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彦：永乐大典六百年（5）

《永乐大典》的研究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曾有过评价：“元以前佚文密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就是说元以前的一些佚文秘典，因为后来有些已经不存了，所以就有赖《永乐大典》的收藏。《永乐大典》里面究竟保存了多少佚文秘集，从门类上来讲，应该说是包罗万象。从数字上来说，收集了七八千种永乐年间以前的古籍。这些古籍在万历年间重修的时候，就已经是“十不存一”了。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永乐大典》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不仅种类甚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胡三省作《资治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氏。（欧阳修《新五代史》）”。

另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宋会要辑稿》，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它的一些所存史料在宋史和各个志里面记载得很少，所以有一个说法认为见于《宋史》各志的不过十之一二，就是说如果是它作为史的话，宋史里面、各个志里面的材料只有10%到20%的样子。因此，《宋会要辑稿》已经成为现在学者们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时，案头必备的一本工具书。其他如《农桑辑要》、《水经注》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也都从《永乐大典》辑出来或者是可以用《永乐大典》去校补它。

2004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中华书局张忱石先生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失传已久的全部方志，其中宋元以前的方志大约是180多种，明初的方志700多种，这些发现对研究宋、元、明历史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国家图书馆从第一任馆长以来，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国家图书馆的缪荃孙先生、袁同礼先生、赵万里先生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缪荃孙先生曾辑出《曾公遗录三卷》、《十三处战功录一卷》、《明永乐顺天府志》、《明泸州志二卷》、《中兴行在杂买物杂卖场提辖官》、《中兴东宫官僚题名一卷》、《中兴三公年表一卷》等书，赵万里先生曾辑出《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这些工作使很多几乎已经失传的典籍再现学林。

2002年，国际研讨会召开，激发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更多的关注。在筹备研讨会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如《永乐大典》中的佛教文献、《永乐大典》的主题标引等等，都反映了新一代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永乐大典》研究的关注。在研讨会上，一位来自英国的学者大卫，把在英国看到的，藏在阿伯丁的一册《永乐大典》的复制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当时我们的老馆长任继愈先生，在开幕式上接受了捐赠，虽然是一张复制光盘，但是所载内容和资料是原来没有在册上登记过的。

在2002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还请了一部分专家讨论《永乐大典》的修复问题。因为在国家图书馆收藏过程中，除了83年山东那一册，基本上是其他都没有太多动过，因为现在遵循的原则是最少干预的原则，尽量让它保持原貌。但是库里面的《永乐大典》，很多书背都已经散乱了。如果不加干预的话，有可能坏得更厉害，所以当时经过专家讨论，我们还是对它进行了修复。用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对损坏的这部分《永乐大典》进行了整体的修复，最后修复的效果还是不错。

当时的修复困难，主要是材料不太容易找，因为必须要跟原来材料在质地上比较接近的材料，才能展示《永乐大典》本来的面貌。所以当时找书皮原料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终于在一个绸布店找到相似的材料，然后经过定制加工，找到了一些书皮的材料。而里面的纸，原书用的是嘉靖年间比较盛行地白棉纸，韧性非常好，但是现在如果找那样的纸，一般没有地方生产，而且也没有那么老的纸。幸运的是，国家图书馆库房里面，保存有乾隆时期的一批比较好的纸。经过讨论，虽然那批纸到现在保护起来也是文物，但是用在《永乐大典》上还是值得的。它跟《永乐大典》用得这种白棉纸很接近，所以后来就决定用那批库存的纸，做了《永乐大典》的整体修复。

在《永乐大典》修复完成前后，正好国家拨了专款做敦煌遗书的库房，当时计划了一下，就做了三个紫檀木的大柜子，一个抽屉存放一册，现在的《永乐大典》就是在这样的装供具里保存。除了馆里保存的《永乐大典》，当时还多做了60个抽屉，希望是以后那60本在账上记载却不在国家图书馆保管的《永乐大典》能够回归。因为目前的《永乐大典》只有嘉靖副本400册左右存世，而国家图书馆现存221册，这60本的回归，是国家非常珍贵的文献。

郑振铎先生说过一句话：“文在异乡，史在他方。”如果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或者中国的历史，资料还要到国外去查找，其实是民族的一个悲哀。所以，今天我把《永乐大典》这样一个过程和大家做交流，也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的古籍，关注我们的文献保护。

（报告人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