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养老”：结构性减税的破冰之举

企业年金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等政策都内含“减税”真义，这与当前实行结构型减税以拉动内需的战略不谋而合

面对通胀高企、税收新高，结构性减税呼声不断。新年之际，“减税养老”似有局部突破之势。1月7日，在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新任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讲话中强调，要把“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发展”作为今年保险监管工作要突出抓好的几件事情之一。

与中央部委工作安排不谋而合，地方对此热情也渐次高涨。在福建省厦门市两会上，致公党厦门市委员会《关于厦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建设的建议》的提案，与保监会工作重点遥相呼应，亦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所谓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允许投保人在个人所得税前列支保费，等到将来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个人的当期税务负担，并鼓励个人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以提高将来的养老质量，在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施经年。

厦门并非中国率先“吃螃蟹”的地方。早在五年前，上海就对减税养老项目试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着手对产品、运作模式等展开初步探讨。在2009年国务院批复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中，“适时推出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被明确列入工作计划表。2011年11月，“积极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业务试点”再次被写入《上海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并特别强调其将成为推进上海保险业发展的两大引擎之一。

这个被公众简称为“减税养老”的规划，其蓝本是在美国实施多年的“401K计划”。该计划规定，美国联邦和州政府为雇主和雇员的养老金存款提供税收优惠，规定个人缴费部分可以在税前扣除。在此之前，美国的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多由企业缴费，可以享受税优，如由个人缴费则需纳税。

近段时间，关于推行中国版“401K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该计划被视做既有利于多层次养老体系的完善，又有益于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保监会寿险部副主任龚贻生认为，合理的税收制度能够促进潜在的养老需求，发挥现实的购买力，是合理撬动养老金发展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地方试点饥渴

减税养老计划被一些地方提出，与人口老龄化大趋势有关，更因其中隐含的金融创新和拉动内需效应，是养老体系市场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1年，北京市金融局会同北京市发改委发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提出，将积极争取保险资金运用创新试点在京先行先试，“引导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争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政策”。

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底，北京市60周岁的老年人口总数即已突破254万人，占北京市人口总数的15%，预计到2020年，北京市老年人口将达到350万人，2050年将上升到650万，老龄化社会趋势不断加速。

厦门虽然不是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城市，但趋势亦已明显。该市的相关估算表明，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十二五”期末预计将达到28万左右，约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5.5%，其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占全市老年人的19%左右，社会养老的压力的确在不断增加。

这需要完善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同时要运用市场化手段。福建省保险学会理事、厦门大学金融系副教授许莉是《关于厦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建设的建议》的提案主笔人，她认为：“鼓励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提高养老保险金的替代率越来越重要。”

2010年保监会与厦门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将厦门确定为中国保险改革发展试验区，提出加快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使厦门成为两岸保险业服务一体化的重要平台。

“既然保监会很想找一些地方试点，厦门应该争取这样的试点机会，通过打‘两岸牌’来争取试点资格。”许莉还建议，在保险产品创新方面可充分借鉴台湾地区较成熟的经验。《福建省“十二五”重点领域改革规划》也提出将在厦门率先试验一些重大改革试点和措施，其中就包括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

作为商业养老保险的监管单位，保监会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相关产品的研究和关注已久。去年11月颁布的《保监会关于保险业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将继续推进税收递延型个人养老保险试点。保监会寿险部副主任龚贻生亦在此后的一次公开论坛上表示，目前已具备开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条件，希望包括保监会在内的有关部门尽快推进相关试点工作。

各地对开展试点早已是热情高涨。除上海和厦门外，深圳、天津等城市也陆续提出了试点诉求。在深圳市和保监会签署的有关合作文件中亦提到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的内容。

据悉，除了深圳一市外，广东省政府也有意在全省推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并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了试点请求。

对于各地何以如此积极地申请试点，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处长杨健海向《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养老毕竟不是职工个人的事情，而是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要承担的责任。减税养老会减轻老百姓对目前这种“靠公共养老金支撑养老”的单一依附，相应地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毕竟政府的公共养老金责任过于沉重，也不利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杨健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