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七个城市：用工荒背后的工漂现象

不管是茫然还是清醒，冲动还是理性，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距离日趋疏远。问卷调查显示，52.2%的受访者丝毫没有务农经历，在15岁～30岁的农民工中，无务农经历者更高达55%。

三年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这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的90后农民工魏胜一的打工“履历”。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漂泊。

“新华视点”栏目组织的问卷调查和记者的调研均发现，在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这样的“工漂族”并不是个别现象。

专家分析，就业“高流动性”与“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这也成为近年来用工荒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工漂”现象，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加强服务引导、一线劳动者收入增幅有待提高、城市“新二元结构”亟待打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走近“工漂族”：潇洒还是无奈?

“这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魏胜一的家人这样评价他。高中毕业后出门打工这三年来，他足迹遍及广州、深圳、宁波、萧山、上海、合肥、泉州等全国各地打工，从事的十个工作中，横跨制造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多个行业。最长的一段工作时间不到5个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高，除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比父辈高外，也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有关。正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导致其更换工作的频率加快。

更多就业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多收入。魏胜一说，他没赚到什么钱，这两年不仅没给家里寄钱，反而要父母贴补了他两万多元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虽然赚不到钱，但“工漂族”的花费可不少。魏胜一说，他喜欢玩网络游戏和聊天，经常和老乡相约在网吧里玩通宵，“除吃喝外，生活费用主要是上网费用和通讯费用，手机差不多每半年换一次”。

看似“潇洒”，其实无奈。一方面，“年轻气盛”的他们不甘心安于现状，对收入的不满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机会。另一方面，限于自身条件和就业岗位的低层次，其提高收入的愿望面临现实困境。在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主的调查对象中，有近四分之三的农民工去年净收入不超过两万元，有23.4%的人对工作表示“不满意”，但绝大多数的人今年依然选择在外打工。

“工漂族”就业心态日益多元

少小离家、游移无根的“工漂族”，有着怎样的就业心态?记者采访发现，存在这么几类：

其一，“盲目尝试”型。今年春节后，来自安徽阜阳的90后农民工彭良从上海一家快递公司辞职了，结束了这份为期仅半年的工作，想跟着老乡先去学个厨师。而这已是他两年多来在上海的第四份工作了。他说，不断换工作的原因，一是对目前的收入不满意，其次是想趁着年轻多在几个行业里干干，以便能好好学习技术。不过，他告诉记者，到目前他还是没想好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其二，“一心赚钱”型。老家在山东菏泽农村的王美今年没回老家过年：从去年腊月十三到今年正月初十的20多天时间里，他以临时工身份在上海一汽车企业做车间钳工。“春节期间有高工资啊!”他得意地算给记者听：“除夕之前每天110元;大年初一至初三每天330元，初四至初八每天220元，夜班工资是每班55元。”打一个“春节工”，除去生活费，净挣4000元，这让他感觉很值。很多年轻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看重的是城里能赚到比老家种地更多的钱。

其三，“着眼长远”型。“城市毕竟不一样，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来自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的王帅帅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乡，他的条件要好得多，父亲在老家做生意，家境殷实，但高中文化的王帅帅还是选择到大城市“见世面”、“长见识”。

问卷调查显示，52.2%的受访者丝毫没有务农经历，在15岁～30岁的农民工中，无务农经历者更高达55%。

“这样漂来漂去像个游民，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渴望有固定的工作和生活，但不管怎样，我不想再像父母这一代人那样在农村种田了。”90后农民工魏胜一说。

事实上，农村也已经没有留置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微博)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16岁～25岁的90后农民工中，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6岁～30岁的80后农民工中，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要更为淡漠，在城里安居乐业、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