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世界变局（2）

当然，这些改革并未深入触及前述西方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和弊端。对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美欧需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缓解大幅凸显的社会矛盾；改革选举和网络舆论管理制度，为第三股政治力量和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力量提供施展空间；改革文化、教育和移民管理制度，在确保社会安全的同时，提供有利于多元文化和外来人才发挥创造力的宽松环境；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调整中，让新兴经济大国分享更多权利以便发挥更大作用。

赵磊：这场经济危机并非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在中短期内，新兴国家不能将恢复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上，即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等。因为，欧洲和美国长期是新兴经济体最主要的出口市场，而这两大地区短期内经济不会有根本好转。其次，美国和欧元区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将日渐明显。第三，新兴国家主动进行结构转型尤其是转向内需型经济的意愿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和脆弱。未来，美欧经济能否走出低谷，同样需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救助”，救助的核心不是去单一地购买其债券或是占领其实业，而是真正改变长期的全球产业链“不稳定”结构，如新兴经济体仅为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国，中国仅为加工制造国，美欧则舒服地独享其全球经济消费国的身份——坐享其成。合理的趋势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需要消费，美欧等发达国家也需要重新审视实体经济。

马小军：在这种大的经济颓势环境里，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稳住自己。仅仅5―10年以前，美国还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只要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世界经济就总体稳定。特别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凸显其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效用，2011年尤其如此。尽管欧美经济艰难，但只要中国经济稳定住，金砖国家和东亚经济大致是稳定的，世界经济就大乱不了。显然，更多地关注这一战略节点，比纠结拘泥于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这类枝节问题，更具现实意义。

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牵引东亚地区格局重组    

赵磊：2011年，东北亚发生了两件大事：年初，9级地震—海啸引发了严重的核辐射危机，日本遂成为世界上唯一遭受两次“核打击”的国家（另一次为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结束了太平洋战争），此事展现了国家安全的双重性挑战——军事威胁与环境风险；年末，金正日去世，东北亚安全形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东北亚国际安全环境的脆弱性与波动性。

马小军：去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东亚的一系列举措，在今年得以延续。2011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讲话。美国希望仿照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为亚太地区构建一个“跨太平洋体系”。她说，“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如今亚太面临种种挑战，从确保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到应对朝鲜的挑衅及核扩散，再到促进平衡、广泛的经济增长，这些都需要美国的领导”。这些言论意在表达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意向。

高祖贵：美国之所以力图避免再度陷入中东，决意完成从伊拉克撤军的任务，并积极为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进行各种准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在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把国际战略重心转移到对美国的未来更为重要、也更加紧迫的亚太地区。美国如此明确而坚定地要“重新强化”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既是为了搭乘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快车以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为了在亚太地区新一轮战略角逐中确保优势地位。目前，美国正同时从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着手，包括强力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在澳大利亚增加驻军，力图最终增加到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积极嵌入和现身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机制，推动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澳印等多层次的小多边合作机制，以相互整合、联成网络，并且推动在亚太地区重新制定各种国际规则。这不仅将直接给中美推进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造成更多困难，而且将给中国与周边东亚邻国发展关系、和平解决存在的争端制造更多障碍，甚至进一步激化彼此间潜在的矛盾，从而导致区域内诸多矛盾的重组演变。一言以蔽之，就是使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敏感多变，使中国地区维稳与维权的压力和难度明显增大。

面对外部尤其是周边环境的变化，中国仍应冷静观察和理性分析。应该看到，美国此轮攻势中虚张声势和掣肘因素不少。其他国家则注重搞大国平衡外交，居中投机利用中美角力，在对美示好和借助的同时多有勉强和犹豫，担心过度靠美激起中国反弹而无法继续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既表明中国的周边环境尚未从好变坏，更表明中国塑造环境的资源和条件依然在随着综合实力增强而增加。因此，中国在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的同时，也应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创新思路，积极应对和主动塑造。

马小军：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TPP的问题。迄今为止，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有两个层面：一是整个亚太地区，相对应的合作机制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是次区域特别是东亚，相对应的合作机制包括中日韩合作、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10+1）、东亚自由贸易区（10+3）、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10+6）、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等。但这些机制都是“软”机制，即只是协商论坛，不是谈判场所，不具有条约基础，而是一种灵活协调机制。TPP的出现使这些“软”机制面临“硬”机制的挑战。TPP类似WTO，是一种固定协调机制，以签署协议和依据共同的准则行事。这一挑战的实质，就是亚太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是以东盟方式还是以美国方式来构建，也凸显了多年以来东亚地区中日两国争执领导权的结果。其中，自然暗含了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东亚的战略博弈。中方主张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应以东盟10+3、10+6、TPP等为基础，坚持平等包容、开放公平、持续发展、互利共赢、循序渐进的原则，稳步推进。中方对上述机制都持开放态度，也一直在关注 TPP相关谈判的进展，愿意同有关成员保持沟通。

赵磊：在东亚地区，日美等国全面介入南海问题的倾向也日益明显。美国参议院6月27日通过一项决议，旨在“强烈反对中国军舰在南海争端中使用武力”，美国朝野也不断挑起所谓确保南海国际航道通航自由与安全的话题。目前，日美等国一方面与一些东南亚国家谋划建立有关航行自由的安全协调机构，另一方面密切与这些国家的政治互动，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海岸警备、情报交换等合作。需要强调的是，南海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关键因素。对此，南海问题的解决不排斥国际合作，但任何国际合作绝不应以牺牲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这一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中国理解并尊重国际社会在南海的自由航行权，相应地，国际社会也应充分尊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

马小军：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该告慰国际社会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恰恰得益于南中国海区域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受益于国际航道畅通无阻与自由航行。以往30多年，南海区域国际航道的自由通航从未受到过威胁，中国在受惠于此的同时，也成为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的重要维护者。尽管尚存在诸多国际争端，但南海这一广大海域的和平与安全关乎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长治久安，这一重要的国际航道，关乎中国最为倚重的国际贸易通道的安全与自由通航，中国除了成为最坚定的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之外，既不可能也绝无理由破坏这一区域长期依赖的和平局面。即使是在素有争议的南海一些岛礁海域问题上，中国政府也一再表达谋求和平解决的外交政策，并不断释出善意。在今后解决南海领土争议问题的进程中，中国将会成为积极的南海国际行为规则的建设者、南海和平大局的维护者，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使南海成为造福于域内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之海与自由通途。

在新一轮亚太格局的变动中，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和调适已成为主线。美国强势推行新的亚太战略，实际上是对中国近10年来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持续上升及其地区效应的一种回应。中美关系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诸如经济问题、对台军售问题等老问题尚未解决，而2011年东亚地区新的形势变化使得中国又感受到了新的现实压力。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与当前及未来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共处并共同承担极为重要的责任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角色。中国对美国在亚太暨东亚地区的正当利益予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欢迎美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也希望美国充分地理解并尊重中国在这一传统的周边与邻近地区的重大利益，以及所发挥的富于建设性的战略影响，处理好彼此利益关切，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互信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