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诊脉全球经济失衡（2）

基于证据的诊断

上述三种假说都暗示，是东亚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失衡。然而，这条故事线并不符合基本的统计数据。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大幅增加，但美国对整个东亚经济体的贸易赤字所占份额却在显著下降。这表明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增长，更多反映的是轻工业生产已从东亚经济体向中国转移，并通过生产网络实现了区域整合。普遍接受的三个假说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并非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我提出的假说，关注的是国际金融资产的结构及美国的政策行为。更具体地说，全球失衡源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和如下两项政策变化相联系：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对金融部门缺乏合适的监管；二是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

上述政策变化带来了过度的风险投机和更高的杠杆率，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进而在住房和股票市场上出现泡沫。这些泡沫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家庭过度消费，连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增加的公共债务一起，扩大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由于中国自2000年起，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国，故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日益增长，也带动了美国与其他向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亚洲经济体的贸易赤字。

而流动性过剩也导致大量资金外流到发展中国家，数额从2000年的200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2万亿美元，这也同时促进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导型增长。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2002至2007年的增长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反过来，这也使得许多先进的资本品出口国，例如德国和日本出现巨额贸易顺差。众多国家的加速增长，导致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上升，价格上涨，进而带动资源出口国的贸易顺差急速增长。由于美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其他国家通过贸易/资本账户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积累将流回美国，从而使得美国的资本账户出现顺差。

实现双赢的药方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维持如此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唯一的原因是美元是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的这一地位，加上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及2000年至今的低利率政策，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为了防止失衡复发，终极的解决办法是创立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取代某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就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但其未必行得通，因为发行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是很难自愿放弃这项特权，转而交给一个全球性机构。出现一揽子储备货币的情况倒更有可能发生，同时其组成和权重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

现今最紧迫的全球挑战，是高失业率以及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在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之间，美元的走软带来的至多只是零和博弈，因为他们生产和出口同一类商品。美国出口和就业的增加，将以牺牲其他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和就业为代价。

而由于国内结构的调整，未来新兴市场消费的增加以及储蓄/投资的减少，可能会加剧高收入国家出口需求疲软和失业问题。高收入国家是资本品的主要生产者，所以发展中国家投资增长的放缓将降低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需求。

所以要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的“双赢”局面，需要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架构，并由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同进行的结构性改革相配套。在金融方面，一个解决方案是创设一个全球经济复苏基金，由硬通货国家及高储备国家支持并由多边开发银行管理，该基金将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突破瓶颈及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将增加对高收入国家生产的资本品的需求并降低其目前的失业水平，还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长远的增长。某些投资项目也可用于高收入国家，关键是保证投资的质量。基金本身也可以与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为投资创造空间并提高投资效率。

【编辑后记】

世界银行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它更多地关注“国际复兴与开发”，为发展政策和投资项目提供智力性领导和研究支持。其研究部下辖近200名经济学家与数据分析师，涵盖贸易、发展、金融等各个领域。作为首位来自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自2008年起开始领导这支雄厚的研究力量，并引导其更多地偏向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

本文最早是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篇演讲，这一智库以政策的公共辩论而闻名。辩论性的文章，最适合向普通读者展示什么是真正科学研究的样貌：观点终究只是假说，辩论看的是证据；要不断搜集证据尝试反驳自己的假说，而不是只挑选与其相符的事例去验证它。这使好的研究区别于一般游说型的“智库”、纯粹为政策的“背书”以及不断修改观点以迎合证据的各种“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