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家孔从洲：从国民党将领到开国中将（2）

巩县起义 达成夙愿

蒋介石对参加西安事变的杨虎城部队怀恨在心。1937年5月蒋胁迫杨虎城“出国访察”，随之将第十七路军6万多人改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

1943年10月，蒋介石下令，将第三十八军调离河南前线，移驻堰师、巩县地区整训。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堰师、巩县地区周围驻扎着汤恩伯的部队，将第三十八军移驻该地区就是想使其处于汤恩伯部队的监视之下和包围之中。

1944年2月，蒋介石派嫡系张耀明担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立刻大搞“清党”，鼓动大家要大胆揭发共产党员。随后在军部直属队的一次官兵大会上，他又一次大肆吹捧蒋介石是党国的最高领袖，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并污蔑共产党祸国殃民，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并威胁说: “你们谁是共产党，就赶快出来自首，不然一旦查出来，格杀勿论。”

张耀明的“清党”运动愈演愈烈。1945年2月28日，张耀明下了一道悬赏令：倘班长为奸党，或受奸党策动，率本班叛变者你若能将其铲除格杀，奖励大洋2万元，并提升两级。排、连、营、团均照此办理，奖金逐级加倍。这一悬赏令下达后，在第三十八军内产生了极大震动，孔从洲也感到压力很大，遂派人到西安，找蒙定军同志（第三十八军中共工委书记，1944年春天撤退到西安），要他转报中共中央，请求中央派人来加强领导，以稳定部队情绪。

3月，中共中央派周仲英、张西鼎两位同志来到河南洛宁县，向第三十八军的党内人士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稳定了军心。张耀明此时又在部队中扬言要抓“奸细”，为了确保周、张两位同志的安全，孔从洲秘密派人将他们送回了豫西解放区。

1946年3月上旬，孔从洲的第五十五师接到命令，由黄河北小冀镇开往河南巩县。孔从洲意识到蒋介石可能要对第五十五师下手，随即派两位连长前往冀鲁豫解放区联系起义之事。中央认为目前起义时机尚不成熟，和平局面还没有破裂，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当前的关键是团结内部，进行反分化、反瓦解的斗争。只要部队还在，起义是早晚的事。希望暂缓一段时间，争取在整编时多弄到一些军械、装备后再回来。二人回到部队向孔从洲汇报了这趟出去的情况。孔从洲听了后，心里感觉踏实了。师部奉命移驻巩县站街后，东有郑州的第二十七军，西有洛阳的第九十军，南有国民党地方部队，第五十五师像被关在笼子里一般，处境险恶。鉴于此，孔从洲于4月5日再次派人到冀鲁豫解放区，要求尽快起义。中央同意孔从洲师立即起义，拉至解放区。就在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候，5月14日晨，孔从洲得到报告：胡宗南命令第五十五师于5月15日由巩县上火车，开到新乡增防“剿匪”。这一部署，显然是要在途中一口吃掉第五十五师。于是，孔从洲立即召集各团、营长开会，动员与布置起义的工作。

1946年5月15日晨，第五十五师在孔从洲的率领下于巩县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在途中遇到了国民党第二十七军、第九十军和第三十八军的第十七旅、第一七七旅的围攻。由于起义仓促，准备不足，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孔从洲等一批起义人员突围后于8月辗转到达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邯郸，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

中央决定，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组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洲任军长。1946年9月13日，第三十八军在邯郸宣告成立。各个方面发来大量贺电和函件，毛泽东、朱德也分别发来了贺电，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新组建的第三十八军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邯郸警备防卫任务之后，于1946年11月开到武安地区进行整训，并一直持续到1947年5月。这次整训重点批判了旧军队的习气和观念，坚决纠正了违反群众纪律、打骂士兵等恶劣行为，并清洗了个别参加反动会道门的人员，从而使部队的组织更加纯洁了，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部队基本上完成了从旧式武装到人民军队的转变，为今后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孔从洲为中共正式党员，完成了孔从洲多年的心愿。其实他早在1927年，就向共产党在陕西的创始人魏野畴提出过入党要求，但当时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解决组织问题只能暂缓。1930年，在西安南汉宸家中，孔从洲又向南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南也表示没有问题，以后会解决的，只是出于革命工作考虑，现在还是不要解决为好。孔从洲就这样苦苦等待了20年。当他得知自己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时，激动地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真高兴啊！”

