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智：高水平陷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博士发表了其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第一卷，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为“李约瑟之谜”的著名假说，即为什么中国在十五世纪之前远领先于欧洲文明，而在此后却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３页）换句话说，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条件其实很好的中国？李约瑟并不是提出这一问题的第一人，比如，中国科学社的创办人之一任鸿隽先生早在一九一五年就讨论过“中国无科学”问题。但由于李约瑟在科技史界的影响，他的假说提出后，从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科技史等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著述不断出现，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是伊懋可（Ｍａｒｋ Ｅｌｖｉｎ）的“高水平陷阱”假说，即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过多的人口抵消了高水平农业技术所带来的收益。

在最近的研究中，姚洋对这一假说给予了修改和进一步解释，认为人口众多造成土地价值的增加，高额的土地回报诱使人们投资农业，工业因此缺少资金，无法发展起来，并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修正的“高水平陷阱”假说进行了验证，认为“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和“工业存在规模经济”是假说成立的两个先决条件（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载《经济研究》二○○三年第一期）。姚的数学推导相当严谨，但问题在于，其假设前提与史料不符，在明清时期，并不存在土地的“高额回报”现象。历史表明，在明清时期，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边际报酬并不高于非农产业，工业革命没有形成的原因在于由于人口众多导致的小农经济结构。

先看几组数据。根据吴慧的研究，我国唐朝时期的人口才达到０．５３亿，宋朝起开始突破一亿人，明朝达到１．３亿人，到清朝中叶猛增至３．６亿人。唐、宋、明、清四代粮食面积分别达到了１．９９、３．９０、４．２０和６．１８亿亩，在粮食亩产呈逐代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四个朝代分别为每亩３３４、３０９、３４６、３６７斤），由于人口激增，人均粮田面积逐代下降（唐、宋、明分别为３．７６、３．７５、３．２３亩），到了清代仅有１．７１亩；人均占有原粮数也逐代下降（唐、宋、明分别为１２５６、１１５９、１１１８斤），到了清代仅有６２８斤。不仅如此，连劳动生产率也呈下降状态，四个朝代劳均生产粮食（原粮）数分别为４５２４、４１７５、４０２７和２２６２斤（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１９３页）。

按照姚洋的解释，中国古代过多的人口引致土地的价值大大增加，但上述资料说明，清代的粮食单产仅比明代高出二十市斤，哪里谈得上“大大增加”？从技术进步角度考察，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中国自战国晚期就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农作体系，并逐渐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极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农业技术进步有深度，如品种技术、灌溉技术、施肥技术等，由于传统技术的特性使然，我国古代农作物产量的提高非常缓慢，上述单产数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耕地面积的拓展。到了明清时期，继续扩大耕地的边际收益已经大于边际成本，农业技术主要向广度发展，即拓展农业生产领域，如蚕桑、养鱼等，江南一带著名的“桑基鱼塘”就代表了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最高成就。帕金斯对一四○○年到一八五○年单产提高和耕地面积扩大对粮食生产的贡献进行了估算，认为一四○○至一七七○年单产的贡献为４２％，耕地面积扩大的贡献为５８％；而一七七○至一八五○年单产的贡献上升到４７％，耕地面积扩大的贡献下降为５３％（见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三六八——一九六八）》，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４０页），说明明清时期粮食面积的扩大已经逐渐趋近于上限。

可见，中国古代人口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如伊懋可所推断的那样，抵消了高水平农业技术所带来的土地的净收益，而是不断引致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技术向深度尤其是广度开发。吴慧研究的结果表明，唐、宋、明清四代粮食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９４．３％、９４．０％、９０．３％和８０．１％，说明土地上多种经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事实上，根据帕金斯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出，清代扩大的土地，除了蒙古、东北地区，内地主要是一些边缘性土地，生产率很低，很多土地根本不适合粮食生产（见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三六八——一九六八）》，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１８，３１页）。农民对这些边缘性土地的利用，总是在满足粮食对耕地的需求之后，才将剩余劳动力转向多种经营，而农副产品的价格是以农业的劳动平均生产率为基准的（见曹莘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１５２页），因此，土地上多种经营程度的加深对农业资本积累不会带来多大的贡献，也不会造成土地价值的大幅度上升。

那么，既然土地生产率并没有显著上升，而粮食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也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却逐代下降，清代比明代更是急剧下降，中国古代社会是怎样在这个十分荒唐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是怎样支撑着“康乾盛世”的？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一个社会在为什么能够在数百年的长时期内保持着“没有发展的增长”（有时甚至连增长都谈不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是理性的，那么，在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接近一半的情况下，为什么农民还会滞留在土地上？这里面固然有恰亚诺夫的“自我剥削”的成分，但就整个民族而言，在几个世纪里长时间忍受“自我剥削”，其理性又表现在哪里呢？对于这些“问号”，由于其并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因而不能采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去分析。如果硬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去生搬硬套，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南辕北辙。当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该还是适用的。这就使我们想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或者说，微观经济结构是怎样的？于是，我们可以尝试着从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最基本的角度解释上述“问号”，从而也就有可能解释“李约瑟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