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称：茅台是三公消费“替罪羊”（2）

三公消费是“皮”，茅台是“毛”

慕德贵的话很好理解，三公消费高确实不是茅台的错，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公消费就是那张“皮”，而茅台充其量是附在上面的一根“毛”。何况，即便公款不喝茅台，还有诸如至尊香烟、鱼翅燕窝、奔驰宝马、五粮液、IPAD、天价旅游考察等无数根“毛”，也正是这些不受限制的公款消费，集体将三公消费推高，成为百姓不可负担之重。

近些年，公款消费茅台的新闻屡被曝光，比如河南驻京办采购66万元茅台、中石化广东分公司采购168万元茅台、贵阳一个区政府一年喝掉1200瓶茅台等等，公款喝茅台已是普遍现象，甚至有公务接待没有茅台就没档次的说法。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茅台几乎成为公款消费的代名词，自然也就要替三公消费挨骂了。不过，茅台本无罪，只是一种商品罢了，虽然价格较高，但只要公款不去消费它，也就无碍于社会，甚至还有利于经济发展。

因此，三公消费不等同于茅台，单纯禁止公款喝茅台也作用不大，没有茅台，公款还可以喝别的高档酒，可见，要想刹住三公消费之风，重点还是从制度建设着手，从根源上杜绝公款无度消费的乱象。在本届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提案建议，将“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即是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对三公消费予以规范化，制定合乎理性和标准的公款消费模式，限制公款过度消费、乱消费的行为。

然而，除了“三公消费入刑”外，还要考虑到“公款消费背后还是一种分级、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项目管理体制。”现有的财政分配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诸如预决算不透明、不严谨，财政支出不够明细，缺少追责程序，“跑部钱进”现象泛滥等，都是在变相纵容三公消费。因此，在法律建设的同时，亦要改革财政分配制度，让财政收支阳光化，才能从根源上控制公款消费行为。

禁公款买茅台不如为公款消费立法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使用，这三公消费，造成巨大的财政支出和浪费，并产生了许多的腐败，有目共睹，公愤极大。据九三学社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经达3000亿元。不言而喻，数额如此庞大公款消费，挤占了许多民生支出，让改善民生变得捉襟见肘，造成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投入严重不足。尽管我们党政部门出台了不少有关限制公款消费的规定，甚至每年还要发无数个通知，但公款消费的比例还是很大，而且逐年递增，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

政协委员提出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固然是好，但政协委员只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没有立法权，所提的议案也没有多少约束力。因此，如果全国人大代表能联名提出这样一个议案，效果可能会好些。要从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费，只有通过人大立法，从依照政策遏制公款消费走向依法遏制公款消费。具体地说，就是由全国人大通过一部《公款消费法》，对公款吃喝、公款考察、公车使用这三公消费，做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

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对遏制公款消费行之有效的法律，并结合我国现有的有关公款消费的规定，形成《公款消费法》，这部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起到有效地大幅度地减少公款消费数额，从根本上套住公款消费这头脱缰的野马，给它戴上笼头，不能让再继续“撒野”。《公款消费法》必须与刑法相关条款联系起来，如同酒驾醉驾那样，凡是公款消费超出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一律按贪污罪论处，绝不姑息迁就，坚决严惩，要零容忍。

实践一再证明，只用文件政策遏制公款消费的方法已经基本失效，原因就是这种监督是内部监督，公款消费未被认定为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被认定为是作风问题党风问题，貌似大张旗鼓地反对公款消费，实际上没有威慑力。只有对公款消费立法，才有可能解决公款消费愈演愈烈的问题，解决好所有公款消费问题，公款买茅台酒的问题也就一并解决了。我们期待着对公款消费尽快进行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