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从历史看中国、亚洲疆域（2）

三

你问我，我的论述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却又必须回答。

我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两个历史的角度去讨论的，一个是文献资料中所见的思想史，一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学术史，而且也许还会针对这些话题，逆着这些风气，重新进行论述。比如，这本集子里最早的一篇写“亚洲”的文章，就是有很强的论辩性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有的中国学者急匆匆地跟着日本、韩国学者，去讨论所谓“亚洲文化共同体”，或者“亚洲知识共同体”，也许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记得那一年，在台湾大学开会的时候，就争论得挺激烈。我总觉得，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亚洲”一词不加检讨，对日本学界使用“亚洲”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就会被一种“抽取出来的概念”误导。所以，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学术史的清理，什么是“亚洲”？为什么会“从亚洲出发思考”？为什么“亚洲”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中国为什么不太有“亚洲”的连带感而日本却有？如果仔细梳理日本习惯使用的“亚洲”这个历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关于“亚洲”研究或者“东洋”研究就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亚洲”作为历史单位，也有日本的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我当时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能把这些背景都剔除了，去谈“亚洲”呢？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学术史出发去清理，才能讲得清楚。

我相信，最近这些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与周边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如何相处。我们已经遇到很多麻烦，比如高句丽问题、钓鱼岛问题、西沙南沙问题、新疆东突问题、西藏及藏传佛教问题，甚至还有琉球问题等等。政治上的麻烦，当然应当由政治家根据国际法去处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当轻蔑历史知识却动辄讲“历史”，有人凭策略需要和政治感觉应对，时而软时而硬，在这些问题上，既不会把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问题分开，也无法讲让周边都接受的道理。可是，还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也特别想介入这些领域，可是，他们要么一下子就落入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论述，不是学术立场的讨论，要么一下子就投入时髦理论的窠臼，拿了大理论大概念说一些空话。

四

再说一遍，我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所以我想强调，第一，这些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从有关“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发，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而不应当是从来自西方的“理论预设”下去倒着看历史，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证据”似的历史论证。第二，我也不想从“政治”和“策略”，而是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中国”，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在所谓“认同”的问题上，“历史”、“政治”和“文化”应该有适当的差异，同时，你也必须认清“国家”（祖国）、“政党”（执政者）和“政府”（王朝）的不同，而不是把“认同”和“国家”一锅烩在一道，让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一二一齐步走。第三，由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皇权”，如同史华兹和林毓生说的是“普遍皇权”（UniversalKingship），不仅朕即国家，而且朕即信仰，朕即真理，所以，我强调“国别史”的意味，也强调历史研究常常很难摆脱民族与国家的立场，就像我这本书里提到的日本学者关于神道教、中国道教以及天皇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并不是给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提醒历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影响。所以，咱们一方面得承认，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仿佛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整编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但另一方面又得强调，在书写历史上，有民族、领土、认同的国家是要承认的，特别是在东亚，这个“国家”（其实国家往往只是政府）自古以来，是相当强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历史和文化的。东亚国家跟欧洲国家很不同，文化控制和历史建构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简单地谈“超越民族国家”，恰恰会忽略对“民族国家”（尤其是专制皇权）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分清楚，你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论述，是理论的后设叙述，还是来自资料的历史论述；你的历史论述，是在批判这种高度的政治权力和集权的国家控制，还是论证政治一统和国家控制的历史合理性。

我觉得，目前有一些讨论，基本上不是“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如果真要“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那么，就要问：你是要从中国历史资料中展示出来的中国国家形成、民族认同、疆域变化讨论问题呢，还是通过一套舶来理论来讨论问题？你是站在当下的某种政治意图来讨论问题呢，还是没有预设地去讨论历史？如果要避免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必须要考虑你的出发点，究竟是政治还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