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学前教育和高中应纳入义务教育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就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意味着单纯以劳动力数量衡量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将丧失。

作为当时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重大举措，我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于2002年和2003年先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目前每年高校毕业生已经超过600万人，预计2020年超过900万人。近年来，社会上对于高校扩招有种种议论，指出了一些负面效果，如大学毕业生数量庞大导致就业难，进而造成起薪低；高校规模扩张过快导致教学质量降低，高校负债严重甚至出现债务风险等等。

然而，上述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教育体制改革加以解决的操作层面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带来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变化是，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得到显著改善。如果我们把各级学校毕业后未升学的总人口粗略地看作新成长劳动力的话，1999年这部分人口中高校毕业生比重为5.6％，高中毕业生比重为17.8％，而201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提高到36.0％和22.8％。也就是说，目前新成长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重已接近60％。这个成就与高校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相比，显然是更加主流的，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和长期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作者建议，我国高等教育应该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甚至应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保持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显著改善劳动者人力资本素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必然要求。迄今为止，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以增加要素投入为驱动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随着我国于2004年跨过了“刘易斯拐点”(由于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和城市转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不断缩小，并在某个时刻趋于一致，这个时刻被称作“刘易斯拐点”。对中国是否已经跨过这一重要转折点，经济学界颇有争议。——编者注)，人口红利也将于2013年随着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而消失，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资源重新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获得增长的驱动力。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关键的跨越，没有人力资本的显著改善是难以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有沉痛的教训。在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曾经发展很快。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注和对于教育质量的批评，促使政府有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就劳动年龄人口中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来说，日本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45.3％下降到1990年的40.4％，回到了1965年的水平上。在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因未能转向创新驱动而陷入持续的停滞状态。例如，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对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37％跌落到1991－2000年的－15％，导致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其次，高等教育发展及其诱导形成的高中阶段教育的扩大，是提高受教育年限的有效手段。经济学家通常采用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作为表示人力资本的指标，并发现其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与否，同样有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显著提高，即要求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普及义务教育达到的。随着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水平，继续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须通过高中和大学的普及。

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因此，为了达到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要求继续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并由此诱导高中入学率的提高。

第三，培养具有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能力和高端就业技能的劳动者，也是保持经济增长持续动力、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必然要求。按照目前相应产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这就是说，人力资本含量低的产业将逐渐减少，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者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

在这方面，美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一度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导致许多青年人不上大学甚至不上高中，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低端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日益丧失竞争力，实体经济相对萎缩，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永久性地丧失一部分就业岗位，形成“无就业复苏”，那些受教育水平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的劳动者群体，则容易陷入失业和贫困状态，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