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从历史看中国、亚洲疆域（3）

五

这本书，可能呈现的是我这十年来的一些想法。自从2000年写完《中国思想史》以后，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我在序言里面说，这本书里的好些想法，是从《中国思想史》最后一节“1895年的中国”引发出来的，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1895年以后，中国被整编进世界、亚洲或者东亚的历史里面，你就不得不思考这些认同、疆域、族群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原本好像并没有“显题化”，可是在1895年以后，这些问题都出来了，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国际环境中的变化，它就越来越不可回避了。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个想法，这跟梁启超的说法有关。梁启超说，中国历史有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我觉得，这个说法可以稍稍变通一下。的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国家，所以有天朝观念，也有朝贡制度，这就是“中国之中国”；明代中叶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晚清以来，便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变成时时事事以“西方”为尺度来打量中国，中国的好坏美丑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讨论的，便成了“世界之中国”。这个阶段认识中国的尺度或镜子都来自西方，非苏俄即欧美，从晚清起，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从“五四”以来，又讨论你是热的我是冷的，你是动的我是静的，你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你是特殊的我就是普遍的，你是普遍的我就是特殊的；可是，现在是否应该增加一些观察的角度和尺度？可以从“周边”的资料、立场和眼光重新打量中国，我们能看到中国跟周边其实也有很多细微差异，也可以互相观看，这样，就成了“世界、亚洲之中国”。我一直很强调，千万不要以为所谓“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这其中是有差异的，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飞机上看到《读卖新闻》编辑委员藤野彰写的评论，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回去，就写了一篇社评叫做《相互理解从对差异的承认开始》，这话很对，我强调东亚诸国之间的差异，就是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反过来清醒地认识中国。

所以，我一直建议推动“从周边看中国”，因为这实际上既包含了“中国观”即中国自我认识的改变，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变。我一直用一个比喻，说过去的文化交流史（常常也可以称为中外交通史）注重的是中外交通，而我们更注重文化互相观看和交流后的结果，就是过去讨论的是结婚，现在讨论的是生孩子。中国文化其实很杂，这是文化杂交的结果，我们不能老是觉得我们还在汉唐时代，只有文化输出，没有文化输入，也只有华夏文化，而没有蛮夷之风，所以我说，十七世纪以后，其实朝鲜和日本，跟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我特别反感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单一不变的汉族及儒家文化，把孔子以来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传统。其实，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人种一样，早已混杂不清了。现在的人对汉、唐无限自豪，可汉唐恰恰是种族混融的时代。“三十六国九十九姓”成了“河南之民”，渐渐又到关中成了“京兆人”，唐代首都长安好多人就是“胡种”。老祖宗们原本觉得，中国和“夷、蛮、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徙戎论》。可事实上“中国”仍是种族交错的天下，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刘禹锡是匈奴裔，元稹也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李渊、李世民了，经过通婚，好多人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陈寅恪说他们因为胡汉杂糅，才创造了唐代的“空前之世局”。

所以，我觉得也应当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我在书里面强调，应当在历史中研究“民族国家”，而不是把历史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来，要注意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由来已久，不可以简单地说有一个同一性“东亚”，但是，我绝不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只是希望，当你注意到亚洲诸国特别的形成史，亚洲诸国形塑文化和政治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当下亚洲诸国之间由于文化认同崩溃而彼此警惕和戒备的时候，要注意到在历史叙述中“国家”的存在。所以，我也支持在学术研究中，不要只看到“国家”，所以，不仅“西域”可以像一个“地中海”，“东海”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我觉得，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看到简单地提倡“超越民族国家”是一种忽略历史的想象，另一方面要注意，简单地强调“国家”的独立品格会导致对“国家意志”警惕的丧失。

六

说实话，我没有太新太多的理论方法，但我想，学术研究要有从观念到方法、到资料的连贯性。很多人都关心观念层面、思想层面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史料支持，只能停留在空洞笼统的论述里。我是在学校做教学的人，长期以来我们教育学生，要尊重学术基础研究的要素，都知道，文献资料就是首先不能忽视和绕开的。空谈思想谁都会，但你要把思想表达和学术基础结合，才算是有价值的东西。在讨论“中国”和“周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思想话题，而且是一个有广阔空间的学术领域，因为周边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印度等等地方，有很多有关中国的资料，过去利用得不够，我们现在提倡使用这些史料，也许能够丰富对中国的认识。

如今中国，几乎已是欧美各种新理论的试验场，用这些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思想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有时候是在抽象理论上的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比如，你拿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为背景，去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而不讨论宋代中国意识的兴起、蒙元时代的汉族文化共同体、明代借民族主义而兴的文化建设、欧洲传教士来华后的世界观冲击、清代朝贡体系的崩溃与天下观念的内囊空尽；讨论宋代中国，你不知道辽夏金和宋的“勘界”、“市舶司”和“边市”的形成、正统论和中国论的兴起、道学与佛老的纠缠，以及《宋史》首次出现“外国传”与“蛮夷传”分别的象征意味，总是一味空谈“帝国”与“民族国家”，看上去好像与洋人不同，实际上不过是在同一脉络中与洋人故意立异而已，而故意立异，有时不过就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