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

[内容提示] 结盟权是主权国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轻言放弃的外交权利。至于现在是否到了中俄结盟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应当对它的范围、任务和目标予以 限定。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没有脱离丛林状态，今天中俄的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显然高于分歧，加上俄国领导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极端外交失败的教训，其政治经验已日益成熟。面对共同的战略 压力，中俄深化战略盟友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

近期，关于中俄结盟的声音，在媒体上时有反映，这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中俄两国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战略压力。也有人根据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1]的提法，认为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而中俄结盟的构想违背了这一政策。

这其实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奉行的是“独立自主”而不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正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参加尼赫鲁、铁托等发起的“不结盟运动”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坚持的也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对这项政策作了全面表述，他说：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 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 极扩大对外交流。[2]

邓小平同志曾在1984年5月提到“不结盟”，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3]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4]邓小平这里的意思是说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尼赫鲁的所谓“不结盟”比较，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才是真正的“不结盟”。至于邓小平说“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其意思也并不是说中国“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更没有中国“永远不结盟”[5]的意思，只是说不与当时的“它们”即苏联集团或美国集团 盟。邓小平同志当然明白，结盟与否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因而是不能随便放弃的。至于是否需要结盟、或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中国自身利益需要而定。

这样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的表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不然，就不能解释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以及1961年签 订且保持有效至今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及建立其上的中朝关系的合理性。

历史经验表明，在大国博弈中明确承诺自己“永远不结盟”，无异于战事未开先自掘坟墓。二战中，不与美苏英结盟，中国今天就不可能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新中国建国初不与苏联 结盟，中国就可能在美蒋合击中倒下；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与美国结成较紧密的外交关系，在北方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至今可能还在“备战备荒”。因此，在美国已挥师来到太平 洋并明确宣布”重返东亚“的时候，我们目前不宜作出宋襄公式的“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和“永远不结盟”承诺。

二、中俄结盟是为了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

结盟权[6]是主权国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轻言放弃的外交权利。至于现在是否到了中俄结盟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应当对它的范围、任务和目标予以限定。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明确目前远东和平所依据的法律体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主要是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等战胜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其目的是防 止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已经解体，而在远东地区则大体保存并在发挥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目前已宣称“重返东亚”的美国已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为了阻止这种倾向的加剧，中俄有必要将以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向更为紧密的战略盟友关系推进，但其目的不是打倒美国，而是在捍卫雅尔塔 法律体系赋予本国——比如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拉住美国以共同维护二战后由三国在雅尔塔条约中确立的远东和平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