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这套制度,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中国的制度模式只要政治精英英明就可保障社会的总体进步,而西方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多数百姓也要英明。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一次的法国大选就是观察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理智和清醒,来面对法国的挑战和寻求解决之道,实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决。而最终结果则仍然是非理性战胜了理性。
或许有人认为,德国不就是采用西方的“这一套”吗?其优异的表现不也同样不逊中国吗?确实,德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十分的亮丽,以致于德国模式红遍全球。不过,德国模式有其特殊性,首先,它没有走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放弃制造业而全力“产业升级”为服务业或者金融业的模式(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中国走西方的道路,哪就不妨看看德国)。因此,强大的出口和较高的就业率就成功助其躲避经济危机的冲击。当然德国的运气相当好,它和另一个不受危机影响的大国中国形成互补,是整个欧洲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主要受益国。而且欧元贬值也同样扩大了德国的出口优势。其次,早在十多年前,即2000年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时,就未雨绸缪的进行今天其他国家才进行的痛苦改革:削减国家开支,减少福利(失业者从领取32个月失业金减为12个月,失业者必须接受就业部门所提供的任何工作),“灵活”劳务市场规则----即低工资、增加劳动时间。从而创造了上百万月薪只有四百欧元的工作(法国目前法定最低工资是1300欧元),目前德国约五分之一即740万人从事这样的工作。全球知名的西门子和戴姆勒公司把工资时间从35小时提高到40小时,而工资没有任何补偿。说起来,德国成功的秘诀和中国一样:低工资、低福利、长时间工作、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低汇率(自然是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而言)。
如果我们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检验德国模式,我们会发现,德国实现独立以来,不管是实行君主制、第三帝国时期,还是现在的民主时期,德国全都是强国。显然,制度因素在德国身上似乎微乎其微。或许德国实在是一个特例:这个民族过于优秀,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能扬长避短。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法德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国家、基督教国家,但70%以上的法国民众认为德国模式不可效仿,不适合法国----当然中国模式法国就更学不了。(这里本人有一问,中国和西方的差异远远大于法德,何以就有人认为西方的哪一套适合中国呢?)
当我站在巴士底狱广场,看到兴高采烈庆祝的人群,内心却一阵苦涩:法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将走向何方?这些选民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正用一张张选票把法国送上命运的不归路吗?都说权力需要制约,当今世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也算的上费尽心机和完备,只是民众拥有的权力谁来制约?谁又能制约?今天的法国无论选出谁来任总统都改变不了法国,唯一能够拯救法国的是变革制度。想当年,二战后的第四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不得不请二战英雄戴高乐出山。而戴高乐的条件就是制订新宪法,终结第四共和,建立第五共和。新宪法的要义是加强总统的权力,以使得国家有执行力。当今天第五共和又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时,其变革的方向恐怕是制约民众的权力。这既取决于危机的恶化程度,又一方面也取决于民众的觉悟。法国复兴前途之荆棘实难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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