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汇改为什么这么难（2）

部门利益等三大因素阻碍人民币升值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仍然未能真正建成市场化的汇率体制？升值问题为何如此纠结难断？回头观察可见，多种因素组合作用使得汇改与升值具有特殊挑战性。

首先是认知问题。升值争议初起时，由于对生产率追赶要求本币升值的规律缺少足够认识，我们未能从大国开放经济成长的规律层面去理解汇率升值的客观必然性，因此，汇率改革的整体策略缺少主动性。另如宋国青教授注意到的，外部逆差失衡在国际收支上面临着“外汇储备不能低于零”的简单约束，因而在早年争论是否应该通过贬值解决汇率高估问题时，相对容易达成正确共识；而在储备规模增长上限约束方面则没有单一阈值，而认识到汇率低估导致的失衡不可持续，则更为困难。

其次是利益作用。低估汇率等于给出口部门提供补贴。因此，讨论汇改时，有关部门问卷“测试”出口企业看法，得到比较消极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官员担心人民币升值影响当地经济增长或加大就业困难。外贸管理部门以贸易增长为工作目标，担心升值会妨碍达标。这种强有力的利益联盟，对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再次是“价格不管用”心态的影响。多年前，周其仁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以“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为题，剖析了我国转型期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我们在一般原则上早已接受市场经济体制定位，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经济活动协调管理的具体场合中，对价格机制仍带有太多保留、置疑和否定。汇率是调节开放经济内外关系的基本价格，“价格不管用”的心态，不利于让汇率回归相对价格的基本功能定位。

中国汇改步子还过于胆怯

主动改革缺少动力，汇改讨论往往在回应外国诉求的语境下发生，如何看待内外利害关系，使问题平添一层复杂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双赢”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不过面临汇率升值这类新的复杂敏感的涉外议题时，“零和游戏”思维方式仍然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事实表明，如果在汇改中采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应该反对”的策略，最后必将作茧自缚。总之，在中国转型环境下，做一件事，无论涉及价格调节，或是关乎内外利益调节，都会很难。而汇改等于把两件事搁在一起做，当然是难上加难。

另外，汇改争论还受到误读日本经验以及阴谋论观点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随之而来的是长期衰退。日本与国际学术界对其根源有大量研究，主流观点认为，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快速增长的银行信贷和过低的利率，是导致资产泡沫的根本原因。而国内媒体一度把日本泡沫经济根源简单归结为日元升值，进而把人民币升值解读成外国针对中国的“货币战争”。这类流行观点，一度制约了对汇率政策进行理性而务实的调整。

在周小川行长与合作者1993年出版的《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中，对人民币汇改历程提出了中肯的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汇率调整表现了务实和客观的态度，即希望建立一个真实而合理的汇率。问题在于，政府前些年在调整汇率时的步子总是偏小的，过于胆怯的。”

过去20年来，尤其是周行长主政央行近十年间，我国一直在探索如何建立一个与中国开放大国利益一致的“真实而合理的汇率”。1994年汇改，我们接受了单一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目标，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致力于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一目标的设定，无疑是科学而正确的。然而从改革推进过程看，我们似乎仍未彻底摆脱“过于胆怯的”浮动恐惧心态羁绊。时至今日，汇改攻坚仍然是建构并完善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