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七个城市：用工荒背后的工漂现象（2）

应对“新工荒”需正视“工漂族”的诉求

虽然“工漂”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但不可否认，这一现象对当前的用工荒而言是雪上加霜。不少企业主反映，工厂每周都有人进进出出，很多人在辞掉上份工作后并未迅速展开下份工作，由此形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待业群体，放大了用工缺口。

要有效应对“用工荒”，必须正视“工漂族”的诉求。记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诉求非常多元，尽管收入还是影响其工作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但打工的目的绝不是单一的“挣钱养家”。其职业诉求与现实境遇存在四大落差。

落差一：当前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强度较大，与其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

问卷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42.2%的人每天实际工作8小时以上，48.6%的人每周需要加班，有10.8%的人每周加班时间在16小时以上;而期望加班的人却只有11.2%。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太累”成了继“收入”之后、农民工对工作不满意的第二因素，比“没前途”的负面影响还大。

落差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丰富多元，而现实工余生活显得单调。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远高于其父辈。来自云南楚雄、26岁的祝森平在江苏昆山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他抱怨说，单位从未组织过集体活动，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就是上网，“不开心”。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能“过得更多彩”;但调查显示，农民工所在单位经常组织集体活动的比例不到20%，多数人娱乐活动除了上网，就是聚餐、看电视、打牌。

落差三：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职业地位的意愿比较强烈，而现实中，其职业流动呈现“水平化”。

成为创业者和管理人员是很多新生代进城务工者职业发展的意向，但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同时还伴随着职业“水平化”，即无论是在用工单位内部，还是通过跳槽在用工单位之间转换，其职业地位都难有实质性的提高。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在薪酬待遇、技术等级、管理地位等方面没有新的收获，在职业地位上获得提升的少之又少。

落差四：逐渐脱离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将自己的未来放在城市，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碍着他们的城市梦。

“新华视点”栏目与公众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在以21岁~30岁务工者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5.3%的子女长期在老家，长期在身边的只有33.1%，而子女在务工地读书的就更少有了，只有13.7%。

如此落差之下，“迁徙复迁徙，工漂还工漂”的局面便难以避免。

“短工化的‘工漂’倾向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都有不利影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一起努力。”上海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说。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民政部在今年年初专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要求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平台，做好农民工社区就业服务工作，保障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

业内人士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规范就业环境，提高劳动者收入，并促进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类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

而一些企业管理人员也表示，希望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学习父辈认真、负责和踏实的就业态度，“其实，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向卖方的转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当抓住机会，找准定位改善自身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