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否定高校扩招就是因噎废食？（2）

教育“负激励”制造的不平等

《南风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是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这一社会问题也在影响很多人的判断。根据《2010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专科毕业生起点薪酬最高值为1882元，本科毕业生起点薪酬最高为2520元，与高额的读书成本相比，很多家庭和个人都会有教育回报率偏低的感受。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是会受到挫折？

蔡昉：现在一些家庭不愿意孩子继续上学，特别是上高中和大学的意愿下降，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辍学。特别是对于那些农村的贫困家庭，外出打工工资水平的上涨大大提高了完成义务教育的机会成本，因而导致更多的辍学现象。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出现了非熟练劳动者短缺的现象，他们面临着一个就业机会增加、工资上涨迅速的大好时光。然而，这个“好时光”不会延续太久。在这个时候，如果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不断提高的报酬使青年人不愿升学甚或干脆辍学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代劳动者群体终究会遭遇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

《南风窗》：在中国的教育支出中，家庭支出比重仍然过高，明显高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的水平。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

蔡昉：家庭支出很大部分用于各类教育这种状况，导致家庭的教育负担过重，不仅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也造成负面的教育激励。特别是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来说，相对教育支出负担更重。这意味着，国家未能使教育这个领域体现均等化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也未能履行必要的再分配职能，反而造成累退性的分配格局。人力资本决定个人和家庭参与劳动力市场从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教育不平等则意味着这种参与和分享机会的不平等，持续下去则会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不平等格局的代际遗传。

《南风窗》：公共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以及在义务教育和更高阶段教育之间配置的不均等，是否已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效果的重要因素？

蔡昉：教育资源不均等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上面表现得最突出。虽然他们小学阶段的在学率与城市户籍儿童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但是，完成小学学业之后，辍学概率就开始高于城市儿童，越是到了较高的教育阶段，在学率就越低。与此同时，这两类儿童未来升入大学的机会大大减少。对流动儿童来说，父母在城市务工却没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他们参加高考只能回到户籍所在的农村。而在农村，由于教育水平低、录取名额少，上大学机会要比城市低得多。所以，在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重在不断下降。

许多研究者也指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相比，城乡之间在教育发展上的差距要高出数倍。因此，要真正抓住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因素，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的关键领域，就必须改变农村教育滞后发展的现状。

增加公共投入的局限性

《南风窗》：政府的财政性投入对提高教育水平能否起到明显作用？

蔡昉： 2012年把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提高到4%，作为对政府的一个约束性要求，有助于显著增加对教育的公共投入。但是，仅仅着眼于提高公共投入比例，也存在局限性。即使公共教育投入显著增加了，如何按照教育自身规律配置资源，其难度丝毫不小于资源的筹措。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这个转折阶段上，政府在这方面有额外繁重的职能要履行。同时，教育发展也要靠人力资本回报所产生的激励，通过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需求而推动。而增强接受更多教育的微观激励、扩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全面需求，不仅需要在教育部门下功夫，更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着眼。

《南风窗》：除了财政投入的增加，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政策调适和制度建设，未来的教育格局调整应该如何把握方向？

蔡昉：首先，把义务教育延伸到学前和高中阶段，保持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速度。学前教育的重点在农村，通过免费的公共供给大幅度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覆盖率，可以显著降低教育的城乡差距。

其次，在职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培训是没有意义的，最终也会降低接受培训的意愿。具有劳动力市场分割性质的户籍制度和就业的非正规化，降低了企业提供在职培训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公共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稳定和规范的就业可以矫正在人力资本回报方面的制度扭曲，从培训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改善其效率。

第三，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引导高等学校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核心是改变政府管理过度、包办各级各类教育的做法，政府只是集中于管理、规范和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性分配，给予教育更充分的空间实现自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