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俄结盟,但在外交上要为美国留有回转余地
由于美国、欧洲对中俄战略空间的步步压缩,近期出现了中俄结盟的呼吁;这与20世纪末欧美结盟是由于苏联对美国的步步紧逼的道理一样。
外交失度是国际关系失控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曾给苏联一定的信任,放缓与苏联全球争霸的步伐,结果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这导致美国里根时期外交对苏联的更 强烈的反弹,并因此毁掉了欧洲的雅尔塔体系。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曾经一度试图信任西方,希望它们能汲取人类大战的教训,更好地领导世界,但是中俄的善意却一再 被辜负。戈尔巴乔夫最相信美国,主动解散华约,自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给予西方以完全的信任,结果换来的却是海湾战争和欧盟出现。叶利钦又相信美国,结果换来的是科索沃战争和 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约。到了普京时代,俄国在反恐问题上又对美国予以信任,美国在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又联手北约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现在西方的目标又逼近叙利亚 和伊朗。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曾长期给予美国以同样的信任,结果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迎来了美国大兵“重返亚太”和2010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国在中国沿海频频军演。美国和西方对中俄 信任的一再透支,这逼迫中俄从战略伙伴关系向战略盟友关系进一步推进。
尽管如此,我们在国家战略的设计时不能忘记哲学。“上坡最难下坡处”,战略设计最难点不在于如何进攻而在于如何收手。可喜的是,目前的中俄政治家在这方面已表现出相当的智慧并作 出了相当的努力。
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 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 、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做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7]2010年9月27日,中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再次呼吁美国“应永远铭记这一悲剧及其原因和教 训,以避免毁灭人类文明的灾难再次发生”并向美国再次表达共同维护雅尔塔体制的期盼,同时也善意地给美国回归雅尔塔体制留下相当的余地。声明表示:“在这场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 承受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主要进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伤亡,承担了抗击侵略者的重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处心积虑地要征服和奴役我们两 国、其他国家和整片大陆,中俄两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制止这两股势力的人们的功勋。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捍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8]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美国在亚洲已有摆脱雅尔塔体系的倾向,这是美国外交有失哲学的表现。美国人应当明白,昨天英德曾经死掐导致凡尔赛体系在大战中毁灭和美苏取代欧洲的后果,今 天如果美国真要与中俄死掐,必然是两败俱伤,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又重新取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世界霸权;在远东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在欧洲的扶持下将会东山再起。而这一切对中 、俄、美三国将是无可弥补的灾难,届时美国不要指望欧洲仍会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对于曾向它投放原子弹的国家更不会手下留情。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9]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资本国家。今天的美国已从民族主义国家异化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国家。今天 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这样美国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别说不打仗,就是少打仗都不行。国内实业很难恢复,而没有实业,美利坚民族就失去 了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当年古罗马的衰落的情形相似,美元依赖石油、石油依靠战争——在古罗马是国民生存依赖源源不断的外来奴隶劳动,而奴隶供给则需要不断的战争。石油美元而非实 业美元已将美国与战争捆邦在一起并不得不与战争共存亡;今天美国的衰败不是由于经济的滑落而是由于战争的失败。2011年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而非占领白宫运动,说明美国民众发现问题所在,他们正试图从少数金融家手中救回自己的国家。
鉴于目前的美国已进入金融寡头而非实业民族资本的统治的金融帝国主义历史时期,其外交已成金融增值而非民族利益实现的工具,其思维已失去了民族主义理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 不排除美国出现用国家自毁即与中国和俄国石玉俱碎的极端方式推行有利于金融资本利益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俄两国就更要联手一致,相互依靠,有理、有利、有节地为保卫两 国的安全及远东和平而誓死努力;这时,中俄结盟对于两国人民来说就有了生死存亡的意义。
即使如此,中俄在争取自身不出雅尔塔框架的战略利益的前提下,也不要重蹈欧洲二战前德英冲突和二战后苏美冲突失度导致的国际体系失控的悲剧,还是应该在外交上尽可能给美国回归雅 尔塔体系留有空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即使在美国已介入朝鲜内战的严峻时,中国依然派出的是“志愿军”而非“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此回避了中美之间的国家宣战,这为美国 1953年从朝鲜收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习近平近期的访美,在宣称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也力图稳定中美关系,加强与美国合作,情同此理。在俄国,普京在即将到来的俄罗斯大选中胜出 应没有悬念。普京是一位有历史感和政治哲学的政治家,2011年10月18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一生都练习东方搏击术,我在对待伙伴关系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哲学:不论他是什么样的 ,都需要尊重他。”他指出,这不仅出于对全人类的考虑,而且也出于务实考虑。[10]俄罗斯未来由普京掌舵,将有利中俄战略合作建立在良好的哲学基础之上。
也有人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反复无常不值得信任,或者俄罗斯当前政治制度和中国已有很大不同,没有建立共识的认知基础。其实,对大国结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异同,而 是国家利益有多大的交汇点。沙特是君主制国家,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是为了石油利润,双方就结成了战略盟友关系。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没有脱离丛林状态,今天中俄的共同利 益的交汇点显然高于分歧,加上俄国领导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极端外交失败的教训,其政治经验已日益成熟。面对共同的战略压力,中俄深化战略盟友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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