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壮道：李大钊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很多独到见解，有些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李大钊认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后，国家和社会权利逐渐增加，个人自由易受其干涉，遂致束缚”的看法，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在李大钊看来，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个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1921 年12 月,他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中指出:“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以此之故,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民主与自由,而且要发展民主与自由,它在精神上与民主、自由相通。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核心和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

但是，尊重个性、保护自由，并不是不要社会秩序。在1919 年2 月的《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一文中，李大钊指出：“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也就是说，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可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提出“真实的自由”和“真实的秩序”的概念。他说：“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夸大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

由此可见，在李大钊心目中，社会主义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制度下最大限度地发展个性，实现全面发展。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同安定有序相统一的社会，自由与秩序不可偏废。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

李大钊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社会的意义，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依据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并且“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1923年9月7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是“穷”还是“富”的问题，作了充分的论述。他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正在于“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可见，

李大钊判断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富”，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精神产品。

社会主义要创造超越东西方的“第三文明”

在李大钊的社会主义理想中，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也拥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结合。这使他保持了对西方文化的尊重和积极借鉴吸取的精神。李大钊认为,“平情论之,东西文明, 互有长短, 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指出，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这两种文明的共同参与，“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李大钊主张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寻找一种兼容结合的文化空间,以使两种文明的精髓得以继承和发扬。为此，他提出了“第三文明”的概念。1916年8月，他在《“第三”》一文中指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 理想之文明, 向上之文明也。”在他的心目中,“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他认为，单靠东方文明或单靠西方文明都不能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危机问题。未来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在文化上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并超越东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走“第三文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基于这样的立场和认识，李大钊特别看好当时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俄罗斯文明：“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也就是说，东西方文明要相互结合、共同发展，除了要相互交流之外，还要有一种文明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观照，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彼此，相互取长补短。

社会主义要“互助、互爱，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新型人际关系呢？李大钊认为，人们应该“互助、互爱，不是谋怨仇，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在社会中可以表现人的感情，且以尊重人格的观念出发”。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对旧社会和人们精神的改造，“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心情舒畅、关系融洽，在一种宽松愉悦的状态下尽情发挥创造性，从而使社会呈现出一种“互助、互爱，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良好状态。

他认为：“历史上显著而最可注意的事实，乃为协合精神的继续的扩张。”“协合的原理，是将来社会发展的关键。”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协合”的伦理观念也一直存在，“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李大钊相信，随着阶级对抗的消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为人与人之间建立真正互助友爱的新型关系创造前提条件和基础。“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杰出宣传家,李大钊所理解和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的人们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他的这些思想也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