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否定高校扩招就是因噎废食？

充沛的劳动力资源造就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一路高歌，刘易斯拐点的悄然到来却让这种增长模式变得难以为继。随着人口红利的窗口关闭、劳动力从过剩转为短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仅是产业转型，更需要人力资本的升级。教育，无疑要承担起劳动者素质提升的重任，实现从规模到质量的转换，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但在教育投入回报率下降的负激励下，如何助推劳动力投入模式的改变？《南风窗》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日本的教训

《南风窗》：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消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实现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应该如何与之相配套？

蔡昉：产业升级的过程和结果，会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产业升级的前提是技能升级，按照目前相应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

这种产业转换所提出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绝非微不足道，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

《南风窗》：目前，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在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平衡，才能使受教育年限得到有效提高？

蔡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上，普及基础教育无疑具有最显而易见的效果。一旦义务教育得以实施，普及率接近于百分之百，继续增加受教育年限就有赖于更高教育阶段的普及。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09年小学毛入学率为105%，初中为99%，高中为79%，高等教育为24%。由此可见，未来提高受教育年限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在于巩固义务教育的高入学率，另一方面在于大幅度提高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

然而，近年来出现了诸多不利于教育继续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认识上的误导，出现了不利于增加全社会受教育年限、培养具有更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错误观念。由于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就业难，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上出现了对高校扩大招生的质疑声音，甚至有不少叫停高等学校扩招的言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确是一个警示，但如果以此否定高校扩招就是因噎废食。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思考和借鉴。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减速、1990年以后停滞，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继续保持适度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经济增长。教育发展的相对减慢，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日本经济在其赶超过程中，主要依靠借鉴和模仿欧美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因此，面向大规模青年劳动者的中等教育，满足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也的确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效应。1960年前后，日本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随后的经济增长，不再能够靠廉价劳动力的跨地区和跨部门流动，而是越来越需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日本曾经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离不开对美国的教育赶超。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赶超速度就明显减慢了。虽然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日本仍在继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反而逐渐扩大。日本在1990年以后陷入“失去的20年”，教育发展的失误，对于我们来说有诸多教训可以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