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如何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在艰难的复苏进程中跌宕起伏。“二次探底”、“欧猪五国”、“迪拜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等一次次考验着我们脆弱的神经。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迷雾重重。“4万亿投资”、“贸易壁垒”、“新国十条”、“经济结构调整”、“减排承诺”、“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各种因素错综复杂。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各种奇怪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自何方？带着众多疑惑，《国际融资》杂志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先生

房地产众说纷纭，如何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记者：4月份以来的房产新政的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在住房和土地成交量降低的同时，房价在各地却有不同程度的攀升。近日，房协多次上书国务院，恳请政府下半年不要出台更为严厉的地产调控措施。对此，中央高层在多个场合反复表态不会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您如何理解中央高层领导的表态？

贺强：“新国十条”出台之初，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项短期政策，只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短期冲击，在长期内不会影响房价的上涨。我认为，房地产政策是由国务院推出，中央高层密切关注的重大政策，在没有达到政策预期效果之前是不会放松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历史上看，凡是商品，其价格都不可能只涨不跌，价格涨得越猛，最后只能跌得越深。房地产市场经过几年发展，价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正常水平。不加以调控，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只会越聚越大，最后导致房价暴跌、泡沫破灭，这将给经济运行带来极大风险。所以，此次房地产调控措施不是权宜之计。不过最近政府强调要“稳定房地产调控措施”。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稳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既可能意味着现有的政策不会放松，同时也可以表达为未来更严厉的调控政策不会出台。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其实房地产市场除了价格以外，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一领域的统计说法非常混乱。甚至一些关键性的数据都没有权威的统计。比如空置率，国家统计局的表态是“无法统计”，诸如此类的还有房价收入比和房屋租售比这些关键性指标。关键性指标数据的缺失给房地产市场研究带来了很大难度。缺失的原因在于，相关部门甚至个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房地产发展情况给出与己有利的数据。因此，这方面的整顿和清理工作急需迅速展开。如果不能理清房地产的实际情况，就无法对房地产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制定合理的政策调控措施。

要解决这一问9题，必须有一个更高的权威部门统一协调各部门，提供各种真实数据，打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局面。关于这样一个更高权威部门的设立，我认为可以和监管银行的银监会、监管证券市场的证监会一样，建立监管房地产市场的房监会。这件事意义重大，相比较证券市场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记者：房地产行业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一直是支柱产业，您如何理解此次调控对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的影响？

贺强：房地产过去一直作为支柱产业是对的。首先，房地产行业对于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很强。据统计，房地产一个行业可以拉动40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主要拉动作用涉及上游的钢材、水泥等产业和下游的家具、家电、装修装饰等行业。而且，房地产行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其他行业人口就业。据统计，房地产行业就业100人可以带动其他行业400人就业。这也是中国当初制定大力发展房地产政策的初衷。房地产行业的拉动作用在经济衰退期表现尤为明显。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美国也要靠房地产行业带动其他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经济快速摆脱衰退。但是，房地产行业的过度发展也会造成严重的泡沫问题。房价如果炒得太高，一旦泡沫破灭的话，它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危险和损害是巨大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就中国的目前情况看，如果房地产的发展超出了正常范围，房价炒得太高的话，其对于其他行业的实际拉动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并且会严重抑制公众的消费能力，是对公众今后消费能力的掠夺。就拿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举例，购买一套四五百万的房子使得他每月在还完月供房贷后所剩薪水，除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外再没有能力实现其他的消费。过高的房价在一定程度上将买房者一辈子的消费透支在了现在，而抑制了其在更长期的消费。在中国，支撑房价的是银行房贷。这与美国房贷体系不同。美国房贷通过资产证券化分散转移了一部分风险。而中国不存在资产证券化体系，房价一旦暴跌，所有的风险都只能在银行体系内集中引爆，风险是巨大的。另外，房价过高会阻碍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高房价会极大提高城市服务业的成本，抑制这些行业的发展。比如，对于那些利润微薄的服务业来说，高房价就如同雪上加霜，所赚利润甚至不足以支付房租。所以，应该辩证地看待房地产行业的支柱作用。

