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汇改为什么这么难

人民币早就具备升值条件

以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固定与高估体制为起点，中国汇改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一套受国际收支基本面条件和汇市供求基本关系决定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但转型两大阶段改革的取向却大相径庭：1994年之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通过持续大幅贬值，使早先被高估的汇率逼近大体均衡；而后一阶段的任务，则是如何因应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的要求，容纳趋势性升值，使汇率不至于过度偏离动态均衡。

这两个阶段都伴随着大量的争议，直至目前，第二阶段的争议仍未完结。从200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廉价的货币》署名文章算起，人民币升值争论已有十余年历史。即使以这一争论2002年至2003年在国外扩大发酵并在中国引起热议为发端，距今也已有近十年时间。

事实上，早前争论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比如早先反对升值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我国外汇储备不多，所以拒绝升值、多积累储备的策略挺好。但随着2006年底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其后又相继过2万亿和3万亿美元，"储备不足论"早已销声匿迹。现在问题倒是，人民币升值会定义性地导致储备账面价值缩水，反过来又成为牵制汇改的因素之一。

从劳动市场角度看，世纪之交时，我们面临着企业改制带来的一次性超常下岗失业压力，而推延人民币升值，则有助于缓解这方面的压力——这或许是最初质疑人民币升值的唯一较为合理的考量。不过，随着新世纪初年新一轮宏观景气增长展开，2004年沿海地区遭遇第一轮“民工荒”冲击，继而转变为近年各地频频报道的“用工荒”现象，城市的求人倍率已经显著上升。劳动市场朝供求偏紧方向发生趋势性转变，早就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遏制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多方困扰和损失

十年开放宏观经济史显示，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上升，进而迫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单边干预汇市，遏制升值趋势，会带来多方困扰和损失。以国内投资平均高回报为背景，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仅从储蓄配置角度看，就意味着相当大的国民福利损失。为了维系非均衡的人民币汇率，将会牵制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而一旦汇率、利率等价格型宏调工具受到过多限制时，面临宏观经济失衡冲击的政府，更容易采用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和行政干预手段，使“宏调微观化”顽症有增无减。

十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不把汇率、利率等基本价格弄清楚，政府就很难实现管好货币的政策目标。近年来，与汇率不平衡相联系的外汇占款规模扩大，成为倒逼货币过度扩张的主动力来源。我国广义货币（M2）从2003年初的19.05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末的85.2万亿元，增加了66万亿元。同期GDP从13.6万亿元增长到47.1万亿元，增加33.5万亿元。M2与GDP的比率从1.4高位进一步攀升到1.8。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同期年均通胀率超过5%，房价年均增速超过两位数。

汇改滞后与外部失衡，也给管理外部关系带来了新困难。维护现行汇率体制，不仅成为我们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贸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而且导致我们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发生不小的分歧，使我国整体利益得不偿失。据报道，在G-20有关汇率和外部失衡定义的讨论中，我国代表有时竟不得不面临"一对十九"的囧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