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复元：是谁让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2）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

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19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58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12页。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斯大林在1945年12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

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以上引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页。

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5～246页。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古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关于重庆谈判的详细过程和国共双方的主张，中国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参考的成果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八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则重点考察苏联对重庆谈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