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重新思考均衡增长（3）

因此它暴露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叫under regulation，监管不足；第二个叫under taxation，税负不足，即对金融机构要么还没有税负，要么税负很低。对金融机构来说，他们不仅仅要交用于提供公共品的钱，而且还得交出一大笔用于防范金融危机的钱，但这些钱没人交。

现在欧洲人认识到这一点了，想收金融税，但美国政府反对金融税这件事。金融既然有风险，第一就要监管，第二就要重税。重税了它收入不就减少了吗？重税拿出来，一部分为提供公共品做贡献，一部分用来组建稳定基金，用税收手段来平衡和稳定金融风险，收入低了，投机性也就少了。我们也并不是说不要发展金融了，关键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英才》：也就是说比较合理的情况是，虚拟经济、货币经济的税负要比实体经济的税负重一些。

樊纲：对。因为你要加一个防范危机的资金。但是为什么这事又行不通？因为资金是全球流动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税这件事需要在全球同时推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否则大家都想搭便车，我征税，他不征税，然后资金都流到他那儿去，他那儿就拥有了更多的资金、更繁荣，当然也承担更多的风险，但他宁可承担风险，不愿征这个税。实际上制造业也是全球流动，但其流动程度小一点，而资金则电脑按一下就流到美国去了。

未来的问题

《英才》：在推动经济走向均衡发展的道路上，经济学者如何体现自己的作为？

樊纲：作为学者的利益超脱，包括超脱于私人企业家。我们鼓吹发展私人企业，但不能等同于私人企业利益集团。

学者还要具有前瞻性，均衡不但是现在的问题，而且还是未来的问题。这一次西方包括欧洲和美国，这么大的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民粹主义的结果。民粹主义拼命许诺个人支出，拼命搞社会福利，税收高的时候，开空头支票，现在危机一来，税收一下降，水落石出，赤字、债务都暴露出来了。

我们现在社会福利制度很不好，刚刚开始建立，还有待发展，但此时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告诉政府该干什么，给钱的事是政治家们乐意干的事情，而经济学家恰恰要在这个时候警告政府，不要以为你现在花钱花得很痛快，从过去的拉美到现在欧美的教训不能不吸取，政府社会福利制度要量入为出，不能唱高调，不能搞过度消费，掉入“过度福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