记者：您觉得应该如何走出房地产市场的“治乱循环”？

贺强：首先，必须统一规范房地产市场。上面提到的房屋租售比和房价收入比等房地产市场关键指标权威数据的缺失使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判断缺乏相关依据，甚至影响了政府基于准确判断前提下及时制定相应对策。其实，中央政府在制定房地产调控措施的时候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措施过于严厉会导致楼市暴跌从而产生巨大的金融风险，并且对于已经买房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对此，我的建议是，整体调控措施一定要保持稳定，通过调控将房地产泡沫逐步挤出，在避免楼市暴跌的同时引导房地产行业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

记者：有人喜欢拿日本、美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的发展情况与中国房地产现状作比较，您觉得具有可比性吗？

贺强：事实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对于住房的巨大需求使得中国和日本、美国的房地产发展形势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在现阶段很难出现日本当时的“饱和”情况。

记者：那您认为是中国老百姓对住房的刚性需求推动了房价不停上涨吗？

贺强：对于刚性需求，我的理解应该是指有效需求。但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房价和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差距太大。按道理讲，是形成不了刚性需求的，但是，房贷的出现使得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急剧上升。市场上大部分的有效需求要靠房贷支撑，可以说房贷的出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住房需求。我认为，房贷的发展要保持适度。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于住房贷款的风险规避意识较弱，盲目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方面的教训在国际上比比皆是。我想举个例子来说一下，1998年亚洲金融（行情,资讯,评论）危机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泰国盲目发展车贷导致了严重的信用危机。金融危机前，泰国银行大量发放汽车贷款；而发生金融危机后，人们的收入因受危机的冲击而急剧下降，出现无力还贷的问题。银行只有大量收回抵押汽车，但却没有销路，那时也不可能有销路，所以，只好将那些抵押的宝马、奔驰、卡迪拉克等豪华汽车都停在立交桥下、路边，形成了一道非常壮观而奇怪的风景线。车贷无法收回后果尚且这么严重，何况房贷？如果中国房价不稳定，房贷很可能成为插在银行风险债务包上的“雷管”。

记者：您觉得本轮房地产调控主要方向在哪里？政府对于楼市调控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贺强：我们这轮房地产调控起步早，比总体的宏观调控还要早半年。2003年6月国务院就发布“121”文件，要求调控房地产，而总体的宏观调控开始于2004年2月。然而，房地产市场调控了这么长时间，房价却越来越高。其主要原因在于，之前我们政策调控的方向是调控供给而忽视了对于需求的调控。本轮房价上涨和1992年海南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根本不同。1992年海南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背后只是简单的资本炒作，并没有形成真实需求，所以，面对政府资金很快撤离楼市，价格骤然下跌，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烂尾楼。然而这一轮房价上涨背后是真实的住房需求，而调控的方向仍然在于调控供给。于是就出现了调控压缩供给→需求膨胀→供求失衡→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恶性循环。最近，政府的调控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有意扩大供给的同时开始限制部分需求，比如对于第三套房限制贷款等。政府意在通过双向调节，从根本上改变房地产市场供需失衡的现状。

记者：今年“两会”期间，一些政协委员呼吁出台房产税和物业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房价非理性上涨？

贺强：中国土地资源紧张，各地政府靠卖地获得财政收入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改革房地产市场，尽管阻力很大。中国过去在房地产税收问题上将税收集中在房地产的流转环节，而忽视了对于房地产保有环节收税的重要性。未来应该将税收转移到房地产的保有环节，加大对房产税和物业税的征集。保有税的征集是可持续的，并且基数很大，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政府提供财政收入。值得强调的是，房地产流转环节税收的减少可以提高房地产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房地产市场整体健康发展。