赤胆忠心 心系炮兵

从当兵开始，孔从洲就与炮兵结下不解之缘。他入伍开始当炮兵，最后归属也在炮兵。建国后，孔从洲先后担任过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校长、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等职。其中，孔从洲对炮兵工程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9年11月19日，国防部副部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将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程兵工程系、防化兵专业和空军、海军系移交给有关军兵种，单独成立工程学院。根据陈赓的建议，中央军委于1959年12 月31日决定，将武昌高级军械学校与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合并，在武昌高级军械学校校址组建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3月初，炮兵政委李聚奎、司令员邱创成亲自挂帅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并点将孔从洲出任炮兵工程学院院长。

接到任命后，孔从洲立即投入到繁重的组建工作中。他面临的困难是超乎想象的：一千多名师生与几千吨的物资千里搬迁，两校人员合并后重组机构，按照大学的要求配备师资与干部，两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都要维持，在组建的同时还要招收新生……所有这些工作都十分繁杂而又必须同时进行。这时偏偏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武昌高级军械学校是一所培养军队军械业务领导干部的军校，规模不大，校园根本容纳不下所有学员。于是，筹备委员会决定，只让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高年级学生先搬迁到武昌，同时，另选址创建新校园。

孔从洲陪同邱创成司令员到保定、成都、西安等地勘察选址，历时一个多月，最后确定在西安市以南约25公里的秦岭脚下的花园村建设新校园。随后就快马加鞭地展开了营建工作。

孔从洲在担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时就深深体会到，要办好一个学校，就必须拥有一支相当数量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但组建炮兵工程学院，最大的难题就是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组建初期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不过200来名教员，拥有高级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员只有13名，尤其缺少基础课教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孔从洲与学院领导采取了几个办法：一是从哈军工争取到了19名基础课教员；二是从专业教师和水平较高的实验员中抽调70名教员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三是把新生的战术野营训练和下连队当兵锻炼提前到入伍教育之后，使得基础课教员多出三个月的备课时间。

与此同时，学院把1960年毕业的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106名学生全部留下来补充到教员队伍中，并到各著名高校寻求支援，调进或借用一批教师，选调优秀毕业生。孔从洲还给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打电话，请求给予支持。孔从洲与杨秀峰在战争年代即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杨秀峰立即要求教育部所属36所重点高校把优秀毕业生支援给炮工。就这样，仅仅一年时间，炮工就拥有了一支596人的师资队伍，虽然离规划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可以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了。

1961年，学校扩大招生规模，招收了1014名新生，人数比前一年多出一倍以上。在哈军工完成基础课学习的炮兵工程系低年级学生也来到武昌后，武昌校园无法容纳这么多学员，于是孔从洲与学院领导商定，1至3年级的学生暂时迁往沈阳，借用沈阳炮兵政治干部学校进行基础课程的学习。而六一级新生中399名基础较差的学生则转到南京炮兵文化预校，进行预科学习。武昌本部只留有四、五年级的学生。因西安的校舍仍在建设中，炮兵工程学院这时真可谓是“四处为家”。

就在奔赴各地的师生翘首盼望西安基建早日完成之时，1961年6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在视察西安校址时，认为学院院址和建筑规划不符合军委“山、散、洞”的要求，学校停止修建。就在大家愁眉不展之际，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到学院视察来了，他在听取了孔从洲的汇报后，说：“南京高射炮学校的校舍很多，用不了，我看你们学院可以和高射炮学校对调一下校址，这样既不影响他们办学，又可解决你们的问题。这件事，回北京后我去同炮兵领导同志商量。”

于是，事情出现了令人惊喜的转机。1962年2月，军委、炮兵做出决定：炮兵工程学院与高射炮学校互换校址。从8月份开始，炮兵工程学院分散在武昌、西安、沈阳三地的大队人马陆续向南京集中，9月份胜利会师。炮兵工程学院从此结束了“四处为家”的艰难局面，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1964年6月27日，孔从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他履任这一新的岗位时，已年近60，而且一干就是18年，直到他离职休养。

孔从洲的晚年主要忙于为第三十八军正名并为该部队的各级人员应享受的政治待遇而奔走。经过他的努力，许多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不少老同志的历史得到澄清，恢复了应有的政治待遇。1991年6月7日，孔从洲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旅程，其波澜壮阔的革命事迹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