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故宫100年：从皇家禁地到公共博物馆

2012年伊始，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经历去年失窃、文物损伤等“十重门”的坎坷，今年故宫能否展露新气象，是万众瞩目的话题。单霁翔带给公众的第一个消息是，2016年，故宫开放面积将由目前的45.79%扩大至76%，除近年增开武英殿、文华殿外，还将开放慈宁宫、慈宁花园、寿康宫。从皇家禁地到公共博物馆，故宫走过百年跌宕历程。只有不断开放，故宫才能冲出宫帷秘闻、灵异传说的重围，还原87年前建院的本来意义，引领人们深入中国辉煌的古代建筑艺术殿堂，走进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打开故宫100年

“开放”故宫，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人们常用“日落紫禁城”这个诗意的短语来形容那次惊世巨变。但辛亥革命并没有结束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历史。从1911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沿用宣统年号，供养一批对他俯首称臣的遗老和太监宫女，还曾在张勋导演下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在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爬上宫墙看外面车水马龙的新世界，一道宫门，锁住一个凝固的时代，宫外与宫内差距之大，堪称“穿越”。

直到故宫博物院建立，宫门才第一次向民众敞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博物馆，成立80余年来，它伴随跌宕的中国近现代史，走过一段坎坷历程。无数革命者、学者、普通公民，为打开这座古老宫殿一道道沉重的门，付出了前赴后继的努力。每一道门的开放，其背后都可能蕴藏激烈的思想变革和观念交锋。

冯玉祥为公“逼宫”

第一个把宫门撞开的是冯玉祥。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进京之后冯玉祥发现自己很快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中，革命举步维艰，他决定索性干一件“心里搁了很久的大事”：把“小孩子”请出宫，免得今后有人再搞复辟。

11月5日上午9时半，冯玉祥派他的“五虎将”之一鹿钟麟等人直接深入隆宗门外，进逼养心殿，特派国民代表、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煜瀛同去，以作见证。他们给养心殿内正准备开“御前会议”的溥仪发出命令，下午就得立即携眷搬出紫禁城。宫里当时就慌作一团。下午4时10分，溥仪与“皇后”婉容、“皇妃”文绣及亲王载沣等走出御花园，在冯军的“保护”下，登上已开到神武门内的5辆汽车，永远离开紫禁城。溥仪被告知“私产加锁，日后来取。”“至于宫内所藏历史文化物品，均系国宝，只能封存宫内，收归国有，不能归爱新觉罗一人一姓所有。”结果在上车前查验行李时，溥仪的铺盖卷内搜出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这大概是逊帝在惊变之时最想私藏的心爱之物，当即就被扣下。这两幅字画后来在战乱中几经辗转、飘洋过海，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冯玉祥以武力迫溥仪出宫，从发生的那一天直到现在，都是颇受争议的行为。赞扬者认为这是快刀斩乱麻除了复辟祸根，批评者认为此举毁弃民国政府承诺的清室优待条件，失信于天下，胡适甚至认为这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争议背后显示一个大难题：“皇帝”赶出去了，故宫怎么办？一座倾国倾城的殿堂，如何处理才能彰显中华民国政府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同？几经辩论，成立博物馆是众望所归。既从客观条件上断绝复辟的机会，又通过建造现代文化事业，开启民智，冲击“家天下”的残余思想。

故宫博物院选择在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不是偶然，这一天正是中华民国“双十节”，说明改皇宫为博物院，不仅是重大文化事件，也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宣言。神武门挂上了李煜瀛手书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把溥仪赶出宫的鹿钟麟在开幕式上得意地讲话：“大家听过《逼宫》这出戏。彼之‘逼宫’为升官发财，或为当皇帝；我乃为民国而‘逼宫’，为公而‘逼宫’。”