面对清查，地方财政应如何规划？

记者：最近中国四部委联合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您如何看待地方债务问题？

贺强：2009年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之际，中国还处于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发展的时期。但我们调查研究后发现，扩大投资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各地出现了大量的融资性平台公司。这些平台公司形式上是独立的公司，实际上却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由于有地方政府作担保，这些平台公司很容易得到银行大笔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很少有担保和抵押保证，并且贷款期限特别长。很多贷款项目是多年之内都不可能有盈利的。比如在小城市里修地铁等。这些项目投资时间长，资金回收期也特别长。地方政府处于建立政绩的需要，纷纷上马这些项目，而将项目风险留给后任。这些问题，如果不加关注，未来就会风险加大。在2009年那次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解决目前扩大放贷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的建议》报告，谈到了这个风险隐患问题。由于政府将大量贷款置于融资平台公司，绝大多数商业银行不能准确判断地方政府真实的负债情况和偿债能力，从而无法识别并管理此类贷款的风险。地方政府所上项目远远超出了政府财力范围。很多项目效益低下或收入微薄，以至于无法负担银行贷款利息支出，更无法以项目收益偿还本金。我认为，此次国务院发文要求四部委联合调查清理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是完全及时和必要的。

记者：那么，根据您的调查研究，您认为目前扩大放贷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风险隐患？

贺强：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风险隐患外，还有：商业银行竞相争抢大型项目，贷款条件设置过于宽松，存在较大风险隐患，这是其一。其二是，银行信贷行为高度趋同，以“铁、公、机”为代表的“基”字头项目成为银行信贷资产池中最主要的成分，这种情况不仅造成银行资产流动性下降，也造成信贷资产的组合风险扩大。其三是，各商业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存在过度竞争现象，造成竞争格局的混乱，有的银行对已经建成的项目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替换其他银行的存量固定资产贷款。这种做法一方面导致了银行收益普遍下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银行风险显著增加。其四是，各商业银行为争抢项目，纷纷推出了并购贷款、资产支持贷款、经营期贷款等多个新业务品种，导致企业过度融资，增加了银行信贷风险。例如：并购贷款往往是大股东通过自买自卖其持有的关联公司股权，人为制造股权交易，套取银行贷款。其五是，由于银行的考核是按季度末考核，各银行片面追求考核时点的贷款数量，存在季度末突击放款，甚至送款上门，季末冲指标的现象。其六是，在当前的贷款规模中，票据融资占有很大比例，存在较大的风险。一些大企业通过其下属公司作为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出具汇票给大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后者作为持票人向银行申请贴现。部分企业获取资金后，要求银行提供代客理财服务，约定的收益率高于票据贴现率，从中获得利差。这种票据贴现虽然提高了贷款规模，但实际上，资金只是在虚拟经济中空转。

记者：针对这些风险隐患，您认为监管当局或银行风险监管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控制风险的措施？

首先，要对商业银行贷款不规范，降低贷款条件，盲目放贷的行为进行严格检查。第二，要合理调整银行贷款结构，对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占比提出指导性要求，对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切块下分。第三，要加强监管，防止商业银行放贷过程中的过度竞争行为。第四，对商业银行的创新业务品种应加强风险管理，审慎使用，严格控制授权。第五，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商业银行季末贷款指标互相攀比及季末冲指标的现象。第六，要加强对票据融资活动的监管，对资金流向进行监督，对票据融资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严格查处。第七，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及分支机构应协同各商业银行统计地方政府下属融资平台公司的整体银行负债情况，防止地方政府信用过度扩张，给商业银行带来系统性风险。

记者：地方经济发展数据和统计局公布数据严重背离的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贺强：中国地方政府肩负着经济建设的重任，官员考核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引资投资，提升地方GDP水平。这也造成了中国GDP虚胖的问题。2009年各省市上报的GDP数据和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相差1.5万亿。各省市公布的GDP增长都高于8.7%，而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长水平仅为8.7%。这一问题在2009年“两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于是，会后“三方会审GDP”。今年，中国政府开始着力于调查地方GDP。据知情人士说，此次调查非常严格，几年前的经济数据都要加以比对，以核实GDP数据的真实性。尽管如此，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各省市GDP增长都远远超过国家整体9.1%的增长水平，甚至很多西部省份GDP增长都高出10%。

