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对“三农”问题的感悟

农村未来走向的探索能否突破家庭经营的束缚，则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健。因为曾经激发农民热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十年来不仅没有使他们迈进共同富裕的大门，而且给他们带来种种预想不到的麻烦和灾难。悲惨的现状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承包地，转向城市打工。为此，我作为一名改革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也曾感到十分的无奈和困惑，经过不断反思，终于有所感悟。

一、家庭经营持续势必导致“三农”危机并发

尽管农村改革初期农民劳动热情高涨，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随着家庭经营下的集体经济不断削弱，集体设施严重毁坏，生产条件明显滞后等许多问题的暴露，不久，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开始减退，后来发展为严重的“三农”问题，令农民怨声载道，令基层干部无可奈何，令高层决策者没有良策。目前，“三农”问题已呈现出危机并发的态势。

1、生产危机。山东菜农韩进绝望自杀的悲剧，以及各地许多类似内蒙土豆卖难、江苏大白菜卖难，山东大蒜卖难等问题，已严重打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问题不仅导致生产大起大落，而且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以及农民心理上的恐慌和不安。尽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补救，但这一危机总是无法避免。因为家庭经营下的任何组织都很难统一农民的个体意志，所形成的状态必然一盘散沙，所实行的经济实际是自由经济，绝非专家学者美言的市场经济。继续奉行现有的家庭经营政策，即便再过三十年，照样生产不断失控，市场不断失衡，危机不断频发，悲剧不可避免。

2、生活危机。目前，农村看病难、上学难、婚事难、丧事难，已被公认为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四座大山。一方面，家庭经营下的生产危机导致农业增产不增收，落后的生产和消费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农业产业化始终难以实现，农业收入来源有限；另一方面，家庭经营导致集体经济空虚，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虽然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许多农家子女不得不花费高额的费用进城求学，虽然实行了医疗保险，但小病不方便，大病看不起的问题依然存在。

3、粮食危机。由于家庭经营下生产条件明显滞后，发展后劲明显不足，生产效率极低，生产成本太高，加之农民一盘散沙的状态，因而农民在市场上失去了话语权，粮价十分低廉，导致谷贱伤农。以山东农民种植小麦、玉米为例，种子、化肥、机耕、浇水、农药、除草剂、收割等种地成本每亩520元，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是800-900斤/亩，价格1.1-1.2元/斤，按照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净收入只有1000元（两季），如遇天旱，及化肥、农药、地膜等生产资料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远不如外出打工一个月挣的多。上世纪70年代，山东一带小麦、玉米亩产量突破1000斤，可收入200元。当时的200元值今天的27249元（以黄金购买力计算，1976年二级工38.87元/月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5296元）。以上因素导致农民纷纷外出打工，导致种地的劳力不断减少，并且弱化和老化，因而不能精耕细作，甚至大片耕地荒芜。同时，中国粮食进口逐年增加，粮食储备明显不足，粮食危机正在逼近。至于农业部宣布我国粮食“八连增”的信息，则是各地为反映官员政绩提供上去的，并不能让民众感到踏实，更不会感到乐观。

4、生态危机。第一次绿色革命以来，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及转基因技术的使用，导致空气、水、土壤等环境严重恶化，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事实证明，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农业模式已严重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急需通过大力推行生态农业，解决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环境恶化等问题。实施这项伟大的工程，离不开劳动者之间的密切分工和协作，而家庭经营下分散的个体劳动和生产，不仅不利于促进劳动者的分工协作，而且各种私采乱挖等破坏环境的行为有增无减，导致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和草地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为特征的生态破坏范围仍在扩大，程度明显加剧。

5、信仰危机。家庭经营不仅没有使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而且给他们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尤其生产危机的不断频发，生活危机的不断加重， 已使广大农民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失去了对党的信仰。目前，农村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信仰并存，信教队伍不断扩大，信教活动更加频繁。

6、执政危机。家庭经营导致集体经济不断削弱和瓦解的同时，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削弱，农村各种管理、监督、约束明显松动，小农经济的自私性、落后性充分暴露，腐败落后行为大量出现，势必造成执政危机。

当然，在东南沿海和城市郊区的部分村，分田到户后照样很富裕，似乎不存在以上严重危机，但这不是家庭经营的优越性，而是区域优势和开放的机遇所致，一种情况是利用沿海地区的便利条件，从国外倒卖内地紧缺商品走向富裕的，另一种情况是依靠卖地发家的，目前，这两种情况都已走到尽头，除此以外，所有的“小岗村”几乎没有一个走向共同富裕，并且能够摆脱以上危机的困扰。另外，个别地方疯狂开发地矿资源促生了极少数暴发户，有的个人资产多达几十亿元，然而，这实在不是广大农民所能向往和实现的。在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中国，有几个农民可以垄断城市化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又有几个农民可以垄断当地的矿产资源实施暴利开发？相反，恰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持续才引发了私有化趋势，导致中国贵重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导致城市房地产价格失控，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资源利益共享的权利，这一点，已被广大农民所认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让大多数农民发财，正是大多数农民利益严重被剥夺的情况下造就了极少数暴发户。而由此产生的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必然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是广大贫民对暴发户的仇视心理不断加深，贫民与暴发户之间的矛盾冲突急剧上升，另一个是一些暴发户为富不仁，仗势欺人，甚至违法乱纪，公开干预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以致吏治腐败的问题，不断滋生和漫延。这种由经济制度产生的腐败绝非仅靠政治上的反腐败所能根治。对此，就连一些明智的暴发户也感到十分担忧，曾有几位暴发的矿老板对我讲，有了钱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的确是个大问题，国家是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显然，以上家庭经营下的各种危机严重困扰着农村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