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对“三农”问题的感悟（3）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计划在顾及国家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也很难顾及到每一个地方的需求，这就需要计划外的自由市场来补充，自然离不开计划外生产，实行自由经济。改革前，一度时期我们忽视自由经济的补充，导致自由市场短缺，但不等于不讲市场经济，不同的是改革前市场经济的生产和销售，依据国家市场的总体要求，由国家进行引导和控制，而改革后的市场经济的生产和销售，则是依据自由市场的需求，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和机制所引导。可见，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存在，正是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对立统一，才使市场经济更加完善，单一的计划经济或单一的自由 经济所形成的市场经济都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总之，我们要避免韩进悲剧的发生，就必须依靠国家计划和集体化组织，实行计划经济，但又不能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应在确保国家市场总体供求平衡的前提下，允许自由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从而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

3、“湖北荆州大学生救人事件”中，渔民为了个人利益竟然见死不救的悲剧，不单是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家庭经营制度下突出了个体经济的影响和支配，这种影响和支配势必强化农民的私欲，长期发展下去，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的行为将不为罕见。要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单凭悲剧发生前的呼救和发生后的痛哭是不行的，单凭道德教育和法律制裁是不够的，必须突出集体经济的支配和影响。改革前的农村由于受集体经济的支配和影响，因而造就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人帮人，七十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风气。也正是这一基础，中国人在汶川地震中所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是那些实行私有制经济的国家不可比的。

4、集体经济具有的公开性、协作性、先进性决定了在新型集体化的土地上，有利于群众监督、实现民主决策；有利于激发人们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精神，形成良好的风气；有利于造就进步的事业，朝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目标不断前进。相反，个体经济固有的隐私性、自私性、落后性决定了在家庭经营的土地上不利于群众监督，实现民主决策；恰好强化了人们的私欲，暴露出贪婪的自私行为；往往伴随着偷盗、抢劫、贪污、制假、诈骗、行贿受贿、卖淫、嫖娼、迷信、赌博、贩毒、吸毒等落后腐败犯罪现象的滋生和漫延。

5、改革开放的政策增加了对外交流学习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以往长期封闭而形成的保守思想，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但不能就此认为我们以前的所有认识和选择都是错的，更不能认为美国的什么都是好的，都值得我们照搬。应当承认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比我们领先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引进，他们管理企业和单位的许多先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而新型集体化与家庭经营的对比，已充分显示出新型集体化的优越性，我们没必要沿用美国私有化的经营方式，沿用这种方式只能跟在美国后面爬行。因此，农村改革的当务之急应尽快总结新型集体化村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在农村广泛宣传和推广，这比盲目照搬美国的经营方式更有意义。既不总结又不宣传和推广，一口断定新型集体化的道路行不通，岂不是明显的主观和武断；而一味浪费那么多时间，花费那么多精力，招来那么多麻烦去进行家庭之间的“土地流转”，岂不是明显的往死胡同里钻。这种做法只能让基层干部感到无聊和厌倦，让群众指责为瞎折腾。

6、金融危机后，中国几千万农民工没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不是别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工回到村里至少还可以依靠土地为生，如果“土地流转”的政策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多数农民便失去了仅有的依靠，倘若以后再发生金融危机，农民工就不会在危机中平稳过渡，发生农民暴动应在意料之中。

7、家庭经营下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仅仅体现在承包的土地上，而不会体现在集体的事业上，因此，改革初期农民积极性再高，都未能顾及到集体事业的发展，结果很快导致了水利设施的严重毁坏和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削弱，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发展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随后，体现在承包地上的积极性也没有了，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外出打工。相反，新型集体化村的劳动积极性体现在集体经济的壮大和集体事业的发展，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实现了共同富裕，实行了教育免费、医药免费、住房免费、部分衣食用品免费的分配制度，因此，这里的农民安居乐业。

8、新型集体化村实行的分配制度，明显体现了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特征。这既是新型集体化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自豪。这一事实有力地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让人感到遥远，但共产主义社区离我们却很近，同样令人向往。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满足了小农经济的私欲，却毁灭了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断了农民集体智慧的伟大创举（当年林县人民自力更生创造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红旗渠工程，如今对红旗渠修复却花费了国家九亿元），丧失了农民的大团结精神，关闭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农民陷入无休止的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