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涉及中国的体制因素以外，和中国GDP的计算方法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以生产法计算GDP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驱使地方政府偏好投资，造成资源浪费。中国提出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已经很多年了，之所以没有真正落实，关键在于没有转变思想认识。

记者：上世纪末就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为什么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贺强：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绿色经济我们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这也让一些企业钻了空子，打着“绿色”的旗号抬高产品定价，甚至欺骗消费者。而低碳经济的特点在于有统一的规范标准，即一切温室气体的排放都可以转化为碳当量。我们很容易用碳排放量来规范和衡量产品和生产环节的环保程度。我们国家承诺的减排目标也应该具体落实到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里。如果按照碳排放标准进行计量，这样的绿色GDP方法就是切实可行的了，但还要靠国家制定，并强制企业、地方政府执行。

记者：此次中央政府同时对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调控和清理，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承受力。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贺强：严格来说，我们地方政府应该实行问责制，以避免地方政府的盲目出让土地和投资扩张行为。另外，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也要综合考虑其长期效应，不能简单考核眼前短期效益，应该加入绿色GDP考核体系。

记者：您认为地方政府该如何调整财政收支方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健康财政？

贺强：首先要转变观念。地方政府开源节流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比出让土地难得多。开源节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情。中央从上到下要有一个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低碳考核和绿色GDP等。通过多指标体系考核把地方政府的发展重点引导到战略性高技术产业上来。这些战略性高新产业可能在短期内的效应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中国经济今后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产业的发展很多时候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所以，我们政府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大力发展战略性高技术产业。

天量信贷与民营无关，民营融资路在何方？

记者：在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的同时，民间资本却找不到出路。您认为困扰民间资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贺强：在发达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主要依靠市场自发的价格机制。政府也会用“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比如，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也采取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尽快摆脱危机困扰，但是政府的调控是临时性的，经济一旦复苏，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就会退出。美国政府在调控中的作用不仅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刺激经济，更重要的是引导民间资本入场。而我们中国则不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政府大量投资的同时没有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理应同时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但结果还是政府大量投资，民间资本没有跟进。其中的原因在于，无论是2009年的4万亿投资，还是9.6万亿天量信贷投放，其阳光都没有普照到民营企业。中国民间资本在筹资困难情况下，是不可能大力跟进市场的，去发展实体经济，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该如何彻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贺强：现在，民营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一方面，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较低，信用程度也比较低。很多民营企业为了规避税收，内部往往设有两本账。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创利的能力也比较低。而银行天生厌恶风险和追求高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也不愿意为民营企业贷款。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融资难就是一个必然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彻底打破民间资本的融资模式。要引导民营企业进军资本市场，从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的模式转变。中国股票市场推出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一部分经过审批成功上市的企业在股票市场过度融资。 5000万规模的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动辄融资上亿甚至几十亿元，企业家一夜暴富。由于缺乏相应经营能力，这些资金在造就一个个亿万富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流入到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加大贫富差距，同时抬高楼市价格，造成房地产市场泡沫，加大了经济运行风险和虚拟经济泡沫的聚集。其次，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设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由于规模有限，能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的数量有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2900多万家中小民营企业。 创业板和中小板受容量限制不可能容纳这么多的企业，况且企业上市的门槛比较高，这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股票市场的融资机会。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证券场外市场。证券场外市场是证券市场的重要部分。交易所只是证券市场的核心但不是主体部分。场内市场由于容量有限不可能承担证券市场的主体作用。真正的主体应该是规模更为庞大的场外市场。场外市场由于其容量大、门槛低，更符合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求。场外市场如果大规模发展，不仅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而且会在更大程度上刺激VC、PE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推进中国VC、PE的发展。

