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什么是真正的香港危机？（2）

当初开通CEPA和自由行时，中央和港府都有一种期望，那就是用这种刺激措施使香港经济喘一口气，用以带动金融、专业服务、教育和医疗等产业的服务需求，毕竟这些行业才应该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然而近十年过去，有评论认为，零售业的急剧增长“其溢出效应无法到达其他产业”，反而使其他新兴产业难有发展的空间。即使增加了就业，自由行吸纳的主要是大量的低技术劳动力，年轻人投身其中亦难有好的发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处除了商铺业主，普通市民几乎享受不到。反而是连锁零售商店的急剧扩张，破坏了香港社会原本的社区结构和消费习惯，其中的损害逐渐浮现，演变成今天港人与内地游客的对立。

更严重的是，在这十年之中，自由行带来的眼前利益和繁华景象甚为符合港人实用主义的心态，而“背靠祖国”的神话也已经深深植入香港社会的群体意识之中。由于库房连年盈余，政府不仅不再讨论税基狭窄的问题，还以争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施”为政绩，遑论顾及经济转型。

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曾荫权政府才终于大梦初觉，委任了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提倡发展知识经济和“六大优势产业”，时至今日仍成效不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无论创意、环保、医疗或是科技等多么先进的现代产业，在香港首先便要克服高地租带来的成本问题，这恰恰又是香港经济的重心和痼疾所在。高昂的地价和生活成本，极大削弱了香港在很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旧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可能更加恶化了。因为就在这十几年间，无论香港经济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变化，有高地价护航的大地产商却始终旱涝保收，以回归前就已积累下的雄厚土地储备和资产为基础，在回归后几乎不受节制的环境里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寡头，不仅巩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阻碍了自由竞争，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根据香港社联的统计，2010年香港录得十年以来最多的贫穷人口数量以及最高的贫穷率，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最悬殊的城市。

地产财阀的合围

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气、电力以及超级市场等，无一不由大地产商所控制。高度垄断之下，各个领域的公平竞争渐渐不复存在。

2010年，一位前地产商私人助理潘慧娴女士撰写的《地产霸权》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地产霸权》所依据的，除了公开的经济数据，便是十几年来港人无比熟悉的大小事件，但串联在一起，便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超级寡头垄断经济与民生命脉的景象。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主要的四家地产商就已经控制了香港55%的房地产市场，如今新的地产商已经极难进入这个市场。而大地产商凭借地产事业获取的暴利，进而收购拥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机构，享受这些廉价地皮的同时也因公共服务的专营权和垄断地位获取稳定可观的利润。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气、电力以及超级市场等，无一不由大地产商所控制。

受此书启发，一位名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开始身体力行一个“一年不帮衬地产商”的计划，然而，这项计划殊为艰难。纵使他不搭乘公共巴士，不去连锁超市，不去连锁快餐店，不去大商场里的电影院，不装上网宽频，他也无法不用电，不坐渡海小轮或是地铁。电力公司和小轮也都属于大地产商所有，而港铁本身就是一个地产商。今天，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已被全部纳入地产商强大的网络之内，民众在无法负担房价的同时，更发现当公共服务加价时，他们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高度垄断之下，各个领域的公平竞争渐渐不复存在。政府的放任无疑助长了跨行业垄断的加剧。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时代，立法局已经开始讨论公平竞争政策，但在回归之后的头十几年里，特区政府一直反对订立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公平竞争法，而只愿意对电讯和广播业进行反垄断监管；直至2008年，政府才终于发表竞争立法建议的咨询文件。这条法例原计划应在2008至2009立法年度内通过，但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在这十几年香港大学所作的历次民调中，香港社会“公平”指标得到的评分，长期在各项指标评分中包尾，远远落后于自由、文明、治安、廉洁、繁荣以及法治等指标；2011年12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若要在“繁荣、廉洁、公平、自由或福利社会”中做出选择，最多港人选择的是“公平社会”，其次才是廉洁和繁荣的社会。反抗各种不公平，拿回自己应得的那份，俨然成了港人的头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