围、按流域和区域制定国土规划和实施管理应是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重要基本职能。
在城镇化发展加速的条件下,迫切需要明确大范围、按流域和区域制定国土规划和实施管理应是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重要基本职能。我们现在有全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是尚缺乏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下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上的“全国国土开发整治规划”,以及与之配套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修订稿(因为1995年曾经有过一稿)。在现阶段,尽快弥补全国及各个地区国土规划的整体修订的空白,将此项工作切实纳入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之中,来完善我们的调控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突破制度障碍,加快城镇化区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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