记者：您觉得这种大规模的场外市场应该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

贺强：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都是先场外后场内，先有区域性市场而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证券市场。但我觉得中国证券场外市场的发展顺序应该倒过来。早在1998年以前，中国就有28个证券交易中心属于场外市场，当时的场外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但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出于防范危机的需要，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的场外市场。最后将所有摘牌的股票都放在了上海进行柜台交易作为股民资本的一个出口，最后演变成了“中关村代办系统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我递交了一个提案：以中关村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场外市场。我之所以建议先建统一的场外市场，再建区域性场外市场，是因为地方市场比较分散，不便管理，还可能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在地方保护主义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相互勾结，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先建立统一监管、统一法规约束下的全国统一场外市场。然后随着统一市场的发展和逐步成熟和完善，再建立地方性的场外市场。之所以以中关村为基础，是因为中关村的场外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发展经验。我认为，先建全国统一的证券场外市场，然后再建地方性证券场外市场，既有利于监管也有利于控制场外市场的数量。

记者：您认为，中国企业应如何抓住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调结构、转方式的机会，发展高技术新兴战略产业？

贺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毕竟是有待发展的新兴产业，在前期投入巨大，产出小，成本比较高，前期效益不明显。这对于民间资本投资来说是一个很高的门槛，限制了很多民营企业甚至国有企业的进入。所以，只有少部分有眼光的企业家在其他行业和领域获得了原始资本以后才有可能介入这些行业。发展高技术新兴战略产业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破这些行业和领域的门槛。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改变新兴产业投入大、收效不明显的关键因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力争在三、五年内，在这些行业和领域内有重大的技术突破。这些行业和领域里的某一项重大技术突破都可能意味着一场产业革命的兴起，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迅猛发展。比如，单晶硅在兴起的短短几年里已经出现了过剩的现象。单晶硅作为转换太阳能的重要设备被誉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单晶硅的生产产生了大量污染，并且耗能极高。而生产多晶硅的方式也是得不偿失的，大量的多晶硅元件生产以后直接出口到欧洲的清洁生产企业，却把污染和耗能留在了中国国内。如果中国研发的微晶硅薄膜的技术有所改进，转化效率有所提高的话，那么即使不能达到多晶硅的转化水平，也能获得极大的收益。所以，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都可能意味单晶硅全行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从而带来一场产业革命。调结构、转方式的根本方法是技术创新，这种观念的宣传远远不够。不能单纯地把调结构、转方式和低碳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口号，更多的应该是观念上的转变和行动上的落实。

记者：如何支持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发展？

贺强：政府应该加大这些领域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2008年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这些领域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中国把大量资金投在了“铁、公、机”上，的确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能将资金更多地投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上，不仅同样能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够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可惜当时没能及时转变观点。2008年年中国刚一公布4万亿投资计划的时候，节能环保领域的计划投资额是3900万，到了2009年实际方案公布的时候，这一领域的投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降到了2700万，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的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实际上，在传统产业领域，中国的技术和美国相差了30年左右。中国不能进口美国先进产品和技术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过大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在低碳技术领域，中国和美国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未来发展的差距，关键在于双方观点转变的速度。美国政府尽管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是其欲通过新能源和生物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引领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发展的决心昭然若揭。而中国由于观念转变得慢，我感觉已经相对有点儿落后了。在新能源的一些技术方面美国又领先我们一步，但是，现在奋起直追或许还来得及。

另外，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政协委员共提交三四百个关于低碳和新能源领域的提案，大家对低碳和新能源的关注度大大提高。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人把转方式、调结构和低碳经济看作三个孤立的命题，简单地停留在口号上，对这三个方面的联系和实现途径没有深入探讨。我的理解是，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为什么要转变发展方式？过去，我们的发展一直是高碳型的。几十年来，每年经济发展速度稍快就会立即遭受资源和能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和环境瓶颈使得经济发展不能太快。经济发展太快会出现“经济过热”。经计算，从1988年到2008年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政策收紧的时间在11年半以上，在这么宝贵的20年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而我们却收紧政策。所以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至于怎么转？关键在于调整经济结构。我认为，调整经济结构是转方式的手段和过程，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要调整经济结构就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这些产业作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龙头产业。一般人理解的人口流动式的经济结构转变是简单的由第一产业转变到第二产业进而到第三产业。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应该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的一种自然地转变而不是人为的硬性转变。其实更重要的调结构是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各产业中进行结构调整。现在各地还在大量上马直接产生GDP的化工产业，这些不合理的项目，应该加以引导或制止。这些产业最终的调整方向应该是转变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我们转方式的未来目标，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都应该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出口经济东山再起

