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食品安全恐慌放大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教授柴巍中认为，日常用品安全恐慌事件，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信任危机和信息不对称，因此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增加信息透明度就变得尤为重要。

“当事件发生时，关键是要有权威机构将科学而全面的信息和事实及时传递给社会公众。但是现在，这样的信息传递渠道并不通畅，常常导致公众和社会反应过度。”柴巍中说。

正如知名媒体人朴抱一在微博上感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90年代之前，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比现在大多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至少在70年代，农村的果园就大量使用敌敌畏、敌百虫之类的高磷农药了，而且就没有不超标的。著名的除草脒6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可以致畸、致癌。在生活水平提高，对食品安全应该有更高标准，但别怀念过去。”公众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的普及。

陈君石表示，目前我国日用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力度还很薄弱，一个方面，政府还没有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另一个方面，为了避免给自己惹麻烦，很多专家也是常常不说话，或者尽量少说话。“一旦有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谈论实际危害大小，帮助大家理性看待风险，立即在网络上成为众矢之的，说成是在鼓励大家吃不合格食品、为企业开脱责任、为政府辩护。于是，越来越多专家就不敢出来说话了，这是不正常的。”陈君石说。

柴巍中认为，解决我国当前食品安全恐慌问题，迫切需要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信息发布机制纳入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建立有效、专业和权威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信息发布系统，定期、系统地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目前在美国、欧盟和联合国设有专门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机构，多方专家对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作出统一、权威的结论和警示，媒体也可依据这些权威信息进行相关报道，因此一般不会出现恐慌。”柴巍中说，美国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会主动发布相关科学与风险信息，这显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这类食品风险的科学认知。

陈君石说，要缓解目前我国不断扩大的生活用品安全恐慌，最好有一个第三方独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平台。包括生产者和销售者在内的利益集团、政府、消费者个人、行业协会、媒体等就可以经常性地进行安全风险的交流，这样在一旦出现安全事件以后，就可以改变目前国内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而可以从容做到理性应对。

“但是目前在国内，例如我们的《食品安全法》中没有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有关规定，虽然该法中规定了食品安全事故的信息发布制度，但是由于这种信息发布是单向的，往往在消除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或者获得社会公众的充分信任就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陈君石表示。

而我们强调“安全没有零风险”，绝不等于政府就对安全保障没有责任了。政府的监管也是不可或缺的。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要组织科学家对危害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再根据评估结论来制定控制措施，包括安全标准、管理办法，还要通过监管来保证这些措施的落实和实施，以达到风险处于可接受的水平。

目前在我国，对于产品安全问题，人们的神经已经绷得很紧，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很大反响，因此需要倡导理性对待。但如果依旧不能建立基于科学的信息传播通道，如何能理性呢？