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伟：巴西缓解贫富悬殊之路

巴西的基尼系数曾经高达0.6，几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处于社会分裂与动荡的悬崖边。

在工业化的驱动下，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了GDP年均增速超过10%的“经济奇迹”周期。与此同时，巴西也进入了一个两极分化迅速扩大的阶段。到1990年，20%最富有者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64％，最穷者占有的比例为12％。受大机械农场影响，1985年至1996年，巴西有410万农村人口失去了土地，成为无地农民。贫困人口在农村中的比重从1981年的56.7%上升到了1990年的70%。另外，根据巴西的官方统计，巴西全国的贫民窟数量高达6329个，贫民窟人口总数约为1140万人，占巴西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6%。

片面追求经济增速而忽视社会分配的经济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难以为继，并且还须为此前的负债发展模式埋单。从80年代末开始，巴西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集中爆发。尖峰时刻，巴西人悬崖勒马，从1990年代中期起，以“公平社会”政策作为优先治国战略，通过3位总统（卡多佐、卢拉、罗塞夫）10多年的连贯施政，大大降低了基尼系数的峰值，并逐步走向一个中产阶层占社会一半以上的橄榄形社会。

尽管巴西贫富差距依然比中国大，但在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方面，巴西已经走在中国前面，巴西人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治国理念和社会政策值得同为“金砖之国”的中国借鉴。

3位总统接力跑

卢拉的前任卡多佐总统面临的问题是，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和外债水平都特别高。1993年底时任联邦财政部长的卡多佐成功实施“雷亚尔计划”（雷亚尔为巴西新货币的名称），久治不愈的高通货膨胀率在90年代中期回归正常水平，1993年，巴西通货膨胀率达到2489%的峰值，到1995年骤减至22%，1996年降至一位数。高通货膨胀的降低直接减少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成本，与此同时，也压缩了富人阶层投机经营的空间，而通过加征税收（遗产税、金融交易税）等办法使得富人阶层的财富面临缩水。凭借着“雷亚尔计划”的成功，卡多佐在1994年底的大选中当选为巴西总统。

尽管卡多佐实现了当时巴西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但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徘徊在市场动荡的边缘。经济乏力成为卡多佐在任8年的首要挑战，缺乏“蛋糕增量”，“切分蛋糕”自然而然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卡多佐在就任总统前以其社会学家身份（“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闻名于世，但经济增长的滞缓使其未能有充分条件实现其社会政策理念，两极分化依然延续着“扩大”的惯性，基尼系数到1996年达到了0.599的历史峰值，在其卸任总统的2002年，依然高达0.586，属“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行列。

在贫民人口超过总人口数一半的巴西，卢拉提出的“确保每个巴西人一日三餐”的竞选口号迎合了中下阶层的集体诉求。在卢拉执政的8年间（2003～2010年），联邦政府推出的社会政策多达30多项，一般将它们统称为“零饥饿计划”，其中以资助贫困儿童入学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提高贫困学生大学入学率的“全民大学计划”、实现贫困地区通电的“全民电灯计划”、改善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条件的“‘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计划”是卢拉政府社会政策的主干。

在卢拉总统卸任前，巴西的社会不公问题得到明显好转，社会政策惠及家庭达1100万户，受惠民众达2900万；中产阶层的比例从2004年的42%升至52%；赤贫人口的比重也从28%降至15.5%；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86降至2009年的0.538。

卢拉政府一揽子社会政策不仅实现了社会分配问题的改善，另一大效果是橄榄型社会已经在巴西形成。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巴西国内的消费市场逐渐成熟，国内消费成为带动经济的重要“引擎”，而这也是巴西能够有效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所在。

当前的巴西罗塞夫政府在延续卢拉的政策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一种协调的发展，强调让所有人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有点像中国提倡的“共同富裕”概念。巴西的经验告诉我们，“具有理想性的社会经济改革，是可以透过理性的设计而逐步实现的”（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萧万长语）。此时，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是领导人、领导层的理念和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