记者：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出口形势好转。您如何看待未来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贺强：中国经济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大。消耗这些产能和库存不能完全靠扩大内需。虽然扩大内需在整体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短期内，靠扩大内需完全消耗过剩产能和库存是不可行的。因为消费是刚性的，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很难有效快速增长。在各种保障措施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民众必然会出于后期保障需要而存钱。

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出口受阻。惟一的出路是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复苏的大好时机，大力发展出口，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消化过大库存。甚至，随着经济复苏进程的加快，中国出口可能会从库存过大转变为库存不足。出口虽然是低端产业，在危机中容易受到冲击，但在经济复苏中也会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拉动作用。我认为，短期内消灭劳动密集性出口经济是不可行的。

另外，2009年年底中国整体经济并没有实现触底反弹，以年度GDP增长为代表的整体经济还在下滑，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讲还处在衰退期。2007年GDP增长13%，2008年GDP增长9.6%，2009年GDP增长9.1%，还处于下滑阶段。究其原因，在于出口增长-3.9%。但是，我认为，今年经济将出现触底反弹。因为今年以来出口连续四个月实现正增长。2010年出口肯定是正增长，出口这驾“马车”又开始拉动GDP了。我对今年经济的判断和很多专家不一样，很多专家在2009年对经济发展很乐观，认为经济触底反弹开始复苏了，但是，看到今年以来的市场表现又开始担忧了。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希腊债务危机等等让一些专家重新开始忧虑未来经济发展。其实，我们夸大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况且，希腊这些小国出现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债务危机，属于短期支付危机，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现在世界经济的主流是复苏。在我们普遍担心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时，欧洲各国纷纷提高了经济复苏的指标；我们尚在担心欧洲会打击中国出口，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冲击的时候，G20财长共同认为世界经济复苏超预期。而且从中国出口的月度出口增长率也可以看出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在不断加快。今年头三个月连续超过40%的出口增长率排除翘尾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经济危机后经济复苏进程中人们对于消费的需求在逐步增强。所以，从中国出口这个简单指标就能看出全世界经济在复苏。我们应该借全球经济复苏的大好局面抢占出口市场，这才是最重要的。要最大化发挥出口对于产能过剩和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记者：您能不能预测一下未来经济发展情况？

贺强：首先，短期内经济指标会出现前高后低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2009年一季度GDP增长6.2%，二三四季度经济大幅增长，达到7.9%、8.9%、10.7%、11.9%，一直到今年一季度。经济实现了漂亮的“V型反转”。但是，短期经济V型反转不代表经济已经反弹。经济的“V型反转”是4万亿和9.6万亿政府投资的结果，不是企业业绩普遍提升的结果。今年中国政府投资规模降低到7.5万亿，经济表现肯定没有2009年那么明显。而且，在后两个季度经济下滑不会太深的前提下，经济适当的前高后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今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总体过热，2009年中国一开始公布的GDP增长8.7%中，投资一项在经济增长中占了8个百分点，消费增长4.6个百分点，而出口出现负增长。今年，假定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贡献6个百分点，保守估计消费依然在经济增长中贡献4.6个百分点。出口更加保守的估计为零增长。这样，经济增长为10.6%，会顺利实现触底反弹。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出口的贡献不会为零，假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的，中国经济增长超过12%，出现严重过热。在这种情况下明年政策收紧，经济会出现滑坡，会出现经济二次探底，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希望，中国政策能在最后几个月保持稳定，不摇摆。政府不要因为一个季度经济暂时性的波动而改变政策方向。政策不摇摆，经济平稳发展，实现GDP10%左右增长的理想状态。需要强调的是，今后两年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今年经济如果能触底反弹，则代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和新的经济周期的出现。而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是一个扩张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