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⑴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⑵。后来都参加了长征⑶。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⑷、抗战建国纲领⑸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于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到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导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同同志谈话的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了一个错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千万。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向群众去学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短文中一一加以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这真是他的缺点吗？这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的健康的关怀罢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本文刊载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刊》。
　　注释：
　　⑴ 伯承，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和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去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月，和邓小平一起率部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又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⑵中央苏区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
　　⑶长征，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的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⑷ 三民主义 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⑸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