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坚持用实践标准统一思想认识（3）

三、为落实遵义会议决定中央决策层重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统一思想认识

　　遵义会议作出一系列正确决定，而要落实会议的决定，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还必须依据战场情况的变化，重视在新的实践中用实践标准继续统一思想认识。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可以说，红军每次渡过赤水河，都是中央决策层在新的实践中继续统一思想认识的结果。

　　为贯彻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红军需要迅速北渡长江。为此，中央红军于1月19日从遵义地区分三路向北开进，预定在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后，相机在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在红军向北开进中，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团于1月27日进抵土城镇以东地区，与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两个旅在枫村坝、青杠坡一带遭遇。毛泽东根据该路敌军孤立突出的态势，决定迅速歼灭该敌，为北渡长江创造条件。但是，土城战斗于1月28日打响后，才发现敌情有变，当面之敌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敌人援军还不断开来。

　　尽管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但由于主要领导人思想统一，朱德、刘伯承亲自到前线指挥，红军经过一天激战稳住了战场态势。同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土城战斗的实践，当天就开会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命令红军主力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分头准备，指挥红军连夜西渡赤水河，摆脱了当面之敌。

　　红军一渡赤水之后，向四川的古蔺地区前进，再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2月5日，在威信县水田寨附近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随后，中央政治局于2月7日在大河滩附近召开会议，总结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改变原定渡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在2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决定向各兵团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再次统一了思想认识。11日，红军分三路从扎西地区调头东进，二渡赤水，向遵义方向出击，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五天之内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近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二渡赤水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东进的企图还是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亲自策划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更有效地调动敌人，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各军团。朱德于3月4日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急电各军团首长，强调指出：“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第472页，中央文献2006年版）这是宁都会议后，从组织上正式恢复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为了在运动战中歼灭追剿之敌一部，中革军委于3月5日凌晨电令各军团，在遵义至仁怀的西进路上袭击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但是，红军在鸭溪一带并没有捕捉到有利战机，而红军指战员却急于同敌人作战，甚至提出进攻驻守在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一个师。中央政治局于3月10日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驻敌问题。与会者多数人同意打，只有毛泽东一人说不能打，应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固守之敌是啃硬骨头，很可能陷入被动。在激烈的争论中，毛泽东甚至生气地说，你们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就不当了。会议表决的结果，大家还是同意打。这就意味着毛泽东任职仅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这是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中央决策层在统一思想认识方面遇到的一次重大困难。

　　由于事关党和红军的命运，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来到周恩来的住所，请他把作战命令晚一点发。到第二天再次开会，经过周恩来再次陈述利弊，才说服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而再次统一了思想认识。毛泽东从这件事中认识到，作战决策不能这么多人集体讨论，建议成立一个精干的军事指挥中心，及时处理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以免贻误战机。这样，党中央于3月12日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行动。至此，遵义会议的四项决定得到了全面落实。随后各军团再次东渡赤水河，先后赢得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等胜利，最终完全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上述情况表明，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用实践标准不断统一思想认识，是落实遵义会议决定、扭转当时的被动局面的关键因素。（作者单位：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