故宫在1925年4月就陆续开放了中路（御花园、后三宫等处）、西路（西六宫等处）及养心殿、寿安宫、文渊阁、乐寿堂等处，10月10日建院当天，又增辟古物、图书、文献陈列室。千百年来，老百姓连宫墙都不能靠近，而现在竟可堂而皇之参观内廷禁地，场面怎能不热闹非凡。开门第一天就涌进两万多人，第二天来了三万多。故宫虽大，一时间也人满为患，游人几乎无法自己选择方向，彼此挤着形成一股巨大的人潮向前缓缓流动。

人们都对皇家生活用品兴趣浓厚，对于更为珍贵的古器、建筑则不大关注。乐寿堂因为陈列有溥仪及其妻妾的大量照片，前往参观者最多。布展者也抓住了民众的心理，在储秀宫里，墙上挂的月份牌翻在溥仪出宫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没整理，尤其是桌上还放着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走之前，溥仪把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于荒乱中丢在地上，这个苹果在寒冷干燥的大殿里，既未腐烂也未遭虫吃鼠咬，竟然保存到第二年10月。既然民众对末代皇帝的生活状况这么感兴趣，那就通过寢宫原状展览让大家看看他被赶出宫时多么狼狈，用视觉冲击来瓦解皇帝权威。

徐志摩在1925年1月发表了一首《残诗》，用幽默的口语，表达了对末代皇家的嘲讽：

怨谁？怨谁？这是晴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第一笔捐款来自蒋介石

1928年6月，北伐军光复北平，实现南北统一，南京政府特派原任摄政内阁教育总长的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易培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因不愿随黎元洪追随袁世凯，辞职还乡，担任湖南第一师范的首任校长，教过青年毛泽东三年国文课。1929年2月，易培基被正式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担任院长四年间，是故宫在1949年之前的鼎盛时期。各项业务走上正轨。每年10月，易培基都要在御花园绛雪轩举办招待会，还曾邀请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在漱芳斋上演昆剧《游园惊梦》，作为故宫建院的纪念。

易培基上任时，除了溥仪及妻妾、太妃们常年居住的养心殿、储秀宫、长春宫、钟粹宫等处情况尚佳，其余宫殿都年久失修，殿顶生草长树，殿阶栏杆倾斜倒塌。此前管理者不愿让故宫受制于军阀林立各怀私心的北洋政府，所以一直没向政府要钱，几乎全靠一人一块钱的门票费生存，勉强维持日常开支，根本无力大修宫殿。在故宫工作的管理人员甚至衣服褴褛，三餐不继。易培基上任后便开始募集捐款。

第一笔捐款来自蒋介石。1928年7月，蒋介石来到北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柩，告慰总理“北伐大业”已经完成。随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和新婚妻子宋美龄专程到故宫参观了一天，陪同的故宫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吴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看得十分高兴，一路问着经过的情形，他看见许多破坏之处，我们趁势说穷，他便慨然地捐了6万元，写了手谕。”此后到故宫来的欧美各国公使、富商也纷纷捐款。筹到经费后，景仁宫、景阳宫、承乾宫得以重新翻建，慈宁花园中的主要建筑、御花园、宁寿宫区、咸福宫、英华殿和英华门等处都得到了大修。大修后故宫分三路轮流开放，西路增开慈宁花园，中路增设专项陈列室，东路新增承乾宫瓷器、景仁宫铜器、神武门城楼銮舆仪仗陈列等。每周中、西、东三路各开放两天，周二休息。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院里职工和军警有限，无力应付各路同时开放。

为了弥补院内开支，易培基经国民政府批准开始处理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比如金砂、银锭、茶叶、药材等等。当时故宫中仅茶叶就堆满了七大间房子，不知道存了几十年还是上百年，早已变质。茶叶虽然不能喝，装茶的锡罐还能卖不少钱。处理金器本是行政院批准的事务，几年后，却被易培基以前得罪的人诬告是盗卖国宝，易培基愤而辞职，打了几年的官司没有结果，含冤逝世。1933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马衡接替了院长职务，1949年，马衡专门给董必武打报告，说明易培基案发生的经过。在易培基死后十几年，冤情终于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