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全球化之后弱政府是普遍现象（2）

“通往奴役的道路”

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俄国和中国，工人阶级则的确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在这些后发展国家，国家政权并不像先发展国家那样，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充当一个协调者，而是和劳动站在一起。国家政权和劳动的一体化构成了巨大的力量，消灭了资本和资本赖以生存的市场。当然，在这些国家，资本的力量本来就不是很强。消灭了资本之后，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后的“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在消灭了资本之后，谁来发展经济？消灭了市场，又如何发展经济？

如日后的历史所证明的，“计划经济”最终走上了经济学家海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没有了发展经济的主体与动力，贫穷也成为必然。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计划经济，导致了普遍的贫穷即贫穷社会主义不难理解。社会主义本来就是要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但贫穷社会主义最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实现苏联模式贫穷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而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接受市场经济，才避免了和苏联的命运。

第三波西方民主就是大众民主。资产阶级创造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这使得西方民主大众化变得不可避免。之后，各种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少数种族等也通过各种社会运动（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进入政治过程，民主的大众化过程至少从理论上说完成。现在人们把很多权利和民主化联系起来。在历史上看，的确很多权利尤其是公民的政治权力是随着民主化而产生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很多方面的权利，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在民主化之前已经实现。西方很多方面的社会制度建设发生在大众民主化之前，甚至在专制主义阶段。最明显的就是法国的教育制度是在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时代建立的。可以说，西方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和大众民主化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历史经验表明，大部分国家制度必须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如果不能得到建立，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民主化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不过，这种政治能量可以有效地摧毁现有的制度，但不能同样有效地建设新制度。历史地看，民主政治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贡献并不很大。我们可以举美国为例。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其大部分制度都是建国那一代政治领袖建立的，后来只是修修补补。只有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当社会经济的动荡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情况下，才利用危机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这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也试图为穷人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但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前途未卜。可能是危机不够深刻吧！在危机没有对政权产生足够威胁的情况下，各方面的力量很难妥协，重大的改革自然很难成功。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种极其保守的制度。在民主政治下，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表达，但要他们之间作重大的妥协则非常困难，因此民主制度非常有利于维持现状。

民主社会事实上仍不平等

第二，民主政治所给予的权利大多上是理论上和法律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自由、参与等等一系列人类所向往的原则，但并不是说民主化了之后，这些权利就会自动实现。道理很简单，这些权利的实现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民主政治在法律上保障人人的机会平等，但现实则是不平等的。尽管在民主大众化之后，原先建立的各种国家制度变得更加平等，对弱势社会阶层有利，但并不是说在实际层面，每一个人的权利真正平等了。民主是用理论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掩盖实事上的不平等的一种制度。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被视为最民主的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经常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要求平等的权利。女权运动和少数种族运动是两个常见的例子。

大众民主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精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政治和经济体系互相配合，没有重大的冲突；在大众民主化的早期，政府开始和资本脱离，向社会倾斜，但政府还是可以超越资本和社会，在两者之间充当协调人。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府很快向社会倾斜。大众民主说到底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对政治人物来说，要得到政治权力，首先就要得到足够的选票。很显然，从选票数来讲，社会远较资本来得重要。这使得今天的大众民主越来越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在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但问题是，谁来买单？西方的政治人物不管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已经不能承担福利负担，为了选票还得继续承诺高福利。而大多社会群体则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也不愿放弃任何利益。高福利的钱从哪里来？向老百姓借钱，向外国借钱，向未来借钱，这些都是西方的方法。高福利是这次欧洲危机的根源。

但荒唐的是，大众民主也很难建立一个强政府，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如本栏上周所讨论的，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税收政策成为问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全球化，但是政府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对流向海外的资本收税。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难对仍然处于本国的资本者（富人）征税，因为一旦税收过高，会迫使这些资本者流向海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而中产阶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全球化的影响下，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政府向中产阶征税就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更进一步，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一种互相否决的制度。这和民主的保守性有关。因为各种利益都可以被动员，如果在各种利益比较平衡的情况下，谁也成为不了多数，就造成了互相否决的局面。

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本质来说，是政治权力危机和国家政权危机。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西方化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确立了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现在又需要多少年，来确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呢？建立政府对企业的规制，首先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在大众民主下产生的互相否决政治，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呢？

历史经验表明，大部分国家制度必须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如果不能得到建立，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